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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王堡村的“堡”应该念bao或者pu，其实都错了，后来在我问了村里的一个女干部之后，才知道这个“堡”字念“bu”。后来我又查了一下字典，果然，“堡”字除了念“bao”和“pu”之外，还念“bu”,意思是指围有土墙的城镇或乡村。 但我走遍了王堡村的主要街道，也没有看到一段土墙，倒是在村后不被人注意的一块土坡上看到了一个破旧的月亮门，上书“政治部窑洞”，看着清晰的字迹，我恍然记起，在八路军129师驻地赤岸村的宣传画墙上，有一副挖窑洞的图片大概就是说这里的。图片的名称叫：王堡村挖窑洞。介绍文字这样说：1944年，为减轻群众负担，129师政治部工作人员自己动手挖窑洞，解决住房困难，这些土窑洞就是当年政治部首长们的宿办室，首长们按地势高低风趣的美其名曰“上八洞”、“中八洞”和“下八洞”。 但是我环顾上下左右，除了那些崭新的民居，只有一个这样的土窑洞，至于所谓的“上八洞”、“中八洞”和“下八洞”也许都掩盖在时光的风沙之下了。 月亮门紧闭，不是木质的门，而是铁栏杆，一只锈迹斑斑的大锁阻挡了我想进去一探究竟的欲望，只好站在月亮门口向里面张望。 里面是一小块空地，有一些菜蔬的残叶，还有一些豆角的残留支架，显得有些杂乱。空地的两边有两堵矮墙，一看就是有些时光的。左边的矮墙被接高了一米多，新砖和旧砖连接在一起，似乎在说明着一种岁月的衔接。与两堵矮墙紧连着的便是一个窑洞的主体部分，窑洞不高，看上去甚至有些憋屈。窑洞外面的墙壁上还有白灰膏，上半部分也开始脱落了。窑洞的门只剩下门框了，在门框的中间悬挂了一个木牌，上书：黄镇办公室。 就那样与窑洞隔门相望，短短的十来米距离，却仿佛隔了万水千山。 据资料上介绍，1940年底，129师政治部及其下属组织部、宣保部、发运部、敌工部、军法处等移驻王堡村，5年后迁往武安伯延村。当年的政治部主任是蔡树藩，副主任是黄镇。这个窑洞就是黄镇当年办公的地方。 1973年和1988年，黄镇曾两次回到王堡村看望这里的父老乡亲，我不知道他是否重温了窑洞的夜晚和星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去世后，把骨灰安葬在距王堡村咫尺之遥的将军岭上，足可以看出他对这里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的热爱和留恋。 在王堡村，我向好几个老人打听一个人的名字：樊四的，他们都会心的一笑：你说的是那个杀敌英雄吧？我点点头，他们冲着一个礼堂的方向指了指说，那里有他的纪念碑。所谓的礼堂其实就是八路军129师政治部的旧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樊四的的纪念碑就在政治部旧址门口的地方。不知道是笔误，还是事实就是这样，石碑上的“樊四的”写成了“樊四德”，在“樊四德”名字的一侧是这样的注脚：民族英雄太行区一等杀敌英雄。 在王堡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我看见了这位老英雄的照片，人虽老年，却带着一种英雄气概。关于樊四的的英雄事迹，墙上的宣传栏里是这样介绍的：王堡村的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在敌人残酷的扫荡期间，他组织民兵掩护群众安全转移，组织担架队40多人次，救护伤员100多人，曾参加上党战役，平汉战役，组织往山西运送公粮15万斤、做军鞋1500双。在对敌斗争中，他英勇杀敌4名，俘虏敌人400多人，缴获机枪20挺，步枪40支，子弹一万余发等等。 因为事迹突出，樊四的的故事在1985年还被绘制成小人书《杀敌英雄樊四德》而广为人知。 虽然是杀敌英雄，可在解放战争结束之后，樊四的又回到王堡村，继续着他的农耕生活，也许这才是最令人敬佩的。 在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旧址的外面，是王堡村于2005年修建的一个广场，在广场的一头，有一座名曰“太行情结”的石雕，看着那样的石雕，即便是我这样的外来人，也忽然涌起一种挥不去的太行情结。 其实，在王堡村，有一种情结是更需要提及的，尽管它可能被人们所遗忘。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八路军实行优待俘虏政策，改造和感化了许多日军俘虏，他们积极协助八路军开展反战宣传和对日本俘虏的教育工作。1940年6月2日，日本觉醒联盟太行支部就在王堡村成立，在觉醒联盟的反战宣传影响下，一大批有良知的日本人参加到反战的队伍里来。他们揭发日本军阀的罪行，瓦解了日本军队的攻势，对抗日战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直到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之前，反战同盟的成员才陆续离开涉县回到日本。 在觉醒联盟的队伍中有一个叫佐藤猛夫的日本兵，不仅担任了八路军第129师卫生部野战医院内科主任，还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他后来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幸运的人》，详细地写下了自己在王堡村与八路军高级将领和许多普通士兵朝夕相处的心灵感触，可谓情结深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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