散文的三种身份 胡晓军 文学的身份：“真”与“不真”同在 有专家说，散文是文学中的平民。据此社会之喻推分，诗歌当是曾经高居庙堂、如今潦倒久矣的贵族，小说算是曾为社会低层、如今时代中坚的商人。至于戏剧，身份比较复杂，有的当官，有的经商，有的做了模特，有的成了乞丐。 文学社会与其所处的整个社会纵有千差万别，但起码有两点相同。一是平民的数量总是最多。事实上，每年散文的创作量远超另三种文体的总和；二是平民的身份最易成为。表面上，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是现成的散文家，好比名门微服、官商简从，犹如模特休闲、乞丐下班，似乎随时随地都可以“一个普通平民的身份”出现。散文是另三种文学社会成员任意进入或脱出的“角色”。 散文不能拥有这等好处——旧族新贵扮也不像，花瓶人渣又没人理。散文之所以无法扮演其他三种“角色”，是因其创作思维最要本色、最要直接，而其他三种则必须作出修饰或掩饰——从素材到手法、从对象到自我。一般而言，诗歌构建意象、提炼韵味，但须为超越现实而忽略生活细节； 小说贴近现实、摹写生活，但须为塑造形象而虚构故事情节； 至于戏剧，情况比较复杂，大致如小说般反映现实生活，又如诗歌般提炼意象韵味，更要妥善隐蔽自己、只让角色说话……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有戏剧冲突也即“有戏”，否则免谈。不是火里就是水里，不是滚烫就是冰凉，“温吞水”是无论如何要不得的。总之，这三种文体为了所需要的，舍弃了所不需要的； 为了所强调的，忽略了所不强调的，其方法都是以程度不等的“不真”来成就自己。散文反之，从不挑食、无不容纳，覆盖了另三种文体认为重要和不重要、可写和不可写的所有。作为代价，散文须与“不真”绝缘，须真实地表明身份、真实地叙事写人、真实地抒情说理……另三种文体的作家，只有先行改变自文体的创作思维，才能真正进入散文这个“普通平民的身份”。 但是，无论作家还是论者，往往会被散文的这个“真”字所误。散文的“真”，被长期、广泛和执著地理解为仅是现实内容的“真”、写作方式的“真”。而散文的“不真”如联想、想象、梦境、幻觉则乏人理会、被人抛弃。这种对散文的“真”的理解及实践由来久远，从先秦、唐宋明清的“文以载道”传统延续至今，从鲁迅的“匕首投枪”到巴金的“说真话”成为超世纪的浩荡主流，不仅将散文的“支流”和“旁流”完全淹没，更令人不再去想散文还有什么“支流”和“旁流”，不再去想散文作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居然也有与其他文体同样的“不真”的权利，只不过这个权利不仅是以思想、情感，且是同时以人物、事件的“真”为核心、为主干、为起点、为动源的；更不再去想以此为基，散文不但可以进入想象和幻觉，更能根据作者意愿对素材进行取舍伸缩、整合重组、时空置换，以充分地丰富作品的内涵与外延，提升作品的文学与艺术价值。 当然，散文的“不真”与另三种文体的“不真”，具有质的区别与度的差别。如果说散文的“真”是自由的、无边际的，那么散文的“不真”则是不自由的、有限度的，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的，须更注重思想逻辑和情感表达的严谨，特别是注重对程度的控制即“适可而止”，其中的度，实在很难把握。但有一点可肯定，这种“不真”不是可有可无的施舍，而是散文本来拥有的权利。若被遗忘、忽略或剥夺，散文的灵气和生命将会被部分抽去，散文创作的想象力、创造力及其审美价值将会受到损伤，更有被从文学社会中推出去的风险。 艺术的身份：生活与技艺同在 周作人论及散文，说“有许多思想，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便可以用论文式去表他”。此话表明散文的题材，不但覆盖而且填补了诗歌、小说（应该还有戏剧）难以触及的所有空间；又说这种所谓论文，既有批评的、学术性的一类，又有记述的、艺术性的一类，后者又包括叙事、抒情及“两者夹杂”的三种情况。周作人将后一类的三种情况称作美文。此话表明散文，尤其是叙事和抒情的散文须有“美”的特质与外观，即有艺术性。或许周作人应把前一类散文也纳入美文即艺术性的范畴，一来与“有许多思想”的表述完全契合，二来为未来散文的发展留有余地、提供预判。可惜他没能这么做。如今，将某些论文作为散文来写来读来认为的人，正越来越多。 正如思想需要文字来承载，艺术则需要技术以表达。若把其他三种文体分别比作艺术家，那么诗歌是作曲家或歌唱家，小说是说书人或导演。至于戏剧，这次状态出奇明确———演员。这三种文体，都须采用各种工具和技术，或运用程式，或编织故事，或营造冲突，或设置悬念，以不寻常的技艺“拿腔作调”、摆开架势去做。 只有散文最近于生活，最近于日常的言行。 但是， “最近于生活”绝不意味“就等于生活”，反倒是其技艺成分更隐蔽、更不易被察知。事实上，差距越细微，忽略就越频繁、越惯常，因此在许多人看来，散文就像是没有台阶、抬腿即入的广场。比如，常听人说诗人是天生的散文家，凡写得好诗的必能写得好散文。但只要承认诗歌与散文、诗人和散文家是各自独立的文体、互相平等的作家，就会判断此话不但过于绝对，更以绝对性将普遍性遮盖了起来。的确，出于诗人之手的散文更受欢迎，但其原因主要不在创作思维的转变，而是通常在于写作技巧的转移。这种转移，从历史渊源看是来自诗文并重的中国文学传统，诗歌在谋篇布局、语言节奏甚至音乐性等方面的技巧，常被诗人借来用于散文创作，在经意不经意间带入文中，不但为抒情加分，且为叙事和议论增光添色。 当然，散文自身的技巧更重要，作者依据自己的性格思想、情感逻辑、审美追求、写作习惯，在谋篇布局、起承转合、修辞方法等方面展现出来。就像诗歌要有韵脚、小说要有细节、戏剧要有矛盾一样，散文绝不能没有属于自己的技巧。或许相对而言，这些技巧相对较少较弱，但绝对不等于没有、不应该有。长期以来，无论结构、节奏还是语言、音律上无视技巧的存在，散文才会被误以为没有门槛、没有姿态，于是一边被人亲近、亲昵着，一边被人轻慢、轻薄着。我们大可以对着一篇篇单独的散文的文笔好坏、布局优劣、格调雅俗、境界高低而评头论足，却不可以怀疑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在文学的殿堂上与诗歌、小说、戏剧拥有同样的素质与同等的地位，拥有同高的追求艺术顶点的精神。散文所面对的，是如何善用自己的天赋与特长，穿过作者与读者，穿过历史与现在，与诗歌、小说、戏剧平等地站在缪斯的面前。 社会的身份：民主与自由同在 文体诚无贵贱之分，但其与大众的相距度和接触面则有远近和宽窄之别。散文之所以成为大众最易进入的平民文体，首先因其以自我为中心的动力、以文字表达思想和抒发感情的能力几乎人人皆备，其次因其有条件的广泛与自由，以至于通常被理解为无条件的泛滥和随意。当一件事物边界无限时，人们往往只注重它的边界而不是中心———高端被误以为低端，低端被误以为无端。心理走向了认知的边缘，使散文走向了文学的边缘。从创作看，人们做不成诗、写不来小说、编不出剧本，但他们可以在不需要任何学习的情况下，通过描述事物、表露性情，便可写出散文甚至具有文学意义的散文，若是得到专业人士或某个奖项的鼓励，他们往往可在一夜间实现自己的作家梦，将自己的平民身份平地拔高一层。 并非所有的散文都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不少出于诗人、作家和剧作家之手的作品缺乏甚至没有文学价值，出于社会人士之手的作品，其数量和概率自然要大一些。这种情况与散文的数量一样，远超其他三种文体的总和。然而，文学意义上的散文也好，非文学意义上的散文也罢，大都具有社会价值。其中，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成了文学社会与其所处的整个社会的最强黏合剂，与影视等当前主流文化娱乐方式一样，成为文学影响社会的最重要方式和力量。它们与非文学意义上的散文一起，成为整个社会精神空间的填充剂和黏合剂，将社会公众的思想和情感牵连和维系起来。对于社会，绝大多数的散文是善意的、是有益无害的。退一步讲，纵然有暴力、拜金、纵欲的散文存在，它们的数量当不及小说、戏剧、电影等当红文艺品种之万一。散文是正面社会价值的最大、最多的提供者。当这种极巨量、极大众的创作或非创作、审美和非审美，成为普遍认可的思想观点、互相贯通的感情纽带、集体追求的价值取向的载体，通过提升人的思想、净化人的情感，最终达到思想自由、精神独立，那时的散文便可真正像文件上所印的那样———成为“人民的精神家园”，实现“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统一协调发展”了。 从这个理念出发，笔者倡议所有的人都写散文、都读散文、都爱散文，用真的性情、好的知识、灵的智慧、美的文笔，去热爱生命、慰藉心灵，去感恩别人、消除敌对，去营造平和、消解浮躁，去追求幸福、慰藉不幸……其中，包括文学社会内外的所有知识分子，因其思考、职业和行为距人文、离科学更近一些，自当走在前列。当然，前提是所有的人必须以平民的身份、以平民的心态、以平民的文字出现。值得注意的是，散文在推动社会文明和民主发展的进程中，不免遭到贵族、商贾、模特或乞丐们的袭扰，有盛气凌人的、有矫揉造作的、有卖弄风骚的、有摇尾乞怜的……它们不止是散文的敌人，更是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的敌人。 当今和未来的社会，是属于平民的社会。散文是当今和未来文学社会乃至整个社会的主流。或有人觉得其个体力量微弱、不成整体甚至有散沙、碎片之嫌，但只要回头看看唐诗、看看宋词，便可明白，当一种文体成为绝大多数人写作和阅读的对象，也即成为集文学、艺术、社会三种身份于一身的社会文化主流，它能发出何等宏大而无微不至的能量。只是在文学社会中，诗的时代早已过去，散文时代早已到来；就像它所处于的整个社会中，贵族的时代早已过去，平民的时代早已到来。其中的原因、相互的关联，极广大且极复杂，我们可能无暇细想，但我们已经清晰地听到——民主和自由正向每一个平民发出召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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