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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道学与反道学之争，在学术层面和非学术的政治局面上均有极生动的体现。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人同朱熹理学思想的斗争。
薛季宣、陈傅良的注重实行实事实功实利的学术思想，素“为考亭（朱熹）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朱熹及其门人同他们学术理论上的差异、分歧及由此而展开的一些思想论争，无疑为南宋儒学史上的一项颇有意义的事件。
即从汉（高祖）、唐（太宗）之“真心”看，“一念不在斯民”，是以岂非三代之“天理”体现？所以，同朱熹不一样，陈亮竭力主张的是：“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朱、陈之间的这种观念歧异，还表现在他们各自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处世问题的看法上。朱熹曾希望陈亮“绌于义利并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而陈亮则对之不以为然，认为儒者理应以天下为己任，“穷天地造化之道”，做“大有为”的“英雄豪杰”，故其自谓：“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啐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朱熹、陈亮在十余年时间里，往返十余通书县，展开激烈论争，各自均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然终未获得一致，故叶适总结性地说：“朱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
而实际上，“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道学家者流却“不足以知其统，而务袭孟子之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道学家自称承接子思、孟轲“千载不传之学”，傲然以所谓“道统”传人自居，并据之排斥一切异己的学派。叶适对之更深改不满，指出：叶适继陈傅良、陈亮之后，进一步力倡理欲统一、义理统一之论，并以此为据同道学展开多方面的思想论争。始其批评道学家鼓吹“存理去欲”实际是“抑情以徇伪”，只会使“礼不能中，乐不能和，则性枉而身病矣”。又针对道学家将义、利根杰对置，言义而不及利的做法，明谓就利去害之心乃为“众人之同心”，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诗》、《书》所谓稽古先民者，皆恭俭敬畏，力行不息，去民之疾，成其利，致其义。”他又用这种思想来批评董仲舒及发挥董氏之说的道学家，曰：“‘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皆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皆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
南宋时期，学术层面上展开的直学与反道学之争，绝不仅反限于上述诸端，其内容亦绝非有上述这些，但仅就以上概略性的描述而言，这种学术上的论争不仅有助于推进论争诸方各自学术思想的升华性发展，而且能够对当时整个学术思想繁盛性的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事实上，道学与反道学的思想理论所以均能在南宋时期获得重大发展，南宋所以会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不正由于有着百家共兴并相互间展开激烈的论争吗？
二、非学术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同上述纯学术思想层面上展开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有着完全不同格调的，是在非学术思想层面上屡屡兴起的、虽无学术意义却对学术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政冶运动。这些政冶运动尽管也已反道学为内容，但实际所反映的只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
这种挟嫌报复，以至“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的做法，自然引起正直士人的反感和忧虑，如时为太常博士的叶适见到林粟上疏后，即作《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指出：“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词无实，谗言横生，良善受祸，何所不有！”然而，积习已成，风波难止，从政治局面上以“道学”为罪而打击异己、迫害士人的事端时有发生，到光宗朝竟出现了“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的非常态现象。这显然已绝非是单纯的反道学问题，更无任向学术意义可言了。
这样一种全面而又残酷训寸学皆的打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当时，不仅朱熹“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然不敢入”，其弟子中以至有人“更名他师”，“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且，“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至于监司、帅守荐举改官，须在奏牍前声言此为“非伪学之人”；而科举时，应试者亦须在状上写明“系不是伪学”五字，更成为普遍现象。这种使学者普遍受到迫害，令士人个个自危的行径，自然同学术思想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有着本质区别。它丝毫无益于学术文化的发展，而只会造成从学术领域到政治领城万马齐喑的局面。南宋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不正是随着“庆元党禁”之兴而告终结的吗？
三、历史的启迪 南宋时期，学术层面和非学术的政治层面所展开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交相选起，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纷纭繁复的状况。拨开那层层迷雾，对之进行科学阐述后，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比如，诸种学术流派并行于世，且相互间不断展开思想交锋、理论争鸣，这是南宋时期学术文化呈繁荣发展之势的重要原因。在这种纯学术层面上思想论争的过程中，学者们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友好相待，如陈亮虽与道学有较深的思想理论分歧，对朱熹理学更多有批评，但他敬佩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光大儒道”，又称朱熹为“人中之龙”，并将朱熹、张栻、吕祖谦推许为“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朱熹也盛赞陈亮“志大宇宙，勇迈终古”。朱、陈二人在进行王霸义利之辨时，虽都各自坚持自己的思想，并对对方的思想理论有着严重批评指责，但他们不仅在私交上始终保持着正常情谊，时时互致问候，而且更能以平和的心态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学术建树。当遭遇到非学术层面的恶意攻击时，他们还能互相声援，如“台州案”兴，朱熹既同唐仲友相互奏论，还要遭受着林粟等人的诉毁攻击，而陈亮却能不避嫌疑地致函朱熹，声言道：“台州一事，是非毁誉往往相半，然其为震动则一也。世俗日浅，小人举措已足以震动一事，使秘书得展其所为，于今日断可以风行草偃。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极大地表现出对朱熹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这种学术思想论争中形成的良好风尚，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真正学者风范和人格精神，弥足珍贵，永远值得发扬光大。
透过以上论述，我们还可启悟到，非学术的政治层面上反道学（以至反对整个思想文化）的运动屡屡兴起，虽亦有其所兴起的种种原因，但无论如何，以某种学术（如道学）为罪陷害、打击、压制学者文士，这乃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特有表现。其结果只会扼杀种种富有生气的学术思想，残害富有远见卓识的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家以至一般知识者，从而对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严重的桎梏作用。“庆元党禁”使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同样也应为我们引以为戒，永远记取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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