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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在平乱中的心路历程

 一技绝尘 2016-05-07

编者注:昔有人问先生:“能养得此心不动,即可与行师否”?


王阳明为朝廷平定南赣,立下累累战功,除封了几个虚名——南京右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之外(朝廷实权在北京),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甚至是死后背负恶名,被后世许多人看作是手上沾满了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刽子手”。


其实,对于平定南赣民乱,王阳明的心底自始至终是充满悲哀的。他甚至于对他的学生钱德洪说过这样的话:“某自征赣以来,朝廷使我日以杀人为事,心岂割忍,但事势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须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气,病后施药,犹胜立视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没紧要事上去了。”一方面他想将南赣这块土地上长期的混乱通过战争尽快整治恢复平和,让流离失所的民众有自己的家园,让荒芜的田园不再荒芜,一方面他又于心不忍“日以杀人为事”,这种杀人之事于他来说“心岂割忍”。这种矛盾心理纠结了王阳明一生。


出于这样一种心理,王阳明在平乱过程中,一直是不准滥杀的。他总是教诫官兵“当先之士,惟在摧锋破阵,不许斩取首级”,“平日罪恶不大,可招纳者,还与招纳;不得贪功,不可一概屠戮。” 官吏们知道,王阳明的这话绝不是说说而已,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早为众人所知。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南赣战场上,王阳明的仁政精神时不时闪烁着人性的点滴温情。王阳明毕竟是一介文人,他毕生主张格物、致良知,他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功,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是格物”是对人间善恶的最精妙的表述。他一生以研习、传习心学为最紧要事、最快乐事,“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没紧要事上去了”。


当然,凡事都要辩证地去分析与理解。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王阳明镇压的那些山贼,既不像当时正史上说的那么坏,也不会像后来某些人说的那么好,他们有被逼上梁山的的好汉,也有为非作歹的恶人。所以,我们无须用美化农民起义的调子来赞赏其中的恶人,也无须用刽子手的语言来定义想实施仁政的王阳明。王阳明毕竟是一介文人,他既有替国家效力解忧的动机,又有替天下苍生排难施仁的愿望,还有替山贼留出活路的想法。笔者同意这种评判——“守仁将兵,反复强调仁者不以多杀为功,只以平乱为主。守仁主政,则反复强调仁民爱物,视人溺有如己溺,人饥有如己饥。”


事实上,王阳明在南赣两年余,第一年平乱,其后的时间他大多用在两件事上。一是与弟子们研习、传习心学。二是亲自带动南赣各级官吏对老百姓开始全民性的安民、教化活动。随着蓝天凤一支乱民的覆灭,畲瑶族等当地土著居民(含古百越族后裔、水上民族蛋民)势力范围大为削减,或往大山深处去,或往西南山区而去,或融于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先民族群中,客家民系就在王阳明平乱之后加速形成了。与此同时,原来附从山贼的那些从北方或外地流窜而来的无户籍的流民(包含许多因为生计不下去而主动或被动沦为无籍流民的那部分。当时,许多人不要户籍、甘当流民,是出于可以逃避赋税的动因。而朝庭岂会放弃这批人,人头数即是赋税也),也在社会相对安定后,面临着一个户籍落实、民风教化的问题。


王阳明适时地提出了许多关于民众接受教化的要求,并强令各州府大肆宣贯,最著名的当数他受南康《蓝田吕氏乡约》(蓝田,原属南康。明正德年间由南康划给崇义县,1934年由崇义县划属上犹县,2001年8月撤销蓝田乡并入社溪镇)影响而专为南赣百姓制定的《南赣乡约》了(四百多年后,蒋经国受王阳明《南赣乡约》及中国传统影响,也效仿制定了《新赣南家训》)。《南赣乡约》共十六条,规定了全乡人民必须共同遵守的道德公约,其中涉及军事训练、政治教育、道德陶冶等内容。它强调了社会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人的善恶是教育造成的,寇盗是由于官吏的教育无方及长辈的训诲不早,朋友的奖劝失时所致;确定了社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善良的人民和养成仁厚的乡风民俗,“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顺尔乡里。”规定了社会教育的内容是在家则遵孝悌之义,在乡里则相助相恤,劝善戒恶,讲信修睦,息讼罢争等;指出了社会教育的办法应依靠群众的批评和检讨,因为人虽至愚,责人则明,人虽至聪,责已则昏,他认为使民众互相监督和集体表扬或检讨的方法是改造民众的道德人格之最有效的方法。


《南赣乡约》的颁布与实施,利在当时,功在当下。当时的南赣,风气焕然一新,民无重赋,家有田耕,城廓乡村,一派清明;今天的南赣地区之所以成为客家族群主要聚居地,今天的客家人呈现比其它地区更为显著的勤劳、淳朴、善良之国民性,自然也与当年王阳明的平乱,以及之后他所主张与倡导的教化之功不可分离。


昔有人问先生:“能养得此心不动,即可与行师否”?

先生曰:“也须学过,此是对刀杀人,岂意想可得?必须身习其事,节制渐明,智慧渐周,方可信行。盖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后世格物之学所以为谬也。孔子自谓军旅之事未之学,此亦不是谦言。但圣人得位行志,自有消变未形之道,不须用此。后世论治,于根源上全不讲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讲求,岂有必事杀人而后安得人之理?”

“某自征赣以来,朝廷使我日以杀人为事,心岂割忍?但事势至此,譬之既病之人,且须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气。病后施药,犹胜之视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没要紧事上去了”。

    

阳明子寥寥数语,一方面说功夫要落到实处,反对空谈心性。“心无体,以天地万物之感应是非为体”,“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只有在事上磨炼心性,即只有“身习其事”,才能“节制渐明,智慧渐周,方可信行”。“盖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正如孔子所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先事后得,非崇德与?”


 另一方面阳明子也反对宋儒的心外格物穷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格物是格心之物,穷理是穷心之理,如果是到心外去求理,就是“必事杀人而后得人之理”,这就是西方科学的基于还原论的分割法,“于根源上全不讲及”。“履其事”之所以能“造其理”,因为在“身习其事”时,其实是在做动心忍性的功夫,如果离开了心性这个根本,就不能“造其理”,不会有“增益其所不能”,也不会有“先难而后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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