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研究综述（1994～2012）

nzpeach 2016-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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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对元上都的研究主要是从历史、考古等角度。历史学方面涉及到元上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科技、交通、都城建筑、纪行诗以及元上都在中外交流史上的地位等，考古学研究主要是元上都遗址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等。对于元上都遗产价值的认识和评估，遗址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的研究尚不多见。

[关键词]国内；元上都；综述

学界对于元上都的研究已颇为深入，成果丰硕。内蒙古大学叶新民教授曾撰文对1994年以前的研究成果作了综述。^[1]1994年以后，新的研究成果又不断涌现。笔者通检报刊、杂志及出版著作，主要从历史、考古、遗产价值、保护开发以及通俗性著作等方面对1994年以后的论著进行综述和分析。疏漏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历史学研究

近年对元上都历史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涉及上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和城市布局等诸方面。专著主要有陈高华、史卫民《元代大都上都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本书分为元大都和元上都两部分。上都篇分为八章，分别从草原都城的历史溯源、两都巡幸与交通、上都的行政管理、布局和宫廷生活、政治经济生活、宗教以及上都的没落等方面对元上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元上都的地位和历史文化价值作了总体评价。此书是迄今系统研究元上都的唯一一部专著。[①]

叶新民教授是在元上都研究中用力较勤的学者。1998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元上都研究》，集结了叶教授自80年代开始撰写的关于元上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社会生活等诸专题论文。2003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叶新民、齐木德道尔吉编著的《元上都研究文集》、《元上都研究资料选编》两部资料汇编。《文集》收录了43篇有关元上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考古发掘以及与上都有关的蒙元历史、人物、民俗、史地考证等方面的文章。《选编》在广泛征引大量辽金元明清文献资料基础上，分为12章收录有关上都的自然环境、兴建和布局、行宫、驿路、巡幸制度、宫廷生活、行政管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宗教、元末上都的状况以及清初的上都及察哈尔地区等史料，便利学人查找使用，为继续深入研究提供可靠资料来源。

2009年8月1～2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元史研究会在正蓝旗联合举办了“元上都与元代社会”研讨会。来自美国、韩国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8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其中有关上都问题的16篇论文会后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于2010年结集出版，即《元史论丛》（第十二辑），亦为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文化研究工程”二期工程和元上都申遗工程基础研究成果。

近些年，学界对元上都的建立、发展及历史文化意义多有探讨，重要的有肖瑞玲《元上都的历史地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舒振邦、舒顺华《元世祖忽必烈与元上都开平》（《元史论丛》第十二辑）等，论述了元上都在元朝政治、军事、经济、对外交往及科技文化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所论多有创新。

关于元上都的政治军事问题，近些年主要集中在帝位更迭与权力争夺问题上。杨选第《元上都与元代地位争夺之关系》（《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从巡幸时间、政治中心的转移、军事部署、交通与信息传播、地理位置等方面探讨了元中后期帝位争夺事件多发生在上都的原因。“南坡之变”是元代上都政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近年学界关注较多。刘晓《“南坡之变”刍议——从“武仁授受”谈起》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政变发生的原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南坡之变的发生与“武仁授受”有重大关联。武宗与仁宗立下了兄终弟及的盟约，但是仁宗即位以后背弃了这一盟约，将帝位传给英宗，这给英宗接任皇位造成了巨大压力，使其统治根基变得非常脆弱，加之英宗暴虐好杀的性格与应对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举措失当，直接促成了政变的发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明治大学的樱井智美对收录在《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8册中的《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进行了考释（中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十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363～372页），该碑立于1257年以前，对碑文中所反映的1256年蒙哥下令在“岭北滦水”的北面让忽必烈开府建立开平府的有关史实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有益于认识上都的前身开平府的创建过程及其所反映的蒙哥与忽必烈的关系和当时大蒙古国的权力结构。

元代帝位争夺往往引发军事事件，主要有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之战和后期的两都之战，前者奠定了忽必烈的统治基础，后者对元朝后期的政局影响深远。丛海平《元初期北方战争中上都的军需供给探析》（《元史论丛》第十二辑）以军事学视角将元上都视作“兵站”，认为上都城在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的战争中，起到了作为决策中心和军需补给的后方中转基地的重要作用。张金铣《元两都之战及其社会影响》（《安徽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研究了两都之战爆发的原因、经过及其影响。钮希强《元朝两都之战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论两都之战的社会影响》（《邢台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等全面研究了两都之战的相关问题。

有关两都巡幸制度的问题，苗冬《元代两都之间的使臣往来》（《元史论丛》第十二辑）通过研究往来于两都之间的使臣，探讨了上都与大都的沟通、联络及元代政治中枢的相关问题。

对于与上都有关人物的研究，孟繁清《元上都留守颜伯祥任职时间考》（《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孟繁清、杨淑红《元上都留守颜伯祥及其家人史事考》（《元史论丛》第十二辑）两文考证了颜伯祥及其父颜天翼、其子颜哈班、颜教化的相关史实，认为颜伯祥任职上都留守的时间在至元五年（1268年）二月至至元十六年（1279年）或十七年（1280年）之间，同时以颜氏一族的仕宦经历表现了元代汉人蒙古化的倾向。赵一兵《<元史·世祖本纪>“汪惟正入觐”条辨正》（《元史论丛》第十二辑）对《元史》中一条史料，即至元十五年（1278年）四月“甲子，命不花留镇西川，汪惟正率获功蒙古、汉军官及降臣入觐”的记载进行了研究，认为汪惟正实为汪良臣之误，入觐之所为上都。

关于上都的道教，前人涉猎较少。吴小红《元代龙虎山道士在两都的活动及其影响》（《元史论丛》第十二辑）对元代龙虎山正一道在大都和上都的各种活动进行了研究。马晓林《元代两都的太一广福万寿宫与灵应万寿宫——太一教与刘秉忠祭遁》（《元史论丛》第十二辑）对太一教设立在大都和上都的宫观太一广福万寿宫、灵应万寿宫的方位作了考证，并辨析了上都修建者刘秉忠与太一教的关系。

驿站交通在蒙元时代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上都的驿站，起着连通大都、中原汉地和漠北草原的作用。石坚军《马可波罗上都之旅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期）按照《马可波罗寰宇记》的叙事顺序，对马可波罗旅程中从可失合儿（今新疆喀什）至上都的旅行路线作了详尽的考证，推进了上都周边交通地理研究。默书民《两都之间及以北地区的站道研究》（《元史论丛》第十二辑）对上都与大都和漠北之间的驿站路线作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并对部分站赤位置、站道调整、驿站交通工具和应役站户问题作了考订。

上都是蒙元时代的国际性大都市，在中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乌云高娃《元上都与元丽关系——以高丽元宗、忠烈王在上都奏事为例》（《元史论丛》第十二辑）对高丽元宗在上都觐见忽必烈、忠烈王以世子身份在上都的活动进行了详细论述，有益于上都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元代的宫廷饮宴和歌舞活动非常频繁，前人多有研究。杨印民《滦河美酒斗十千——元上都的宫廷饮宴与街市酒业》（《元史论丛》第十二辑）研究了清暑时期的上都宫廷、街市和上都路巡幸沿线的酒业问题，认为两都巡幸是导致上都街市酒业兴盛与萧条的决定性因素。王大方、张文芳《纵情歌舞在草原——元上都的歌舞盛况》（《论草原文化》第七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年）以文人诗作为基本史料，全面论述上都城内的各类歌舞和宫廷宴饮情况。

元上都扈从诗（纪行诗）是研究上都及元代北方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对元上都扈从诗的研究以杨富有先生成果最丰硕。杨富有先生目前主持一项国家社科项目“上都扈从诗与元代多元文化交流研究”并陆续发表一批相关成果。[②]此外，赵延花《从元代上都扈从诗看滦阳民俗》（《北方论丛》2012年第6期）一文以扈从诗为史料分析了上都地区鲜明的北方游牧民族特色，认为上都扈从诗具有重要的民俗学价值。邱江宁《元代上京纪行诗论》（《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一文指出了上京纪行诗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翟禹《元代诗僧楚石及其<北游诗>》（《朔方论丛》第三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文对新出版的《楚石北游诗》中关涉上都历史地理的史料进行了研究。

元朝时期，江南汉族士人对上都所知甚少。一些士人来到上都后，撰写了大量有关上都的诗文，这成为在江南地区传播上都及相关知识的重要来源。申万里《元上都的江南士人》（《史学月刊》2012年第8期）认为生活在上都的江南士人将有关上都的知识信息通过诗文传播到江南地区，既成为居民的谈资，又满足了江南居民认识元朝政权的内在需求，为当时的知识体系输入了一些新内容，有利于民族之间的包容与涵化。

此外，还有学者对元上都的教育、商业、科技、水利和自然环境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③]

二、考古调查与发掘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至建国前后，国内外考古工作者就开始了对元上都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叶新民先生已对早期成果作详细论述，这里就近年新近公开发表的成果作一综述。

从考古学角度对元上都研究用力最勤、成果最显著的当属魏坚先生，他编著《元上都》研究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分为研究篇（4篇）和报告篇（13篇）两部分，研究篇内容包括上都城建筑布局、周边墓葬人骨、都城及周边地区出土文物以及上都城生态系统环境等；报告篇内容均为在元上都及周边地区进行的调查和发掘等考古工作。萧汶评价道：“本书在广泛收集元代以来中外旅行家对元上都记述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元上都及其周边墓葬和祭祀地考古学资料的综合研究，结合文献史料，对元上都古城遗址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见解。”^[2]因此，本书既是元上都研究的资料汇编，也是一部重要的考古学著作。

1997年，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采用遥感与航空摄影技术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航空考古，其中关于元上都遗址的航拍图片较之早期根据地面实测绘制的平面图更为清晰准确，为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元上都提供了重要资料。^[3]

上都城中最重要的宫殿是大安阁，其位置的确定经历了一个研究过程，早期考古调查认为宫城北墙阙式建筑是大安阁^[4]（P.4），后经多年考古和文献研究，目前学界一致认定宫城中央方形台基为大安阁遗址，而北墙阙式建筑为穆清阁。[④]大安阁与北宋的熙春阁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忽必烈“取故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建成大安阁，也即大安阁前身原本是宋徽宗时所建造的熙春阁，而恰恰在南宋时代的历史文献中保存了有关熙春阁的详细记载。冯恩学《北宋熙春阁与元上都大安阁形制考》（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王贵祥《元上都开平宫殿建筑大安阁研究》（《中国建筑史论汇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通过对文献记载北宋熙春阁的结构与造型，并依据考古发掘和传统建筑规则对大安阁的基本结构与造型进行了推测性复原。

元代天文学家扎马鲁丁受忽必烈之命在元上都主持回回司天台的建设工作，他制造了7件天文仪器（《元史》称“西域仪象”）。陆思贤《关于元上都宫城北墙中段的阙式建筑台基》（《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考证宫城北墙阙式建筑就是文献中所载“承应阙”、“穆清阁”，并利用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对这7件天文仪器在穆清阁上的摆放位置进行了复原。

砧子山墓葬群是元上都城周边一处规模较大的墓葬区，是元上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砧子山墓葬群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南区墓葬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元上都城东南砧子山西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付玉芹等《内蒙古砧子山墓地古人的线粒体DNA多态性分析》（《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2期）等研究报告。其中，付玉芹等人对砧子山墓地古人的线粒体DNA信息，结合现代东亚、北亚、中亚和欧洲人的线粒体DNA数据进行了系统发育和多维尺度分析，得出埋藏在砧子山墓地的元代居民为来自中国北方地区的汉族人的结论，利用自然科学手段证实了考古学者的推测。

羊群庙祭祀遗址位于元上都遗址西北30公里处，承载的是蒙古民族传统的祭祀信仰历史文化。1992年8～10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中4处规模较大遗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出土了3座身穿蒙古贵族服饰的汉白玉人雕石像。^[5]陈永志《羊群庙元代石雕人像装饰考》（《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一文利用羊群庙遗址出土的石雕人像资料，对于元代服饰中的“垂练”“婆焦”类发式、“比肩”“云肩”类服装、“独科花”“升龙”类纹饰、仪态与杯具的时代特征等诸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证，从而勾勒出了元代蒙古贵族装饰的基本面目，同时揭示了元代祭祀仪式的相关史实。陈永志《羊群庙石雕人像与燕铁木儿家族祭祀地》（《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魏坚《蒙古高原石雕人像源流初探——兼论羊群庙石雕人像的性质与归属》（《文物》2011年第8期）两文认为羊群庙石雕人像及祭祀性建筑遗址为燕铁木儿家族祭祀地，其中的一至四号建筑基址即是燕铁木儿本人及其三代祖先的宗庙建筑。

宋蓉《元上都遗址出土瓷器及相关问题研究》（《论草原文化》第七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年）一文对元上都东、南、西三关的官署民居、商铺遗址以及皇城墙基、宫城I号基址中出土的瓷器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上都遗址出土的瓷器基本涵盖了元代瓷器的常见品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元代南北方瓷器手工业的生产和产品流播态势，也折射出了上都的社会生活及贸易交通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此外还有一些窑口不明的瓷器来自于上都附近的地方窑系。王大方《元上都遗址考古札记》（《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介绍了两件新发现的与元上都相关的文物资料，即“魏王”残碑和“大元国上都路开平府”泰定二年铸铁云版，前者是在元上都遗址内进行考古清理时发现，后者是在锡林郭勒草原地区所征集，有益于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

元末明初上都城废弃，明朝在元上都故城建立开平卫指挥使司。李逸友对元上都遗址内现存的明代开平卫遗迹进行了详细调查（《明开平卫及其附近遗迹的考察》，《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认为上都宫城和皇城墙体从内中的建筑材料来看多处地段均有明显的明代时期的修补痕迹，御天门、明德门遗址多处均为明代所重建或补筑。大安阁西南有一处大院落打破了元代上都城市建筑格局体系，其建筑特点和材料均与其他基址有异，推测为明代开平卫指挥使司所在地。此外，作者还认为皇城西北角楼现存遗址系明代增筑而成，且不再作为角楼使用，而是开平卫指挥使司用来与城外墩台联络的中心墩台遗址。这一系列调查成果为后人继续研究开平卫的情况奠定了基础。翟禹《开平卫置迁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认为，开平卫首次设置在洪武二年（1369年）六月至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之间，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复置，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内迁，永乐四年（1407年）复设于上都故城，洪熙元年（1425年）明廷首次提出内迁之议，宣德五年（1430年）内迁至长城以内的独石口，开平故城彻底废弃。

此外，还有关于对元上都遗址所在生态环境进行的研究，主要为崔海亭、王文江《从生态学角度复原元代滦河上游的景观与物候》（《地理学报》2003年第1期），运用自然地理学和生态学的方法，根据元代文献记载中的景观与物候信息复原了13～14世纪滦河上游及其邻近地区的自然景观，主要有坝下的落叶阔叶林景观、坝缘和坝上东部的草甸草原景观、坝上西部的典型草原景观、北部的沙地疏林草原景观以及河湖湿地景观，认为元代的景观结构与现代基本一致。通过物候现象的古今对比，作者得出了一些诸如“14世纪30年代夏季芍药的始花期比现代约提早10天”、“14世纪中叶初雪较现代约提早10天”等结论，这对于认识元上都遗址生态环境的变迁有很大启示。

三、遗产价值评估

元上都遗址作为一处重要的草原历史文化遗产留存到今天，1988年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被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6月29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讨论并通过将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近年在开展元上都申遗、实施保护管理过程中，学界逐渐关注元上都的价值，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学科出发，对其价值进行了研究。

陈永志《论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内蒙古日报》2011年3月11日第6版）从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四个方面论述了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晓克、何天明《元上都的价值》（晓克等主编《朔方论丛》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1年）依据世界遗产标准系统论述了元上都的意义、真实性和完整性，具体包括元上都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结合的典范，是艺术与科技的杰作；元上都对游牧文化、中华文化以及世界闻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元上都遗址为已消逝的古代草原民族文化传统提供了见证；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城市建筑是草原都城中的杰出代表；元上都与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类文明成果密切联系在一起。郑承燕《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考古学思考》（《论草原文化》（第七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1年）从世界遗产视角对元上都遗址历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作简要述评，分析目前遗址考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颇有价值的建议。

陈同滨等《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的对比分析研究》（《中国文化遗产》2012年第3期）重点介绍了作者在编制元上都申遗文本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开展对比分析进行遗产价值重塑。通过对比分析，为申遗文本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提供了关键、有效的支撑，也为元上都遗址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顺利通过世界遗产中心的评估奠定基础。

《中国文物报》（2012年7月4日）“热烈庆祝内蒙古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圆满成功专版”发表了《元上都申遗文本》中的元上都遗址符合世界遗产价值的四个标准，具体包括：①符合标准（ⅱ）：“元上都遗址”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传统非定居方式与中原汉地农耕社会“背山面水”的传统定居方式相结合，展现了不同文明与民族之间在征服与同化过程中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交互影响与融合；这种融合所产生的理念、制度、宗教、经济举措深刻地影响到北方草原和古代中国的中原与南方，以至其他一些地方。②符合标准(iii)：元上都遗址为13～14世纪欧亚大陆的文明大转折和延续百年的忽必烈时代“蒙元帝国”提供了特殊的见证。元上都体现着骄傲的征服者高高在上的统治，对被征服者文化与政治体制的吸收与皈依，及对征服者传统的坚守与维系3种有所矛盾却又交互作用的历史动力下所生成的一种延续百余年的庞大政体与文化现象的兴起与消失。③符合标准(iv)：元上都是体现了亚洲北方独特的游牧和农耕两大文明兼容并蓄的“二元城市文化”模式的杰出范例，展现了忽必烈以游牧民族统治农耕民族、创建王朝治理这一重要历史时期，在世界文明史和城市规划设计史上拥有独特的地位。④符合标准（vi）：元上都是标志了13世纪欧亚文明分水岭的忽必烈建立蒙元帝国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与引发欧洲“大航海时代”的《马可·波罗行记》直接关联；是导致13世纪后亚洲宗教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宗教事件“佛道大辩论”的发生场所；遗址所在地至今仍传承着游牧文化的活传统“敖包祭祀”；它还作为梦幻花园Xanadu这一文化符号的原型闻名于世，在当今世界的文学、音乐、建筑等艺术领域产生广泛影响。^[6]

以上论述是关于元上都遗产价值的最集中、最精要的论述，为我们全面、系统、深入认识和研究元上都遗址的价值及保护、开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遗产保护与开发

近些年，学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逐渐重视，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元上都遗址保护开发的文章。

王云庆、张赫逸《论元上都遗址的保护与开发》（《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一文从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对上都遗产保护与开发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提出相关的保护开发建议。翟禹《论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体系建设》（《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设计了一套针对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体系，具体包括法律保障机制、规划体系、保护管理机构、资金、监测体系、旅游开发等项。翟禹《基于申遗视角下的元上都遗址利益相关者》（《前沿》2012年第13期）一文根据世界遗产的标准，结合元上都遗址突出普遍价值和保护管理运行机制的诸环节，将元上都遗址利益相关者分为行政管理系统、周边居民、学术界、经营性企业、媒体、文化遗产保护关心者和旅游者等利益相关者群体，并根据所起作用的不同，可将上述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核心、蛰伏和边缘三类，并分析了这三类利益相关者的基本利益点和地位，认为其在实际操作工作的地位是不同的。

元上都遗址成功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要对其进行更好的保护，就要在保护管理的基础上进行文化旅游开发，建成北方草原地区的旅游文化品牌。翟禹《元上都遗址旅游开发利用的生态环境基础》（《内蒙古社会科学·草原文化研究》增刊，2013年第1期）一文对遗址旅游开发的生态环境基础进行了研究。旅游生态区就是以元上都遗址为核心，将诸多遗址遗迹、自然和人文要素作为旅游节点，区内生态环境良好、风景资源集中，具有一定规模和游览条件，可供人们游览欣赏、休憩娱乐或进行科学文化活动的旅游生态文化景观区。对于旅游生态区的建设，应建立专门的元上都遗址旅游生态区保护管理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大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项目。

五、通俗性著作

通俗性著作起着普及学术成果，宣传影响社会民众的作用。张文芳、王大方编著《走进元上都》（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5年）是近年关于元上都的重要通俗性普及成果。本书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典型的文物、历史图片，介绍了元上都的价值、历史沿革、自然条件、建筑布局，都城反映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发生在元上都的重大历史事件，元上都的城市特色和文环景观等等。本书最大的优势在于作者为多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管理工作岗位上从事文物考古研究和管理工作，熟悉元上都遗址的考古发掘、保护管理等资讯，掌握了大量相关文献、考古信息和图片，采用的资料非常丰富、准确。

此外，还有徐进昌主编《上都文化研究》（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解读上都——徐进昌谈上都文化》（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等成果的问世，扩大了元上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各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六、研究现状述评

对元上都从历史学角度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元上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科技、交通驿站、都城史和建筑史、纪行诗及其在中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等方面。总体来说元上都历史研究成绩显著，基本上理清了元上都建城、发展、兴盛、衰落至今，最终成为一处优秀的草原历史文化遗产这一发展过程，为进一步研究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开发利用和遗产价值奠定学术基础。

考古学研究主要在于对元上都遗址的调查、勘探和发掘。考古研究成果扩展了基础资料，将其与文献史料进行互补研究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但目前的考古研究较多侧重于地面调查，考古发掘规模和面积均较小且零散。元上都遗址内涵丰富，如要获取更深入的信息，解决元上都历史上的未解之谜，必须进行更全面的发掘和研究。一处地面遗存较少的大型古代遗址是无法充分展现其丰富内涵的，尤其是在进行展示利用和旅游文化品牌的开发建设上，如果没有较高可观赏性的遗迹遗存为载体的话，必然无法提升其核心价值的层次，从而无法建设旅游文化品牌。

学界对元上都的价值评估一向很重视。总体来看，对于元上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的地位、在农牧文化交融史上的作用以及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等方面都基本达成共识，只是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对于一处历史文化遗产核心价值的认识和评估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随着资料的增加、观念的进步以及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总趋势是逐步深入、成熟。因此，对于元上都遗产价值的认识和评估永无止境，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化、拓展将会更加有利于遗址的保护开发。目前，对于元上都遗址保护开发的研究学界涉及较少、成果不多，应是亟待加强的领域。

注释

[①]上都部分曾以《元上都》为名由吉林教育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叶新民、萧启庆等均有评述（萧启庆《近四十年来大陆元史研究的回顾》，《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4年）。

[②]主要的有杨富有《元上都扈从诗审美价值简析》，《赤峰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杨富有《元上都扈从诗人及其诗作的社会历史价值探析》，《赤峰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杨富有《元上都扈从诗人庙堂意识浅说》，《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杨富有《元上都扈从诗的民族精神要素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杨富有《由扈从诗分析元上都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前沿》2011年第3期；杨富有《元上都扈从诗中的边塞遗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杨富有《从扈从诗分析元上都地位成因及其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杨富有《元上都咏史诗的内容及其意义分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李枫、杨富有《元上都扈从诗文献价值成因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杨富有《元上都扈从诗与上都多元宗教文化》，《山西师大学报》2013年第1期；杨富有《元上都对蒙古族文化独立性的意义——以元上都扈从诗为主要材料的分析》，《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等等。

[③]王风雷《元上都教育考》，《内蒙古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汪兴和《元代上都的商业经济》，《江苏商论》2004年第4期；李迪、冯立升《上都在元代科技活动中的地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李迪《元上都回回司天台的始末》，《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郑玉璋、杨亚军、袁羚《元上都水利考察》，《内蒙古水利》，1996年第1、2、3、4期；郭殿勇《从元上都的兴衰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西部资源》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