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王跃文的宿命是最终成了一个作家，他的“抗争”就是一再反对被定义为“官场小说家”。当然，这只是对8月1日书博会现场举办的王跃文与中南传媒董事长、文学评论家龚曙光的对谈“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的狭义理解，却未尝不是道出了此次携并非聚焦官场的长篇新作《爱历元年》重出江湖的王跃文的“心头之痛”。
对谈会上，王跃文重申，自己非常不喜欢“官场小说家”和“官场小说第一人”这个狭隘的称呼，“这是媒体贴在他身上的狗皮膏药，想撕也撕不掉。”但他并不反对龚曙光将他的创作归为另一种“类型化写作”———文化人写作。这是因为，在龚曙光看来，王跃文主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文化人。“《国画》写的是文化人和政治的关系，《大清相国》写的是文化人和权力的关系，而《爱历元年》写的是文化人和情感的关系。总而言之，王跃文的小说，写的都是文化人与时代和社会的关系、文化人的宿命与抗争。”
这不妨视为王跃文走上文学之路的缩影。在成为专职作家之前，他曾是政府机关的一名公职人员，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主要职责是写“官样文章”。“当我把官样文章写到优游自如的时候，正如孔子所言‘行有余力，则以作文’，文学的梦想就苏醒了，开始写作。”1999年，他创作了《国画》。这种“我笔写我心”的写作，显然是对“官样文章”的一种抗争。《国画》出版后一纸风行，让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逆转。第二年，王跃文脱离公职单位，成为专职作家———这个职业同样是其对宿命设定的社会角色的抗争。
颇可玩味的是，王跃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他基本是一个类型的：大体在社会底层长大，感受了社会生活的艰辛，有一个努力读书的童年，争得了一个自我发展的机遇，然后以碰撞的方式被急速转型的社会所裹挟，文化人的宿命，也似乎就是这样被时代裹挟着，冲撞着，最终被时代安排到某一个角色上。而21世纪的快速度，更是打乱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漫长的进化史中的节奏，并导致了很多灾难性的后果。以龚曙光的理解，这样的时代大背景加剧了对文化人的裹挟与冲撞，每个人都不能自控。“所以你会看到，在王跃文的小说中，即使是那些表面上权倾一方的官场核心人物，其实也是难以自控的。”
纵使难以自控却依然要抗争。但这抗争，在王跃文笔下，与其说是激烈的、社会性的抗争，不如说是温和的、贯注了审美情感的抗争。在这部关注日常情感的《爱历元年》里，两个人物孙离和喜子，出身平凡，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稳定的工作，事业和生活都处在上升期，却不能免俗地双双出轨。在生活中，这些故事的结局，往往不是身体上鼻青脸肿，就是心灵上伤痕累累，不是家庭四分五裂，就是亲情分崩离析。
但王跃文却拒绝接受这种结局，他让男女主人公在故事的最后，通过内心的抗争获得自我救赎，悄然回归情感的起点，重启“爱历元年”。以龚曙光的理解，这个结局正体现了王跃文对他所不喜欢的宿命的抗争。“生活其实比小说更颓废，更令人沮丧，但是跃文不甘心这样的时代和结局，所以最终选择了温柔和温暖。他执拗地想让读者相信，破镜能够重圆。这是他给予这个时代最美好的期许。”
在龚曙光看来，这样的情节设计，也凸显了王跃文一贯的写作姿态。“单从小说的创作视角来看，王跃文不管看经济还是看情感，都离不开文化人这个圈子，他的主人公大多不是最风光、最得势、最叱咤风云的人，他的小说中也几乎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和惊天动地的故事。而站在圈子边缘去看圈子里的人和事，再风云激荡的大事、再呼风唤雨的人物也只是风轻云淡、岁月无痕。”
某种意义上也因为此，王跃文无论是写官场也好，乡村也好，还是写中年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也好，他所写的基本都是生活的日常状态。“我不喜欢故意把故事搞得波澜壮阔，非常曲折，甚至离奇，我觉得那不是生活的常态，而是生活的极端状态；如果文学总是写这种极端状态，未必能够揭示生活的本质。”
《爱历元年》写的就是生活的常态，虽然通篇都是鸡零狗碎的一些事情，却可能是一幅家庭和社会变迁的浮世绘。这样一部看似鸡毛蒜皮的日常情感“纪事”，也体现了王跃文作为一名文化人，对急速转型的社会的关切和思考。“中国这二三十年走得太快了，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事情，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想清楚，一切该发生和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让每个人措手不及。”
然而，当社会被某些辨识不清的洪流裹挟的时候，当所有人都貌似向前奔跑的时候，王跃文却选择慢下来，停下来，他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低调的观察者，专门关注那些非极端的人情冷暖。“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我想看看那些狂奔的人得到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然后真诚地写下他们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