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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士人在服用寒食散后普遍出现了被称为“散发”的中毒现象。作为“药源性疾病”的“散发”肆虐于六朝。通过对寒食散的研究，不仅可窥六朝的世风、士风，对当今社会药物滥用问题也有一定警示意义。 寒石散（五石散）原料 因服用后“常当寒衣、寒饮、寒食、寒卧”而得名。 “寒食散”源自侯氏黑散与紫石寒食散。 侯氏黑散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症治》，其成分为菊花、白术、细辛、茯苓、牡蛎、桔梗、防风、人参、矾石、黄芩、当归、干姜、芎藭、桂枝种，主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者”。 紫石寒食散见于《金匮要略·杂疗方》，较侯氏黑散少了一些草药，增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太乙余粮四石药，又重用附子、鬼臼大热之毒药，意在调和阴阳，收摄余邪，“治伤寒令愈不复”。
曹魏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妄以为服石既可补精益气，则并五石服之，当更有力，于是取仲景紫石散及侯氏黑散两方，以意加减，并为一剂”，是为“五石更生散”。 “五石更生散”易紫石寒食散之桂枝为桂心，去太一余粮与鬼臼，加入石硫黄，同时参以侯氏黑散中之人参、白术、细辛，减去侯氏方中矾石、黄芩、芎藭、牡蛎、茯苓、菊花。西晋宋尚全盘采用何晏之方，仅在用药分量上有所加减，推之以治百病，“举世之人”“号曰护命神散”。 东晋的靳邵从“五石更生散”中减去紫石英，是为“靳邵散”，“晋朝士大夫无不服饵，皆获异效”。-何、靳诸人对寒食散方之化裁使服散成为一时风尚，但他们减去菊花、黄芩、矾石等性寒之品，重用硫磺、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等偏热性药物，殊学苑新作乖仲景本意。
赤石脂主要含不可消化的水硅酸铝，久服会导致腹胀、大便秘结；白石英摄入过量可致锌、铁中毒，表现为顽固性贫血、食欲不振、慢性虚弱及心、肝、内分泌及皮肤病变；紫石英摄取过多会造成牙齿、骨骼、神经系统、肾脏、心血管和甲状腺损害等氟中毒症状；矾石内服可引起出血性胃炎，肾功能差者长期及大剂量服用可引起肾功能损害。硫磺、附子、细辛若单次服用过量即会使人急性中毒，表现为严重的消化系统症状、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直至意识模糊、昏迷乃至死亡。此外，寒食散各药物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
六朝服散中毒者虽不至如余嘉锡先生所言多至百十万人，要亦不在少数，其间著名者有政治家裴秀、晋哀帝、王恭、司马道子、姚兴及魏之道武、明元、孝文，文学家何晏、皇甫谧、贺循、王羲之、王献之、王微、鲍照。 著名地图学理论家裴秀“服药失度，而处三公之尊，人不敢强所欲，已错之后，其不能自知，左右人不解救之之法，但饮冷水，以水洗之，用水数百石，寒遂甚，命绝于水中”。皇甫谧有感于裴秀之死，呼吁“欲服此药者，不唯己自知也，家人皆宜习之，使熟解其法，乃可用相救也”。
此外，服寒食散后会使人性情暴躁，大异平常，显贵者散发之时尤为明显。如北魏道武帝服散之后“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 皇甫谧告诫“今救寒食者，要当逆常理，反正性，或犯怒之，自非达者，得瘥之后，心念犯怒之怨，必忘得治之恩”。“死生大事也，如知可生而不救之，非仁者”。 六朝服散者行为不当六朝士人服散过程中的各种不当行为是“散发”的重要原因。对于寒食散，皇甫谧提醒“实人勿服”，《夏侯氏论》言“不宜以病进时服”，陈延之云“患热者不服其药”，孙思邈警告“平人无病，不可造次著手，深宜慎忌”，上述医师都强调服散必须结合自身状况。-六朝士人显然违背了上述原学苑新作则，表现出不遵医嘱、滥用石药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医、药行业开始逐渐分离，这种趋势一方面使得专门的药肆出现，大大方便了病人用药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为药物的滥用提供了机会。寒食散方被随意化裁，有人加入了道教外丹中的丹砂、矾石等剧毒石药，亦有人“单服钟乳、矾石、桃花石、紫石”。石药起效慢而后劲足，“其疾者不解消息，便谓顿休，续后更服；或谓病痼药微，倍更增石；或更杂服众石”，往往陷入急性药物中毒的严重险境。 南朝士人有采药的传统，然考孙思邈“其非土地者慎勿服之，皆杀人，甚于鸩毒”之言，是则药物尚有产地、质地之别，私人是否能够做到一一分辨？自己锻炼、炮制的药材是否精当，其间有无省略工序？这些都关系到寒食散的用药安全问题。 又据皇甫谧《论寒食散方》，服散节度有所谓六反、七急、八不可、三无疑、十禁忌、十种不可食之物、十三种抑制发散之物等，所谓“凡服石人，甚不得杂食口味，虽百口具陈，终不用重食其肉。诸难既重，必有相贼，聚积不消，遂动诸石”。皇甫谧承诺“若能依此六反、七急、八不可、三无疑者，虽不得终蠲此疾，复常无病，可以清旦暮之暴也”，但服散者多半非富即贵，“富者多任性而禁戒勿遵，贵者多自尊而骄恣悖理”，如此繁琐的节度与禁忌，服散人是否能有效遵守，很值得商榷。私用、滥用寒食散有极大风险，而服食者的家属又往往不了解“散发”救治之法，故枉死者众。 今所见《解散对治方》中，晋道弘道人共指出了十组药物互相发动情况及治疗方案，涉及寒食散中的大部分药物。可惜道弘的学说虽然得到了深师、陶弘景的认同，但在六朝时期并未得到充分重视，直至唐代的孙思邈才完全发挥了道弘的“对治”思想，在临床上注意辨证救治，取得了丰硕成果
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解释了寒食散何以用相对之药及其危害性：乳石论云：“石性虽温而体本冷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后发。”……五石散杂以众药，用石殊少，势不能蒸，须藉外物激之令发尔。如火少必因风气所鼓而后发，火盛则鼓之反为害，此自然之理也。沈括的言论可以看做后人对寒食散的配伍问题的一个客观评价。 《四库全书》收录 皇甫谧 《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倡“唯欲将冷”，所谓“服药之后，宜烦劳，若羸著床不能行者，扶起行之。常当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 廪丘公（曹翕）主张“将温法以救变败”，即“诸药疢己折，虽有余热，不复堪冷，将适之宜，欲得覆而不密，常欲得凉而不至于极冷”，……“欲脱衣，欲著衣，衣薄衣厚皆当随觉为度，不可轻忍也”。但因寒食散药性偏热，“将冷”之法“偏行于世”，“若将息热、食热饮、著热衣、眠卧处热，药气与热气相并壅结于脉中，则药势不行发动，能生诸病”成为人们的共识。然细察观廪丘公“人体气之不同”“若土风之殊异”“不可同法而疗”之言，则其“凡服寒食散发者，皆宜随所服之人以施方治”的原则似较一味“将冷”为善。 后世医家调和二家之论，主张因病制宜：“玄晏雅材将冷，廪丘温臑为先，药性本一而二论硕反，今之治者唯当务寻其体性之本源，其致弊之由，善候其盈缩，详诊其大渊，采撮二家之意，以病者所便为节，消息斟酌，可无大过。 了解更多中医药文化资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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