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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执行力的书籍畅销，执行力的培训走红，执行力的各路新闻满天飞的局面，有位做校长的朋友有些苦恼地告诉我，学校内部的执行力欠缺，学校决策的许多事情在老师层面很难贯彻到底。 我想起了“人民公社”时期管理生产队的诸多笑话。当“人民公社”作为一级核算单位时，“人民公社”管理者的责任和压力自不待说。“人民公社”管理的各个生产队，情况千差万别，尤其是类似播种、收割、捉虫、施肥的事情，不同地域、不同作物、不同墒情，应该做的事情肯定各不相同。但在管理中，各个生产队常被告知要按照“公社”领导的要求，统一步调齐步走。于是，矛盾冲突就会发生了：那些一切听从指挥的生产队，收成很差，而那些不太听话的生产队反而仓满囤尖。这些现象经常会让“公社”领导感到十分尴尬。 教育有点类似农业，每一位老师面对着千差万别、富有个性的学生和教育情境，每一个学科都有着自己特有的认知规律和教学规律，每一次教育教学活动又十分独特而不可重复，身处第一线的老师当然也包括干部们，每时每刻都面对着全新的挑战，他们应对挑战的决策不仅会因为挑战本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还会因为他们自身的素质、经历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个时候让他们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去施行统一的教育行为，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对一位管理者来说，尽管政令畅通、一言九鼎的情形颇具诱惑力，又很能满足虚荣心，但却不能成为学校管理工作所追求的理想状态。一位聪明的校长，应该尽可能淡化行政的力量，让更多的事情在协商、协调和协作中解决掉。正如日本著名管理大师土光敏夫所言，权力是把传家宝刀，最好不要拔刀出鞘。 在学校推进学科和学术领域的改革中，我一直坚持躲在后台，尽量避免以行政的力量和校长的身份与老师们对话，原因很简单：任何一位学校管理者都不可能谙熟所有的学科教学，而说到具体的教学情境与教学方法，则更可能捉襟见肘；如果你在老师们不好意思反驳你或没有胆量说穿真相的时候，盲目自大地做出若干有违规律的决策来，那教育不仅会走向迷茫，更可能让学校充满了诸多的无奈。 说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要说，如此这般，不是放纵落后、听任懈怠了吗?其实，当有的老师真的对我们的指挥、对我们的要求还没有想清楚或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时，我们应该允许他们暂时落后，给他们时间去思考，给他们机会去体验，一旦他们自己想清楚了，真正科学、切实、有效的执行力就会在他们自己身上生长，这样的执行力才是学校里真正需要的。 我们在学校里设立“教育家书院”，就是为了构建由优秀教师负责的培训机制，就是让一些既优秀又普通的老师与各类处于不同成长期的老师们去商量他们各自不同的成长方式。这样的协商中可能有争论、有否决，但很容易避免让老师们“被培训”。我们在学校里设立“课程与教学研究院”，也是为了建设具有学校特色的课程形态，并尽可能让一切都循着老师们能力的可及性和精力的可能性，而尤其重要的，是让研究遵循着学科特点和教学规律去进行。在这里，协商扮演了一个行政的力量所不能扮演的角色。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有一句教育界耳熟能详的话：“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应该是教育思想的领导，然后才是行政的领导。”其实，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淡化行政的力量，避免一些不太靠谱的过于强大的行政执行力，让协商发挥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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