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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 摘要：宁波镜川杨氏明时逐渐成为地方望族，开始注重宗族管理和宗谱的兴修，以后屡有编纂，直到1943年。目前，天一阁收藏清代及民国四个版本的《镜川杨氏宗谱》，即乾隆《镜川杨氏宗谱》（1795）、道光《镜川杨氏宗谱》（1845）、光绪《镜川杨氏宗谱》（1884）、民国《镜川杨氏宗谱》（1943）。家谱版本的变化，表现为内容的增加，越晚越详细，所以，最有价值的当属民国《镜川杨氏宗谱》。文章对镜川杨氏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家谱编纂状况作了全面的分析，从中可见宗谱编纂与家族发展间的关联度。 关键词 引言 镜川杨氏之祖辈由华阴而南闽，由南闽而钱塘，由钱塘而姑苏。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苏州人杨厚为鄞县教官，从此定居于鄞县十八都青山之长河港口。三世祖杨仁英、杨仁爽。北宋后期，杨仁爽（1040-1107）迁居鄞县西南部的光同乡仲夏里（今鄞州区石凑蜩萆纾为镜川杨氏的肇基始祖。杨仁爽生二子，其长子杨颙（1058-1117）居杨家堍，为东杨；次子杨硕（1061-1127）居樟树下，为西杨。杨硕一个儿子迁周家桥，即为中杨。有元一代，镜川杨氏无人为官，但形成了诗书传家的优良传统。至明中叶，镜川杨氏宗族繁衍昌盛，人才辈出，“一门三部尚书”，名赫于时。这个家族自明开始即编纂家谱，以后屡有编纂，直到1943年。目前天一阁尚收藏清代及民国四个版本的《镜川杨氏宗谱》，这为宁波杨氏家族与学术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文拟对镜川杨氏明、清、民国三个时期的家谱编纂状况作一分析，以见宗谱编纂与家族发展间的关联度。 一、明代的杨氏族谱编纂 杨起汶（1349—1420）编修镜川族谱，时间当在洪武二十九年（1396），时为48岁。杨起汶“临终，以谱稿命其子（杨）范修之，以继其志”[2]。不过，承父命继修的杨范（1375—1452），直到20年以后的正统九年（1444）70岁时才着手抄录旧谱。杨范仅在其父谱稿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订。杨守陈（1425－1489）后，镜川杨氏“两世六科进士，一门三部尚书”，甚是显赫，续修族谱之事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到了弘治元年（1488），杨守陈病休，得有余暇，决意重修宗谱。先重定了族谱的义例，新增“学习存良，大期光允，宗土鼎新，完各振起”16个字辈。杨守陈之后，续修宗谱的是杨守随(1435－1519)。从有关情况来看，此谱没有刊刻，只有抄本流传，自然可以随时修订。正德二年，是杨守随最后的修定时间。 正德四年（1509），杨守阯（1436-1512）复续补。杨守阯谱序称“自宋元来，祖宗积德数百年，发越至是，不有家乘，何以新前闻而启后闻乎？予乃因侍 郎府君（杨范）旧编谱编，参以文懿公重定义例，葺录成编，而刻之以传后人”[3]。这里没有提到杨守随续修之事，可能是他们三兄弟做的是前后相续工作。由“刻之以传后人”可知，《镜川杨氏宗谱》正式有了刻本，这是镜川杨氏修谱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正德以后，又经过了几次续修。 明代的《镜川杨氏宗谱》刊本，早在清代中叶就已经不存于世。幸《凡例》分别注明不同凡例的时代，又杨美沅《杨氏谱原序》及其他序也有所交待，让我们可以对明代《镜川杨氏宗谱》的有关书写原则有所了解。 二、清代的宗谱编纂 清初，杨氏有续修之举。“明季，宗绪中圮”[4]，由此可知，由于杨氏的衰落，宗谱编纂也有上百年没有续修。“宏光元年乙酉（1645），历百有三十七年，德周、秉鼐、文瓒三公同志共修。适遇国运迁移，未及告成，所有辑稿十有五六。其《世录》一本，因式清公取去，失于火。数百年之家宝，弃于一旦。”[5]杨德周（1579－1648），杨守阯曾孙，南明隆武二年升尚宝司卿。 到清乾隆年间，《镜川杨氏宗谱》刊本已不存，仅有杨秉鼐所作之稿本，杨伟英（1754-1821）所藏其曾祖杨式传手录的几卷谱序、世系[6]。“百余年来，文献复有凌夷之慨，若皆袖手睨其旁而不之顾，将使教化衰，风俗偷，纲常弛，名教坠，奚以正宗绪而序人伦乎？”[7]宗谱重修之任，到了乾隆末年，终于提上议事日程。 1、乾隆《镜川杨氏宗谱》 乾隆末年，完成杨氏宗谱重修任务的是杨永赞。 杨永赞（1732-1795年以后），字与参，号飞涛，又号寄园，也作淇园。杨永赞能传家学，但屡试不中，年未三十，为师乡里，“弟子著籍者至数十人”[8]。乾隆三十六年（1771），“始出一房”。乾隆四十四年（1779），“又出房，几获售矣，而皆不遇。”[9]。作为家族中的文化人，杨永赞续修家谱的使命感非常强调。“世愈远则考覈难，数十年来，寝食不輟想者，曰谱不得修，为我一生抱憾事。”[10]杨永赞发现，“我杨氏宗谱已失，间有草本，多属零落，否则亦舛误” [11]。为此，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后，杨永赞注意材料的搜集。“故凡所到处，必询其所藏旧谱请读焉。”包括唐之《大同谱》，宋之《流芳谱》及明之《青山谱》、《夏凉谱》、《斗门谱》、《湖后谱》、《梁桥谱》。“遍查各房《世纪》，至今未获定本。旧岁秋，得秉鼐公所作稿本于孝友之手，虽缺略未全，尚可稍稍补辑，而敬纪其略。”[12]考杨永赞序作于乾隆六十年（1795），则“旧岁秋”应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孝友”指杨孝友（1737—1799），字大训。由此可知，杨秉鼐谱稿的重获，直接促成了此次宗谱的重修。 有人对杨永赞说：“修谱易有过，子宜勿为也。”杨永赞回答说：“吾尽吾心而已，有过与否，所勿计也。故每有未立传而急补者，有既立传而仍删者。向各房查系，并有至十数往还而不怠者，可谓尽心矣。夫百口之家，更十余稔，而偻数其人，多有遗忘者，况网罗四方百代之族耶？镜川一支，考覈务严。他如支分派远，未及详载，非遗忘也，盖将阙以有待也。然则有过之名，不容受也，亦不必辞耳。”[13]由此可知，杨永赞修谱的决心非常强。 乾隆五十六年（1791）春，60岁的杨永赞“谋诸宗族，猛勇抄此”。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稿成”。[14]乾隆六十年正式刊刻。前后经过了十多年时间。乾隆《镜川杨氏宗谱》，封面题“四知堂藏本”，内文题报本堂木活字本，六卷，四册，现惟天一阁收藏一部。这部族谱是镜川杨氏现存最早的版本，后世族谱的续修皆以此为本。杨永赞等在镜川谱几乎散失殆尽的情况下，克服各种苦难，终完成族谱创修之大业，“以一身当百有四十余年之中，绝网罗故系，采辑旧闻，久乃告成，厥功非小”[15]，实在不愧于先祖，功在千秋。 杨永赞重修《镜川杨氏宗谱》，主要参照了邻村的《槎湖张氏谱》。乾隆本《镜川杨氏宗谱》分上中下三卷，除序和义例，共有21类，分别是地图，氏原、卜籍、家范、行第、世系、宠命、仕宦、科贡、庠俊、吏椽、处士、阃行、宗公、寿考、第宅、祠墓、著述、辨疑、守谱、题跋后序。这次家谱的编纂更加严谨、求实。如新增凡例言“我族厚公自苏迁鄞，宗谱当以厚公系世。而旧谱必自康国公、砺公始者，不欲迁其祖父也。今定以厚公为一世肇基之祖，再追叙康国公祖父两代连厚公，仍以五代起世。自厚公以前，则为占籍姑苏之远祖，使后人知世次所由起，而源流亦易明云”[16]。杨永赞等认为杨厚才是镜川杨氏的肇基始祖，而杨康国、杨砺等只能算是远祖，其求实之态度可见一二。 宗谱靠修，也要靠传承。乾隆本《镜川杨氏宗谱》对于守谱有着严格的规定。其一，守谱乃是宗族事之大者，不可有半点疏忽，“子孙而不知守其谱，是忘乎其先也”[17]。其二，镜川之所以散佚，是跟守谱不得法有密切的关系，断不可重蹈覆辙，“欲垂永久而勿失，则必慎所守也” [18]。族谱分管何处皆于谱中书写明晰，以防日久遗失。且提出了几种具体的守谱方法。此外，还收录诸家守谱条例，有《引证守谱条例》，以供子孙参考。乾隆本《镜川杨氏宗谱》有《辨疑》一卷，史料价值更是弥足珍贵。《辨疑》一卷是宗谱编纂者对旧谱的辩证，这是研究镜川杨氏历史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很多信息难以得到考究或佐证。 2、道光《镜川杨氏宗谱》 时至道光年间，距乾隆末修谱已经有四十余年，于是杨氏家族中有识之士提出续修族谱。道光二十一年（1841），仁房杨伟灿、澄川房杨学载倡议续修家谱，邀宗人在镜川里开会，商议开局修谱之事。“旋遭夷扰，中止”[19]。所谓“夷扰”，指第一次鸦片战争，这年十月，宁波城陷，也致使修谱活动一度中断。 鸦片战争结束后，杨益宝再度倡议修谱。杨益宝（1760-1848），字嘉善，号稼船。杨守阯十世孙，家居桂芳桥（今宁波梅园小区内）。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五岁，“家道素约，食指复繁”，其父命其“废学，客缑城”。缑城是宁海别名。所谓“客”，实是做生意。“翁先年客宁海贸易，以信行著闻。”[20]“操筹之暇，每以定省疏旷为憾。”嘉庆四年（1799）四十岁后，归家主持家政。杨益宝膝下无子，其子杨伟儒是为兄弟之过继。杨益宝家财颇丰，嘉庆三年（1798），“倡捐白金二百两”[21]，建世德堂，以合祀杨范以下列祖。嘉庆十年（1805），斥资重修碧川公精舍，修葺碧川公影堂，对宗族事务十分热心。他认为：“夫谱者，属也，谓世数之周普也。谱者，属也，谓人生相系属也。宗谱自修于乾隆年间，迄今阅一世有余。而数千家之生人，蛰蛰绵绵，蕃衍莫叙。倘不及时，而敬宗收族，廓前谱而大同之，将创议于前者，其志不遂，而何以告成功，以昭祖宗之美，而纪子孙之盛耶？”[22]家族之繁衍当为续。经过长期的查阅，发现前修之谱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修正。 杨益宝虽有续修之倡，捐资之举，然毕竟年事已高，经族人商议，这次主修的使命落到杨学载身上。杨学载（1790-1849），字笔言，号碧厓，又号东桥，郡增广生。这次续修，有明确分工负责机制。“世系俱各房主事者查明，……倘有遗漏，责有攸归。”[23]这一机制使得分工明确，责有专属，减少了讹误的发生，这在后来的几次续修中成为惯例。 这次修谱，也得到了杨益宝儿子杨伟儒的全力赞助。杨伟儒不仅出资，而且承担了碧川房派的支谱的编纂工作。全部工作，花费了六个月时间。这段材料是研究宗谱编纂与刊刻的第一手资料，十分重要。 道光《镜川杨氏宗谱》，报本堂木活字本，二十六卷。此版本宗谱印刷了28部，现惟天一阁收藏一部。 此次编撰，分氏原、卜籍、地图、行次、家训、世系、仕宦、宠命、科贡、庠俊、吏椽、处士、宗公、寿考、轶传、阃范、第宅、祠墓、著述、祠典、辨疑、集证、旧谱序源、采访录存、谨守家乘、补序题跋，共26类。增《佚传》一卷，《祀典附遗藏》一卷，《集证》一卷，《旧谱序源》一卷，《采访录存》一卷。 杨学载辨析了宗谱创修与继修之异同，而强调继修之难。“或谓宗谱在创而修之者能耳，而继而重修之者殊易。不知创修者，汇先世遗编，条序而鳞次之，至无所证据，曰以俟后人再订，是盖深望与。继修者虽有全帙可凭，而每卷每篇，疑信相参，欲求先世遗编，十不得一二焉。传记之矛盾，世系之龃龉，科贡仕宦之无征，祠墓第宅之不核，种种抵牾，心曷以安？故继修者较创修者为尤难。且夫散者而使之聚也，绝者而使之续也，亡者而使之存也，略者而使之详也，非修谱之常经乎？岂攀援附会得以了厥事哉？”[24] 道光《镜川杨氏宗谱》的特点是考订精详。“锦心铁手，殚力纂修，仿史氏之体裁，补宗牒之阙漏，正误刊谬，考订详明。五阅春秋，始克告峻，而规模更见完备焉。”[25] 3、光绪《镜川杨氏宗谱》 光绪初年，距道光修谱又有近四十年，杨氏续修族谱再次提上议程。杨习梴《重修宗谱序》称：“至今一世有余，子孙繁衍，虽昭穆攸分，而近世生卒配葬事多未曾入谱。且有出居于外者，……或迁居于外，或散居于城中，未能详悉。若不及时重修，其远出者固恐日久难稽其世系，而在近居者亦将有遗漏之虞，非所以追远睦族也。”[26]杨存本《重修宗谱序》言：“迄今阅年四十，汇议续修。荷蒙列祖神灵，同宗欣然，咸有是志。特翻阅旧谱，章程条目虽立于前，祖德宗功虽表其美，而子侄之繁衍，支派之浩瀚，迁徙散处之纷纭，盛于今而胜于昔也。使非勤于访问，详为稽查，必至谬误遗漏，愈久愈失，其何以承先而启后乎？”[27]可见，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杨氏人多支繁，迫切需要重修家谱。 光绪八年（1882）四月，杨习龄（1811—1882）、杨习祚（1868—1900）与杨习梴商议续修，取得堂叔杨学沚、杨学济、族叔杨学政的支持，同往东、西杨村，会同公议。大家踊跃支持。[28] 这次宗谱的纂修，经过了支谱与总谱两个阶段。“特族大支繁，经费浩大，一时不能汇同，请宗幹等自举，采访各房支谱，先行纂修。”[29]经宗族商议，由杨习梴、杨习镜、杨存本三人担任主修之职。 杨习梴（1853-1916），学名开祺，字景松，号忠栻。杨习镜（1850-1890），字迁范，号虚堂，庠生，享年41岁。[30]杨存本（1835-1907），一名力田，学名世友，字立生，号律笙，别号筱岩，国学生，例封征仕郎。 经过二年余的努力，到光绪十年（1884）春，各支谱完成。期间，杨学政、杨学济、杨习龄相继离世，杨习梴“虽有志协修而力不足” [31]。在最后汇总阶段，杨习镜（1816-1879）承担了主编任务。“幸西杨房长伟铨公议定协修”[32]，此谱得成。杨伟铨“魁梧其貌，旷达其胸”[33]，对宗族事务十分热心，此次续修家谱用力颇多。此次修谱经费，按照人口捐款。“仍照前例，设局于风堋新庙，汇合支谱，再行检阅，以付枣梨。”[34]四月开工，八月刊刻完成。光绪《镜川杨氏宗谱》，分教堂木活字本，二十六卷。此版本宗谱印刷了22部，现唯天一阁收藏一部。 根据社会习俗的变化，光绪本《镜川杨氏宗谱》有几点具体的变更。如“古无冥配礼，今冥配甚多，且有以夭殇冥配者。公议未十六岁者，虽配不书；已十六岁者，书冥配某氏，不详生卒，而亦不得立继”[35]。冥配，又叫阴婚或冥婚，即是将已死男女配成夫妇，汉代之前即已出现。有清一代，随着贞节观念的加深，冥配的习俗盛行，此次续修，对于是否入谱，做了明确的规定。再如针对当时娶典妇的现象较为普遍，“议以典妇生子，书典某氏，削其生卒，未生子者不书，惟贫乏不能娶而以典妇为原配者，只书典某氏。若典有夫之妇，虽生子不书。其子有出典于人者，作改适论。”对于典妇是否入谱，如何书写，都很是明晰。另外，考虑前谱可能混淆生卒无考与改适之人，“明书改适，再削生卒，以杜混淆”[36]。 三、民国的宗谱编纂 1、民国四年《镜川杨氏宗谱》 进入民国新时代以后，又有近三十年时间，杨氏考虑重修宗谱。“迄今又阅一世，续修之议，怦然以动。进商同族，欣然乐从。”[37]这次修谱，是杨存淇首先提出的。“偶阅报章，见政府有修史之令，而家乘思想，不禁怦然发生。屈指三十年，正在大修之例。爰偕族叔，发起续修。谋及同宗，极形踊跃。”[38]所谓修史，是指民国三年修《清史稿》。民国三年（1914），杨习蓥、杨习梴（1853-1916）、杨习仕、杨存宝（1877-1937）、杨存淇发起续修，杨习梴督修。杨习仕（1879-1938），字馥茆，号勉斋，别号梅庭，又号翔圃居士。续增凡例六条。至民国四年季秋，宗谱成稿。“我宗谱自甲寅以重修以来，越明年而告成。两载之间，采访者严行审查，广为搜罗，积几许奔走力。校对者考订同异，厘正得失，积几许心目力。”[39]此谱应该刊刻过，惜今不传。 民国四年家谱续修人员分工有发起人、督修、协修、管理、总调查、参订、分采几类。与前谱相比，“管理”这一职位是新增的，体现了时代特色。 最值得注意的是，修谱后的民国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成立了修谱远虑会。这是一种民间基金会运作模式。 2、民国三十二年《镜川杨氏宗谱》 到了民国三十二年（1943），杨良善再次发起修谱活动，终得成功。这次修谱的总裁是杨存淇。杨存淇（1878-？），学名翊圣，字庆祺，号博济，又号菉园居士，别号钟英，晚号松庵道人。宁波师范学校毕业。家学之传承与新式学堂之教育使得杨存淇颇具才学。杨存淇是民国两次续修的中坚人物，两次参与编修，第二次担任大总裁。此前，杨存淇有过编撰族谱的实践。民国十年（1921），他为车氏编纂家谱，修成《山西运城绛县中林车氏支谱》，顺德堂木刻活字本，5册，十四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杨存淇才被族人推举为修谱总裁。修谱之时，杨存淇66岁，“年逾花甲，心甚惮烦，再三固辞，终不获命。不得已，强膺斯任” [40]。此后的1948年，杨存淇纂修《浙江鄞县蕙江何氏宗谱》，木活字本，五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此后活动不详，估计卒于50年代左右。 民国修谱带有时代的特色，内容上也有所变化。 1943年续修的分工更加具体，有发起人、大总裁、监督、总办、协办、经济、会计、管理、校对、采访等，这完全是一套现代的分工机制。大总裁就是之前的主修人，又新增经济、会计两项。 这次修谱经费，主要来源有二，一是远虑会，二是杨芬荣（1906-？）的垫支。 民国《镜川杨氏宗谱》，分教堂木活字本，十三册，二十七卷。现唯天一阁收藏一部。 民国《镜川杨氏宗谱》，随着时代的发展，内容也在变化。如“科举停后，士子皆由学校出身，凡中学、大学、留学毕业者，宜分别书之，所以重儒也”[41]。杨氏对入谱的规定有很大程度的放松，首次允许螟蛉（即义子）入谱，有《闰谱》一卷。“螟蛉，异姓，旧例不准入谱，恐其紊乱宗支也。今虽公决开例，仍不使混入正派，另立闰谱一本，名曰《似续谱》。各房若有义子，第一次附录闰谱，有产者须捐助二成，无产者至少捐助十元，缴与修谱总会。”[42]又称“螟蛉异派，不得为宗族房长，亦不得举为总干事，以防牵掣本支，侵夺权利”。由此可见，虽然螟蛉得以入谱，但有严格的附加条件。不过，对典妇的规定仍很严格，“如有误取同族醮妇，或误取同族女子，当直书不讳，贬为侧室某氏。若误取同族同村典妇，并将其生卒年削去”[43]。这种观念，反映了宗族制度中的强调血缘性原则。义子是进来的儿子，当然可以松一点，但如果是典妻或娶同族女子，则是严格禁止的。 不过，联宗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修谱以惇宗收族为第一义。真同族者，不令散为异族，可宗联者，必使集合归宗。……不可祖而祖之，是谓诬祖，诬祖者不祥。”[44] 四、小结 宁波镜川杨氏元明时逐渐成为地方望族，开始注重宗族管理和宗谱的兴修。“谱之于人所系甚大，岂庸直视为虚文而已哉？”[45]从元代杨子杞拟定字辈，到明代镜川谱的续修，再到清代、民国几部家谱的兴修，使得镜川杨氏的历史得以存于历史之长河。“迄今数十传，得以考世系、序昭穆者，独赖有谱之存” [46]。因为自明朝即开始修宗谱，所以，这个家族的系谱比较清楚，尤其是西杨一系，年月清楚。西杨多做官，东杨多木匠，故宗谱之修，以西杨编纂宗谱为主，东杨辅之。 纵观《镜川杨氏宗谱》几次续修历程，大体上相当严谨，力求真实，对修谱、续谱、守谱皆有一套严格的规范。在具体的编纂过程中，始终坚持不妄书的原则。联谱、入谱有着严格的规定，如果难以理出脉落，即使极有名望，也拒绝联通谱。杨氏家族在编纂家谱前都会对各个支派的脉络进行考订，《采访录存》就是考察的记录。例如“状元守勤公家祠与慈湖宗祠联埭各祖其祖，其行次与吾宗不侔”[47]。于是亦是排斥于谱外。对于续谱，杨氏宗谱中也有详细的论述，前谱要好好收藏，这是续谱的底本。杨氏宗谱每经一次重修，都是博参详考，几易其稿，基本上都会在原有的基础有所提高。对于守谱，《镜川杨氏宗谱》特辟一卷《谨守家乘》，以作守谱之规章。《谨守家乘》的规定非常之详细，亦是相当之严格。《镜川杨氏宗谱》的记载较为可信，尤其是明清二朝，实乃家族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之一。 杨氏有续修宗谱时间规定，“或以三四十年为度，或以五六十年为度，惟在有志者时……按谱而继绳之，为增为删，博考详稽，光我家乘”[48]。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应该继承，可惜20世纪50年代以后丢失了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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