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忠实
■雷涛
邢小利摄
一个超凡人的突然离世，一定会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和社会造成转瞬间的惊诧失意和精神思维的空白。陈忠实先生离我们而去就是这样的情形。
4月29日一早，接到陈忠实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一时呆住了，头晕目眩，好半天缓不过气来，司机小张见状用手扶我，问何故？我说，文学的天塌了！在外出差的我立即驱车返回西安。途中，接受中央和省内三家媒体电话采访时，语塞地说不全话，难以置信和痛苦占据了我全部身心。
今年春节前夕，我和忠实先生，还有好几位文学界的朋友在一起聚会。当时他已经入院治疗。我们约他出来坐坐、散心，他就爽快地答应了。那天是私人请客，就带了白酒。忠实先生说，要在往常，我一定和大家痛饮，可是现在医生有言，绝对不能饮酒。我看，大家还是原谅我吧！当时的气氛是温馨而热烈的。可是我从他的表情和言语中似乎看到了某种不祥，只能暗暗地深埋在心底。春节刚过，我打电话向他问候。躺在病榻上的他用低沉、沙哑甚至是吃力的语音说：谢了。我现在说话很不方便，等我好了咱们好好叙谈。电话这边的我，心情虽然沉重，但还是用快乐的话和他约定。到春暖花开之时，我们到秦岭深处一位朋友办的农家乐去喝茶吃饭，忠实先生高兴地答应了。就在我听闻他病情加重时，我打电话给一位常常在他身边侍候的朋友，问其病情好不好，朋友脱口说了两个字：“不好”。我的心咯噔一声预感情况不好，半天接不上话，黯然挂掉了电话。没有料到，噩耗竟然来得这样突然。
忠实先生是我的搭档、仁兄和挚友。我离开西影到省作协工作，前后13个春秋。前6年和他搭班子，后6年和平凹先生共事，我们三个人的友谊、情谊和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单说他对我和我的家庭关心和帮助，也是难忘的。我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时就结识了他。后来在西影工作，接触联系的机会更多。我离开西影时，继《走进阿尔卑斯山》之后，写了《走向王国》纪实文学集，请他作序，没有几天，他就以书信的形式写了《王国并不神秘》的长信，与肖云儒先生撰写的《世纪之交的一份馈赠》一起作为书首。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自然更熟知。就在我将要离开省作协时，我的《困惑与摧生》演讲录将要付梓、再次麻烦他说说话，他高兴地接受。第4天就写出题为《独立个性的声音》一文。还有平凹先生所写的《践行与守望》，同时作为书序与读者见面。忠实先生对我的支持、鼓励、理解和促进，我会永远铭记在心，并讲述给我的后代。
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具有旗手意义的。我曾经在公开场合讲过，如果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篇小说加以疏理精选，10部中肯定会有《白鹿原》，3部中肯定还有《白鹿原》。这部巨著把汉语言文学的抒事成就推向了高峰，把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描写提升到了一种极致。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鹿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将会越来越显要。关于这部原作的写作，我曾经和他作过深入的交流，在西安理工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我也作了一个长篇发言，说明了一些情况。忠实先生说给我的原话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前后进省作协的青年文学爱好者，都有文学上的抱负。但当我看到比我小了好几岁的路遥拿到中国最高文学奖的时候，我坐不住了，抱定了在《蓝袍先生》的基础上，创作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决心。他在倾听包括他父亲在内的村上贤达讲述清末民国初年诸多故事的同时，多次翻阅蓝田县志和长安县志，并在周边地区探访乡贤和搜集更多的民间传说。收集相关的资料后，把自己关在白鹿塬下的故宅里，潜心写作。当时创作热情是空前的，写作状态也是极佳的，许多人物在他的笔下活脱脱地出现，写得酣畅淋漓。有一次，我拿着我读《白鹿原》时在书上写满了阅读感受的话语给他看时，他看着看着会心地笑了起来。他对我说：“过了这么多年，我也重新看自己的东西，有许多情景描写和心理描述，都是当时的激情和不吐不快的心情所致，如果现在让我去写，许多东西可能写不出来。有时我也想，那个时候怎么有那么一种顺畅和意想不到的灵感呢！”我也和俄罗斯的作家以及西欧的散文写作者交流过，他们普遍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创作中，陈忠实和《白鹿原》是里程碑式的作家和作品。
他把属于自己的文学生命的一部分无私地输送给了别人和社会。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先谈的话题自然是工作上的一些大事，三言两语便会说完。接下来的话题，就是陕西文学发展中的问题：比如突破，在原创上有哪些作者和作品出现；文学青年如何增加阅读量，尤其是在读原著、读经典上下功夫。他说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对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不了解，或者了解甚少是不可想象的。他告诉我，他曾在熟读经典的同时，还花时间研究后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及其作品。中国文学没有世界的新信息和新发展照应是不行的。他对初涉文坛的工人农民作者和青年作者的关怀爱护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工作中，我的感觉是，他除了自己潜心写作外，投入精力最多的就是关心、爱护、扶持和不断发现文学新人。这里也包括无以计数的文学讲座、演说和课堂辅导，也包括为众多的中青年出书作序、题词、写寄语和题写书名。有一年，他从报纸上看到有母女两在钟楼地下通道卖书，因为女儿患不治之症，以卖书筹钱治病。他就打听联系既鼓励又资助。残疾人作者连忠照出书有困难，他即托人捎去五千元，还一再叮嘱不要声张。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喝茶，聊得开心。我贸然说了一句：老兄，我很后悔，这辈子搞行政的时间太多，想写点好东西，总是没有宽裕和相对自由的时间。他听了，把头一仰，弹了弹右手指夹着的黑雪茄笑着说：搞政治的人也有风光的时候嘛！你看你的玩伴同学，还有共事过的人中，有几个像你这样风光。老兄的几句话把我噎住了，半天接不上话茬。还有一次和他交流书法艺术，他很和善地说：“你是在搞书法，我是在用毛笔写字。不能一概而论。”后来，我出《心迹墨痕》一书时，老兄以《独得一笔好字》撰文，这篇文章成了我潜心钻研中国书法艺术的进军号和催生剂。
他是一位“富家”，但却过着十分简约的甚至是寒酸的生活。忠实先生除了写作和为文学做事，个人爱好便是观看足球赛事。其实，这种观看只是一种身心的放松和调节而已。其次就是手中不可脱离的黑雪茄廉价烟。他曾对我亲口说过：原来城固出的烟味好，也便宜，他曾购了好几箱子。现在人家不生产了，我只能有限制地抽。他吃饭穿衣更是不讲究，更谈不上注重营养调配和专家保健。他住在西安石油学院写作室，吃饭就在院里的食堂。有时去晚了，菜的选择自然就少了，饭也凉了，他对这些并不在乎。第一次我去他那里，一进门就闻到一股陈腐的气味。进门一看，整个房间都塞满了各类书籍和杂志，书上桌面上似乎还留着灰尘。他的卧室看上去稍稍整洁些，但被褥都是陈旧的，不知洗了多少遍的，其间几乎看不到现代的时尚的摆件。记得我当时还问过他，你让嫂子住过来不好？他说，你嫂子多年操持家庭，已患高血压病，她来侍候我，我不放心。再说，我写作喜欢清静，这个习惯一时也改不了。我也曾给他推荐过保姆，不等我说完就被他谢绝了。他还笑言：我这辈子没有到那个份上，那是上层人物享受的，咱还是塬下的一个农民，农民就过简单的光景。
忠实先生身上的人文情怀是深切的。陕西是文学大省，这是公认的事实。但忠实先生常怀忧虑之心，他更关心的是文学陕军的后续队伍的发展壮大。我们在一起讨论工作时，他说的最密切最真挚的话都与文学新人的发现和培养有关。我曾戏谑地借助坊间的一句话对他坦言：“人家都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大树下边难长草。”他听了点点头说：“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把目光放在后边的人身上，如何让这些人超越我们才是课题。”正因为如此，我们经过会议并反复讨论，才成立了12个专业委员会，并相继召开全省会员大会，成立文学院，并在作家挂职深入生活和争取社会支持方面进行多方面的尝试。回想我的工作历程，忠实先生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是鼎力的，永远不会忘却的。
忠实先生的人文情怀还体现在他对陕西文学队伍的团结，和谐的倾心和具体运作上。作家在一块相处，不免会产生一些歧见，甚至闹出一些小矛盾来。忠实先生认为：这种事不可避免。他形象地举例说：一个家庭再和睦，也会出现一些小别扭。牙齿和舌头还打架呢。大约是2003年的秋天，我专程去白鹿原他的旧宅看望他，并进行了一次掏心窝的交谈。从那次交流后，我们彼此完全相通，心情像雨后放晴的朗朗天空，广阔而清亮。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成了真正的合作者和知心朋友。
在忠实先生身上，看不到成功人士的傲慢和种种与众不同。而显示的都是农民身上的亲和、厚实和朴素。这么多年来，机关干部或是临时工，不管是谁家老人去世他都要去吊唁。有谁家儿女婚事，他都和大伙一样亲往道贺，实在去不了，就提前写幅祝福的书法作品，再加一点礼品表示贺忱。有时疏忽了，后来都要想方设法补上。我曾两次去过他的出生地蒋村，和村上的农民兄弟交谈，几乎所有的交谈者都说老陈是个热心人。有一位不知名的老汉对我说：“你们都说他是个大作家，名气大。可是他回到村上，谁也不觉得他是名人，只知道他就是吃公家饭的。”
我清晰的记得，2011年3月初，我为儿子儿媳举办婚礼，忠实先生应邀出席并祝辞。那天的他似乎一下子变得年轻起来，在酒桌上谈笑风生，还不时以惊语妙言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他在为孩子祝辞中说到：你爸刚来作协时，我感觉到就是你今天这样的模样。想不到才过了多会儿时间，又一个雷涛要成家了。时间咋会过的这样快，我们怎么能不感到有些老了。也就是这个道理，没有我们的苍老，就没有你们的青春和幸福。在孩子们的心中，陈伯伯就是文学的一面旗帜，也是他们这一代人眼中的英雄。自然，也是他们这一代所敬仰的时代人物。
灵堂前，我向陈忠实这位老大哥、老搭档和挚友深深地鞠躬。在我和陈夫人翠英大姐握手时，我的眼泪潸然而下。一代文学巨匠就和眼前的这位农家妇女一生厮守，难道这不是另一种伟大和不朽么！
陈忠实，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Logo
■肖云儒
得到老友陈忠实西归的消息，正在澳大利亚访问，当即用微信给文学圈的朋友传去了我的哀伤：“痛哭忠实！噩耗传到南太平洋，恳请高天远云、兰海白浪，送去我这位痴长两岁的老人的悲恸！他的作品写出了民族心灵的秘史，他的人生胜任了历史变幻的书记；他用自己的作品提炼出这块土地骨子里的精魂，他以自己的人格凝聚着这方乡亲骨子里的性情！”
回国后，取消了在京滞留办事的安排，直接转机回西安，又从机场直接赶到陕西作协陈忠实追思灵堂，面对他笑得意气风发的遗像，一躬到地：忠实啊忠实，我来晚了！
其实三天前已有预象，而我浑然不觉。在悉尼收到陈忠实研究专家冯希哲教授的短信云，他执笔的《陈忠实对话录》书稿已杀青，盼能抢时间尽早面世，让老陈看到。“因老陈病情恶化，已开始吐血，不能进食，体重只剩下40公斤……。”陕西文联即将推出“老文艺家丛书”，要我主编，忠实这本是丛书的重中之重。当即给省文联领导转达此讯信，书稿立即便发往印厂……但已经来不及了。
我的遗憾不只是因了一本书，因了一个挚友，更是因了一个真正的人，一个黑体字的人。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忠实都是一个标帜，我们时代一个文学的、文化的Logo。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的Logo；他的人格精神，是北方汉子的Logo；他的形象神态，是古城长安的Logo。一位作家不但以自己的作品，而且以自己和作品里传达的人格精神成为一个民族、一块土地的文化标帜，并不多见。更少见的是，还能以自己的个人形象和生活习俗成为民众的谈资，溶进城乡生活风情之中。在陕西，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都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作家。忠实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就是手拿巴山雪茄烟，侧身回眸思考着的那张，严峻的眼神透过淡淡散开的烟雾，像是在扣问这个世界；而满脸纵横的褶皱，正是哺育我们的黄土地上的沟壑。在陕西，忠实这张脸家喻户晓，堪称三秦文人和血性汉子的Logo。
《白鹿原》的成就已经众所公认、史所公认。一部作品能够被文学舆论和社会舆论一致认可而少有争议，已经说明了一切。《白鹿原》撷取中国历史文化由传统艰难转型于现代的一段历史，撷取中国社会各方面基因最为富集的村社文化和家族文化细胞，从精神地层的深处采矿，冶炼出骨子里的中华文化人格。又如此深刻地写出了中国古典村社文明如何在社会运动和人性奔突的双重冲决下，无可奈何花落去。我曾经说，书里写了那么多“最后”人物和“最后”现象：“最后”一位好族长，“最后”一位好长工，“最后”一位好先生。但所有这些“最后”，都有着夕阳的光彩，是那么美善，饱含着作者的依依惜别之情。小说也写了那么多“最先”：“最先”的叛逆者，“最先”以人性冲决礼教的殉道者。而所有这些“最先”，更有着朝霞般的绚丽。历史和道德，秩序和人性，行为和感情的一切复杂性、深刻性都在其中了。何等的大手笔、大格局、大思考！由此小说《白鹿原》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文学的Logo。
忠实这个人，胸怀若关中平原，是那种一览无余的阳春烟景、大块文章，而人格和性情中却有着关中汉子“生冷蹭倔”的劲儿，只是被文化化育为刚强、执着、厚道和率真，晚年更平添了几分慈爱。对自己的见解执守到几近执拗，这我是领教过的。有次电视台邀他、我和建筑大师张锦秋院士，做一期谈长安文化的人文节目，一开始主持人就提出，有人认为西安的城墙象征着封闭，局限了秦人的创造开放精神，话未说完，忠实立即激越反驳，认为西安自古以来就是开放的，你们怎么总拿城墙说事？我说，作为一种比喻，这未尝不可，西安地处内陆，开放创新精神的确需要加强。两人于是唇枪舌战，双方都动了肝火。节目完后，饭也不吃各自扬长而去。到了晚上，又互通电话，调侃笑道“老了，老了，还肝火这么旺。”但他依然声明观点不变，要再写文章展开来谈。还有一次，他赴京领茅盾文学奖回来，省上开了盛大的庆功会，大家争相发言，我发言时除了祝贺之词，神使鬼差地多了一句嘴：“当然，像一切优秀作品一样，《白鹿原》也不是完全没有缺陷。”让全场愕然，记者们围住问：这“缺陷”指的什么，你能否详说。我生怕引发新闻事件，就连说今天过喜事呢，以后说吧，落荒而走。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了一个多月，忠实约我在一家小茶馆长谈。他说，知道我不会是无心说那句话的，想认真请教“老师”（他有时称评论家们为“老师”）谈谈《白鹿原》的缺陷。这也太隆重了。我只好直说了个人的一点感觉：长篇的总体构思切入了民族文化主体与文化接受心理的深处，固然是大优长，但也不是不可以更多从整个人类的审美认知结构方位上，思索自己的人物与故事。黑娃与田小娥形象的文化与人性内涵是否可以更细腻丰腴，更极至？对社会政治风云的描绘是否纤缠得过于繁复？……这一晚，我们聊得很久，很真诚，真诚营养了友谊的浓度。分别时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摇着，要我抽空把这些想法写出来。记得也恰好就是这一年的除夕之夜，“春晚”结束后很久，早已入睡了，收到了他的电话，互相拜年后，又谈到一些文学与文学界的话题，而不知东方之既白。
对于有差异的声音，如此加倍加倍的看重，是一种大格局，也是一种对自己创作的大爱。在他的心里，文学真正是“依然神圣”。
几十年过去，神圣的文学终于成就了一个神圣的陈忠实。
本报记者 李向红 文图整理
那里同样有春暖花开
——怀念陈忠实老师
■梦野
惊悉陈忠实老师逝世，我的心情是沉痛的。想不到花开正艳的时候，暮色就提前袭来，让我们进入追念他的长夜里。
说起陈忠实老师，人们总是将他与小说相连。说起他的小说，人们总会说他的成名之作《白鹿原》。可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一个至今对诗歌深切关怀的作家。
陈忠实老师生于陕西骊山之南，面临灞河，背靠白鹿原的西蒋村。16岁时，他首次在报纸上发表诗歌。说实在的，最初的发表，给了他一种动力，一种信念。我们在一起谈诗歌，他深有感触地说，那个时代环境艰苦，他对文学的热忱和投入，非一般人所想象。多少年了，他对自己的诗歌，还记忆犹新，随口就给我念了一首，很有气势和诗意，极具社会理想、时代特色和进取精神。
其实对我来说，我最早读陈忠实老师的诗歌，是在高中时期，《延河》杂志推出的一期诗专号上，他是在路遥病逝后，以新诗的形式，来感慨人生的。他的小说《白鹿原》中，有多首诗歌，其中《七绝》，是朱先生登上华山顶峰，情不自禁时的吟诵，“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这首诗歌，为小说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构建小说的诗性精神，起到基调作用。我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写诗的，也是因为读到陈忠实的小说和诗歌，而喜欢上这位作家的。
11年前，《诗刊》社决定在神木县设立“春天送你一首诗”全国大型公益活动分会场，这也是首次在陕西设立分会场。我请陈忠实老师担任本次活动的总顾问，他在欣然答应的同时，还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对活动给予高度评价。随后，这封贺信发在了《诗刊·下半月刊》“春天送你一首诗”专号上。《诗刊》社“春天送你一首诗”在北京的启动仪式上，主持人说到陈忠实老师对活动的关切时，我是何等的兴奋和惊喜。
我的作品集《情在高处》出版了，我想送给陈忠实老师，他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在百忙之中见了我。见面后好长时间没有说话，而是在仔细地看着手里的书，很高兴地说这诗集不错，是很漂亮的那种。他说我的诗歌和散文，为我的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建议我进行小说创作。陈忠实老师的谆谆告诫，更加深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一种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让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下午，陈忠实老师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为我写好了一幅字，四尺整张的，叫他的司机给我送来。他将苏轼的《雪后北台书壁》中的句子写给我，“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这诗的最后一句是，“试扫北台看马耳，未随埋没有双尖”。我看出他对我这个陕北作者的情意、肯定和期待。
10年前的春天，陈忠实老师推介我加入中国作协。那年，《诗刊》社在京举行我诗集《情在高处》研讨会，陈忠实老师担任总顾问。他因公务没有到京。但他还是为研讨会写来贺信。
创作是生命的历险，像过悬崖峭壁。有幸认识陈忠实老师，让我文学的步子没有踏空。从火热的生活里，在生命相依的“文学攀爬”中，他给了我一个强大的精神背景，让我在信仰般的坚守中，一次次向前，而且一次比一次有劲，一次比一次踏实。我想，受他的感召和影响，青年作家们会在思考中生活，沉潜中创作，追求中传承。我不会辜负陈忠实老师对我的栽培和期望。
天堂不知到底有多远？但一定是没有苦痛的，您将身体一点一点地搬离了我们。我们仿佛看见您弥散在空中，一点点飘远，想必那里同样有春暖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