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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3至19世纪，西方人通过关于蒙古的文字记述及地图认知两个途径，从族称、地理、人群形象三个角度逐渐加深对蒙古的认识。蒙古的族称被从鞑靼中明析出来，蒙古的方位从大致概述性的确定变成经纬度下精准定位，蒙古的人群形象逐渐清晰真实。西方人关于蒙古的知识初显脉络，西方人的蒙古观念渐趋成型。
关键字：西方人 蒙古 族称 地理 人群形象 观念 西方人眼中的蒙古属中外文化交流史及观念史的研究范畴，以西欧基督教世界为主的西方与蒙古[①]的交流联系是这一研究展开的基础。随着蒙古的西征，西方人有了对蒙古的最初认知。之后，在奥斯曼帝国阻断东西方的世纪里，西方对蒙古茫然无知。16至18世纪，入华耶稣会士逐渐加深了对蒙古的认识，重启了西方人对蒙古的认知，使西方人眼中的蒙古观念由模糊渐趋清晰。西方人对蒙古的认知，主要通过文字记述及地图认知两个途径，而族称、地理、人群形象等三方面则是这种认知的主线。历经蒙元、明末清初、康熙三个时期，西方人关于蒙古的知识初显脉络，西方人关于蒙古的观念渐趋成型。 一、蒙元时期西方人对蒙古的初步认知 13至14世纪是蒙古帝国崛起并征服世界的时代。这一时期，西方人首次到达蒙古地区，并对蒙古的族称、地理、人群形象形成了初步认识。 西方关于蒙古的记载，最早出现于13世纪20年代[1](p.9)。多名我会士尤里安有关蒙古人1235年、1237年西征欧洲东部的报告，是西方有关蒙古人最早的文字材料之一，在其拉丁文报告里，使用了“鞑靼”（Tartar）一词代指蒙古人的族称。 [1] (p.11)肩负着传教和与蒙古人结盟使命，分别于1246年、1253年到达蒙古的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鲁布鲁克，是可考文献中最早到达蒙古的西方人。虽然他们的使命未能完成，但留下了关于蒙古的详细著述《Libellus Historicus》、《Itinerary》，即《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2]。此后，还有不少身份不同的西方人到过蒙古，他们留传至今的有关蒙古的著述有《海屯行纪》[3]、《马可·波罗游记》以及方济各会士约翰·孟德高维诺、鄂多立克、约翰·马黎诺利等关于蒙古的记述。 上述传教士及旅行者记述的蒙古见闻，形成了西方人对蒙古族称、地理、人群形象的初步认识。 首先，以鞑靼（Tartary、Tartar）概念指称蒙古地区和蒙古族群。受拉丁文tartarus[②]一词及tartare讹写[4]的影响，与塔塔儿（Tatar）有密切语音学联系的鞑靼（Tartary、Tartar）一词，最终以亚洲中部草原的蒙古帝国及蒙古族群的含义被确定下来。尽管这一时期，欧洲也有关于蒙古的其他别名，如：“mongali” 、“mongul”[5](p225)，但以鞑靼指代蒙古仍是中世纪欧洲的主流。 其次，西方人对蒙古的方位及地理景观有了初步的认知。这种认知来源于游记中对蒙古区位概述性的确定。鲁布鲁克认为蒙古“从多瑙河延伸至日出之地”[2](p209)。柏朗嘉宾给出了蒙古大体方位及四至，指出蒙古在欧洲“东方偏北的地方”，“契丹人（Kitai）以及肃良哈人（Solangi）地区均位于其东部，南部是萨拉森人（Sarrasins）栖身地，在西部和南部之间是畏兀儿人（Huiur）疆域，西部是乃蛮人（Naiman）的省份，该地区的北部由海洋所环包”。[2](p25)西方人对蒙古地理景观的认识，只是对其地域辽阔、土地贫瘠、环境恶劣的笼统印象，尚难以构成一幅完整的图景。 再次，通过对蒙古人的体貌特征、生活方式、性格特点、信仰的描述，西方人对蒙古人有了一个大体的形象认知。根据记述，蒙古人都是中等身材，长有小脚，“他们头大，脖子短，胸部很宽，胳膊长，腿短，他们的力气大的惊人” [1](p11)，“双目之间和颧颊之间的距离要比其他民族宽阔”，“颧骨格外突出，鼻子扁而小，眼睛也很小，眼睛上翻与眉毛相连结” [2](p28)，尤为可贵的是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都详细记述了蒙古男子的髡发，使欧洲确立了辨识蒙古人形象的显著外在标志；蒙古人过着茹毛饮血、野蛮可怕的生活，“他们不加区别地吃一切死去的动物” [2](p213) ；蒙古人有着对环境超强的耐受与适应力、友好团结、不存在偷盗行为等品质，也有暴躁易怒、狡猾欺诈、贪婪吝啬、傲慢粗暴、蔑视一切人等性格。蒙古人都信仰万物有灵的萨满教，“他们崇拜和敬仰太阳、月亮、火和水，甚至还包括土地。他们每天用最早的第一份饭菜和饮料来供奉他们，而且最喜欢在清晨吃饭甚至饮用东西之前举行”[2](p33)。长生天是蒙古人最高的信仰，“鞑靼人只信仰惟一的一尊神，它是人世间可见和不可见之万物的缔造者，他们认为它是人世间福祸的主宰者” [2](p31)。 来到遥远陌生的蒙古地区的西方人，初步认识了这个叫“鞑靼”的民族。文化差异使其震惊于蒙古的人和事，西方人以其道德标准对蒙古人的性格进行了判断，为其文化认同的即为优秀品质，反之则为“坏的”品格；在西方人的认识里，蒙古人“坏的”品格远远多于优秀品质；西方人从游记中翔实的资料里确定了蒙古人是信仰偶像的异教徒。 二、明末清初西方人对蒙古的重新认识 16至17世纪，西方国家藉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兴起急切地向东方扩展，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传教士随之东来。入华耶稣会士通过中文文献、地图等渠道间接获得了蒙古的信息，并传回欧洲。在中断了两个世纪后，西方再次获得了关于蒙古的“新知识”。 （一）入华耶稣会士的地图及著述 明末清初，共有近两百名耶稣会士入华，其中76人进入北京[6](p27)。耶稣会士主导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在他们的地图及著述中，蒙古作为明朝的“他者”出现并被明晰确认。 耶稣会士入华后，根据中西方资料绘制了两类地图，一类是为中国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另一类是为欧洲所绘制的中国地图。前者主要有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毕方济的《世界地图》、杨玛诺、龙华民所作的地球仪、南怀仁的《坤舆全图》等[5](p231)。后者有利玛窦描绘的中国地图，1656年由法国皇家地理学家尼可拉·桑森·阿贝维尔首次印行；曾德昭的中国地图，1655年作为其《中华帝国志》英译本的附图在伦敦印行；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于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卜弥格的中国地图亦由阿贝维尔于1670年重印。在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中，西方人对蒙古的认识逐渐深入，在地图中大致的确定了蒙古的位置。 在绘制地图的同时，耶稣会士也把其对蒙古的各种“新知识”写在著述中。 现在所能发现这一时期最早提到蒙古的耶稣会士资料是一封1555年发自远东的信，信中的一份书单“China ad Germaniam usque,velsaltem Tartaros diciturpertingere.Aiunt una exparte Germaniam usque pertingere,verumpropter frigoris vehementiam ea locanulli hactenus sunt satis(quod sciam) explorata” [5](p225)（中国到日耳曼，间隔尚未探索且极度寒冷的鞑靼地）提到了鞑靼（Tartaros）。利玛窦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7]向西方首次确定了中国即是“契丹”，并且介绍了为防御“鞑靼”而修筑的长城。曾德昭的《大中国志》[8]也介绍了长城以北的“鞑靼”，并分为东、西、北三个部分。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反映了是时耶稣会士已经能明晰满洲与蒙古的区别，称为东、西“鞑靼”。鲁日满、聂仲迁在其《鞑靼中国史》、《中国历史》[9]中也将“鞑靼”分为东、西两部分进行叙述。安文思在北京生活多年且掌握满语及蒙古语，著有《中国新史》[10] ，书中他对蒙古历史及语言等方面的认识更胜于前。汤若望、南怀仁也留下了关于东、西鞑靼的文字。这些著述是耶稣会士关于蒙古“新知识”的重要成果。 （二）西方人对蒙古的重新认识 16世纪至17世纪80年代，入华耶稣会士的大量地图和著述，使西方人对蒙古的认识更了进一步。 首先，确定了蒙古的大致区位。长城是西方人认识蒙古地理的重要参照坐标，在其北面即是“鞑靼和鞑靼地”。耶稣会士入华前，西方地图中的长城、“鞑靼”多根据传闻而绘，失实颇多。16世纪，长城及“鞑靼”在西方的地图中逐渐清晰。通过入华耶稣会士所绘的地图，西方人第一次确定了蒙古在世界的区位。在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中，长城位于西起宁夏东到开平的北纬42°一线[11](p85)；位于长城以北的“鞑靼”的各种信息被标注出来，可以大致确认其地理上的边界四至，只是“鞑靼”区域内的山脉、水系有很大的误差。在卫匡国的《中国新地图集》中，明朝的北部边界长城在北纬40°一线，“鞑靼”位于长城以北；在“鞑靼”地区，有一从东北延伸至西南的带状沙漠，有简略的山脉、水系标注。由于这一时期没有耶稣会士能前往蒙古地区实地测量，地图中关于蒙古的区域仅能提供一种经纬线下抽象和概括的定位。尽管如此，这也是西方人对蒙古及亚洲空间认知的一个巨大进步。 其次，对蒙古与“鞑靼”进行了辨析。耶稣会士入华后，对蒙古认识逐渐深入。利玛窦概述性介绍了长城以外的游牧民族“鞑靼”。卫匡国明确区分了东、西“鞑靼”，“我把居住在北部著名的长城外的民族叫做鞑靼人”，“在这个名称下，不仅包括西部鞑靼，也包括我们欧洲至今不知道的东部鞑靼人”。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真正的确认“西鞑靼”与成吉思汗一脉相承的渊源及其与帖木儿的联系，“古代西部鞑靼人在差不多征服全亚洲后，向中国发起战役，但这些事是在伟大帖木儿兰时代之前”[10](p194)。在南怀仁1680年以前的信札中，我们能看到他对长城外北方民族的认识已经很深刻了。在其记述中已经对蒙古的地理、历史、生活方式等都有所掌握，“包括全亚洲北部的鞑靼地被中国人分为东、西两部。两者的居民大多是放牧羊群等牲畜的游牧民，住在帐篷里。但西鞑靼比东鞑靼要强大的多，因为他们占据了北京省边境和蒙古、波斯及莫斯科诸地之间的土地；他们在圣路易士（Saint Lewis）时完全占领了这片土地”[10](p13)。这些辨析为耶稣会士对蒙古的直接实地考察作了前期准备，使西方人明确了“西鞑靼”即是蒙古。 三、康熙时期西方人对蒙古渐趋成型的认识 康熙帝在位期间，多批身负清廷使命的耶稣会士前往蒙古地区，作了大量的实地考察、研究。他们对蒙古的认识已进入一般介绍及专业研究并行的阶段。 （一）游历蒙古地区的耶稣会士及其著述 康熙帝促成了耶稣会士到蒙古地区的游历考察。南怀仁扈从康熙帝于1682年巡幸关东，根据见闻留下《鞑靼旅行记》[12]。1683年，南怀仁、闵明我奉命随驾往北塞[13] (p339)。1685年，徐日昇随康熙帝北巡至长城外，其游记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SI）内留存[5] (p237)。张诚于1688年至1698年间，曾前后八次前往蒙古旅行，其记述后由法国杜赫德编撰入《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简称《中华帝国全志》）[14]。安多于1696年至1698年间与张诚共同进行了四次到蒙古的旅行，他的游记《康熙帝对鞑靼的战争纪实：中国对鞑靼的反击,值得庆祝的1697年》（De bello Cam Hi imperatoris tartaro:Sinici contra Tartaros Erutanos. Feliciterconfecto anno 1697）也被保存在罗马耶稣会档案馆（ARSI）[5] (p238)。1701年7月，康熙帝赴塞外避暑，樊继训修士、意大利药剂师鲍仲义修士、杰拉尔迪诺先生和翟敬臣神父扈从[15] (p120)。1708年，康熙帝决定测绘全国新图。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奥古斯丁会士潘如在1708—1711年间多次到蒙古进行测量。康熙《皇舆全览图》绘成后，耶稣会士将测量数据传回了欧洲。1721年，康熙帝因“礼仪之争”，派遣意籍耶稣会士喜大教赴罗马为教皇送信，他随同俄国来访使者由蒙古穿行西伯利亚返回欧洲。康熙禁教后，入华耶稣会士锐减。 耶稣会士对蒙古实地考察的成果，被杜赫德编入《中华帝国全志》一书。该书被誉为传教士汉学的三大奠基之作，甫一出版便轰动欧洲，相继以法、英、德、俄文出版、再版，是18世纪西方获得蒙古知识的主要来源。在众多耶稣会士中，张诚与安多到蒙古游历考察时间最久，认识最为深刻。安多的著述未能公诸于众。张诚通过在蒙古地区的观测，初步完成了蒙古在经纬线中的准确定位；通过旅行见闻的记述，将蒙古的自然生态、政治时局、社会众生等诸多方面以全景式的图景再现于西方读者面前。他的考察及研究，构成《中华帝国全志》中关于蒙古介绍的主要部分。 （二）西方人对蒙古渐趋成型的认识 耶稣会士对蒙古的实地考察研究，是18世纪西方获得蒙古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使西方有了对蒙古渐趋成型的整体认识。 首先，对蒙古的区域定位及地理景观的塑造。张诚在八次蒙古之行中，利用观察太阳高度角法、观察北极星高度法测量了蒙古的纬度，采用月食观测法及木星卫星观测法测量了蒙古的经度数据[16]。在康熙测绘全国新图的过程中，耶稣会士对蒙古进行了全面的测量，“1708年7月4日至1709年1月10日，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神甫奉康熙帝圣谕出口外测绘长城地图。1709年5月8日，雷孝思、杜德美、费隐神甫，由北京启程去东鞑靼，测量了从45°至40°纬度之间所有汉人称为藏鞑子的蒙古王公的领地。1711年，杜德美、费隐、奥古斯丁会士潘如，出长城至哈密，测定了被称为喀尔喀鞑子的几乎整个鞑靼地区”[17]。通过对蒙古的经纬度测量，耶稣会士给出了蒙古的区域定位，“他们的国家从西往东伸展，也就是从里海（东经二度或三度）……到东鞑靼（东经一零四度），从南到北，即从中国长城到北纬五十度” [18](p92)。对蒙古的经纬定位，纠正了西方对中国及亚洲地理上的认识偏差，为当时第一份世界地图的绘制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科学经纬度的区域内西方人完成了对蒙古地理景观的再现，这种地理景观不再只是贫瘠荒凉一隅，而是地形多样、区域地理特点明显，有沙漠戈壁，有草原、森林，河流密布，生态环境优良的完整的蒙古高原全貌[16]。 其次，蒙古的族称被从“鞑靼”中明析出来，蒙古的时局被西方了解。耶稣会士从地域及族群两方面向西方介绍了“大鞑靼”，即长城以外的内陆亚洲及包括蒙古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蒙古被从“鞑靼”中明析出来，以mongol指称，他们“只有一种语言，一种宗教和生活方式，但是可以分为三类，即卡尔梅克人、喀尔喀人和蒙古人” [18] (p94)；喀尔喀附清及清准战争这一历史进程中整个蒙古族群的情况、清作为主权国家疆域形成的演进过程，都被投影到西方，使西方将“契丹”、“中国”、“鞑靼”的辨析更加明了。 再次，关于蒙古人群的形象。在接触了大量不同身份的蒙古人后，耶稣会士认为蒙古人“性情和好，待人正直”，但对其生活、外表及信仰等却形成了贫穷肮脏，“对那种虚假的宗教（喇嘛教）崇拜异常虔诚” [18] (p93)的印象。基于以上的认知，蒙古平民、贵族及喇嘛不同群体各自鲜明的形象被介绍到西方[19] (p95、p121)，使西方人获得了较接近真实的蒙古人群形象。尽管这种印象是简单化的、流于表面的，但还是改变了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蒙古人群的印象。 四、结语 19世纪前西方人通过关于蒙古的文字记述及地图认知两个途径，从族称、地理、人群形象三个方面逐渐加深对蒙古的认识。13世纪西方人“初识”蒙古，以鞑靼（Tartary、Tartar）概念代指蒙古地区和蒙古族群。16—18世纪西方人对蒙古的认识逐渐深入，将蒙古与鞑靼进行辨析，区分西鞑靼、东鞑靼等概念，最终以mongol代称蒙古族群；西方人对蒙古的地理认知从蒙元时期概述性的确定，到近代地图中确定范围，再到经纬度精准定位及蒙古地理景观的再现，最终确定了地理空间中蒙古的信息；西方人对蒙古人群形象的认识，尽管有以自己文化标准度量其他民族之嫌，但还是为西方提供了较接近真实的蒙古人群形象。这一认识经历了从传闻到一般介绍，再到介绍与专业研究并举的渐进过程，确定了近代世界形成前西方有关蒙古的主要观念。 需要提及的是，由于文化差异及宗教立场，西方人不能理解蒙古人特有的游牧文化，对蒙古的认识难免有偏颇失实。但是，西方人对蒙古渐进的认识及对蒙古观念的不断完善，最终开启了近代西方对蒙古的兴趣与关注，也突破了早期汉学仅研究中国中原汉民族的传统，使西方关注到中国的边疆地区。 [参考文献] [1] [苏]马·伊·戈尔曼.西方的蒙古史研究[M] . 陈弘法 译.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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