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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 两汉之际，经学有今文经和古文经两种。一方面，今文经着重閛发经文的微言大义，大讲“天人感应”和灾异之说，势必导致迷信附会之风滋生。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用谶语解释经典的纬书，如《春秋纬》、《礼纬》、《白虎通义》等。另一方面，从民间发掘出不少用先秦古文写的古文经典，如《周礼》、《毛诗》、《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等。西汉末年经学大师刘歆率一批儒生对古文经进行了一次大整理，还奏请设立古文博士，遭到了今文经学家的反对，于是，出现了今古文经之争。 王莽执政时，任用刘歆为国师，设立古文博士，古文经学发展起来，与今文经学相抗衡。今古文经学除了在文字、训诂方面有别，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说。两汉之际的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都是支持或倾向于古文经学派的，东汉时马融、许慎也是古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两派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其实质是官方经学与非官方经学之间的对立。东汉末年至曹魏初年，两派趋于合流，今古文之争逐渐平息。郑玄兼通古今文，他剔除谶纬学的糟粕，糅和各家学说，不拘泥于各家的“师法”、“家法”，重新注释诸经。曹魏王肃注经也是兼通今古文不拘师法家法的。 今古文经学虽有争论，有师法、家法之别，但从几个主要思想家来说，如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王充、王符、郑玄等，他们对于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则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天人关系”上有种种不同甚至于对立，但在王道政治和道德伦理学说方面却是基本一致的。尤其是王充和董仲舒两个人，在天道观和天人关系上，王充固然颇多批评董仲舒之言，但在王道政治理论和道德思想方面，不仅肯定而且赞美董仲舒，认为董仲舒是继承并发扬孔子学说和事业的。“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论衡.超奇篇》)在人性论方面，王充的《论衡.本性篇》载：“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若反经合道，则可以为教；尽性之理，则未也。”王充的主张是“性有善有恶”，这与董仲舒的“人性三分”也是接近的。 今古文之争先后发生了四次，由单纯的对书籍文本的争论扩大到了学术思想、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的争论，具有政治和学术的双重意义。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家抛弃了前人思想中一些不合时宜的成份，通过对新经典的解释为现实政治服务；古文经学重枧对文本的实证研究，注重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的研究，牵强比附较少。二者的论争和融合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对中国学术的发展、中国历史的发展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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