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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蒙元时期蒙古族衣着左右衽与尊右卑左习俗作者：蒙古文化 董晓荣 【摘要】蒙古族在室韦时期与周边少数民族一样皆着左衽式服饰，后来到大蒙国时期和元朝时期，大多服用右衽式服饰，只有少数妇女和侍女等服用左衽式服饰。文章对此衣衽关系进行分析，说明此衣衽关系的变化与当时盛行的尊右卑左习俗密切相关。 【关键词】蒙元时期；蒙古族；衣饰；习俗 【作者简介】董晓荣：女，内蒙古乌兰浩特市人，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敦煌学与蒙元史 蒙古族从室韦时期始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但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蒙古族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形成了至今犹存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风貌。其服饰虽吸收了突厥、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的适合于牧猎的服饰文化，但他们根据自己世代繁衍生息的广袤草原地理、气候和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加以改进和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古族服饰文化。 一、蒙古族先民室韦人的衣衽关系 蒙古族的族源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心和讨论的重大课题，并曾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孙进已先生认为，蒙古族的族源虽然有许多个，但其中的主源应该是室韦系各族，蒙古族是以室韦系各部为主体吸收其他各族的成分融合而成，蒙古之名就是从室韦中的蒙兀室韦音转而来。蒙古族的语言属蒙古语族，而古代居住在室韦以西的各族则大都属突厥语族[1][P112]。这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看法。在公元7－9世纪，蒙兀室韦还在额尔古纳河流域居住，《北史·室韦传》载：“夏则城居，冬逐水草，多略貂皮。丈夫索发，用角弓，其箭尤长。女妇束发作叉手髻。”[2][P3129]《旧唐书·室韦传》载：“畜宜犬豕，豢养而噉之，其皮用以为韦，男子女人通以为服。被发左衽，其家富者项著五色杂珠。”[3][P5357]从上述记载得知，此时期的室韦人主要从事牲畜饲养和渔猎业等，经济活动具有游动性和不稳定性，其服饰也同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及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紧密相关：以皮服为主。此时期室韦人的服饰是左衽式的，当时居住在室韦周边的突厥、契丹等族大多着圆领窄袖长袍、束腰、穿短靴等适合于游放狩猎生活的服装，衣衽皆左衽式。突厥奴隶主政权控制大漠南北后，鞑靼、室韦等部役属突厥部，居住在突厥东北，与突厥比邻。《北史·突厥传》载：“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徏，以畜牧射猎为事，食肉饮酪，身衣裘褐。”[2][P3287]《隋书·突厥传》载：“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4][P1864]从上述记载得知，突厥人住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徏，所着裘褐皆左衽式。室韦部长期以来与契丹比邻，关系密切。《旧唐书·契丹传》载：“契丹，居潢水之南，黄龙之北，鲜卑之故地，在京城东北五千三百里，东与高丽邻，西与奚国接，南至营州，北至室韦。”[3][P5349]后来室韦又成为辽朝的番国，受契丹文化影响颇深，在语言和风俗上有明显的共同性。《契丹国志》卷26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为室韦……夏则城居，冬逐水草，有南室韦、北室韦。其俗，丈夫皆盘发，衣服与契丹同……”[5]契丹建国以后，到太宗时期，统一规定了国制与汉制的衣冠制度，与政治上实行的“胡汉分制”的制度一致。北面官与契丹人穿契丹国服。一般契丹男人的服装为“髡发左衽”，妇女服饰为直领左衽。这从辽代墓室壁画、出土实物中得到证实。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壁画《宴饮图》正中的墓主人身着圆领窄袖左衽红色长袍，腰系带[6]。库伦辽墓壁画《出行图》上的女主人穿左衽浅色绿袍，系红色腰带[7]。当时突厥、契丹以外也有很多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以左衽为主。当时的室韦人深受周边的突厥、契丹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衣着左衽式服饰为主。 二、蒙元时期蒙古族服饰的衣衽关系 1．蒙古国时期 从公元9世纪始，蒙古先民室韦人开始走出额尔古纳河南岸的深山密林，开始西迁，渡腾汲思海到达鄂嫩河上游的不儿罕山（大肯特山），并驻牧于此。从此室韦人与中原王朝和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从而促进了自身的迅速发展。到13世纪初，蒙兀室韦为主体发展而来的蒙古部落不断强大，统一了蒙古高原。此时期蒙古人的服饰与室韦时期相比有较大的发展，也有了形制上的变化。室韦时期皆着左衽式服饰，但到13世纪，蒙古部落主要着右衽式服饰，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左衽式服饰有了明显的区别。宋人彭大雅在成书于1237年的《黑鞑事略》中记载：“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毳革，新以紵丝金线，色以红紫绀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8][P65]1253－1255年间游历到蒙古地区的法国旅行家鲁布鲁克看到当时蒙古妇女服饰时说：“穿一件同修女的长袍一样宽大的长袍，而且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更宽大一些和更长一些。这种长袍在前面开口，在右边扣扣子。在这件事上，鞑靼人同突厥人不同，因为突厥人的长袍子在左边扣扣子，而鞑靼人则总是在右边扣扣子。”[9][P120]从而看出当时蒙古人服饰与突厥人的服饰有所区别，主要表现在衣衽关系方面。1978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苏吉乡明水墓出土了一批蒙古汗国时期的丝织品[10]，其中出土一件织金锦长袍，呈黄褐色，交领右衽，肥大拖地，窄袖口，束腰，衣料考究，做工精细。说明蒙古汗国时期的蒙古人服用的袍服以右衽为主。 2． 元代蒙古族服饰中最具特色的就是质孙服。质孙服是蒙元时期大汗颁赐的统一颜色的出席质孙宴会的礼服。质孙服最早见史乘的是窝阔台时代。窝阔台在继承汗位的宗王大会期间慷慨赏赐，大宴亲贵。质孙宴上“他们每天都换上不同颜色的新装，边痛饮，边商讨国事。”[11][P217]贵由汗时代到过蒙古地区的意大利旅行家加宾尼也目睹了当时选汗大会的盛况，他说蒙古人搭起巨型的白色大毡幕，大宴宾客，宴会期间：“第一天他们都穿白天鹅绒的衣服、第二天………那一天贵由到帐幕穿红天鹅绒衣服”[9][P63]从加宾尼的记载中可看出，到贵由汗的时代，质孙服已开始有了制度化的规定，即不仅每天更换一种颜色，而且要求颜色统一。 进入元代，服饰制度更加完善，到 公元1321年元英宗时期对“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质孙服，天子之五辂与腰舆，象轿，以及仪卫队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百官之质孙，以及於工庶人之服色”[12][P1930]有了定制。《元史·舆服志》载：“（英宗）命礼仪院使人思吉斯传旨，令省臣与太常礼仪院速制法服。八月，中书省会集翰林，太常礼仪院官讲议，依秘书监所藏前代帝王冕法服图本，命有司制如其式。”[12][P1933]百官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12][P1939]《元典章·服色》载：“公服，俱右衽，上得兼下，下不得替上”[13]内蒙古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中2号墓男主人身着盘领右衽紧袖长袍，此服是元代官服的真实写照。从上述记载得知，元代百官公服皆右衽，已有明确的定制。官方规定的服饰制度中，只有右衽式，官方文献中也只有右衽式服饰的条文，故此，右衽式服装成为当时服饰的主流。 蒙古族统治者保留了本民族特色的上衣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多折细褶，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此服成为当时宫廷中最具特色的、服用面极广的“国宴”礼服。《元史·舆服志》载：“质孙，汉言一色衣也，内庭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勳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至於乐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质孙云。”[12][P1938]对此1275年来蒙古地区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亦有较详细的记载，“每年在十三次节庆中，命各人各衣其应服之袍服。君主亦有袍服十三袭，颜色与诸男爵之袍服同。惟较为富丽，而其价值未可以数计也。每次彼所服之色与诸男爵同[14][P360]。从而看出，质孙服的服用面极广，只从做工的精细、面料等方面看出等次。这种礼服必须是衣、帽、腰带配套穿戴。此质孙服的具体样式，从历代传世画像及出土实物、元代壁画墓等处看到原来的形制。出自宫庭画匠之手的元代帝王像及波斯彩绘中的蒙古族统治者多着右衽式质孙服。西安湖广义园出土元代俑男俑[15][P430]，陕西宝鸡元墓陶武士俑[16]，陕西户县贺氏墓出土男俑[17]，洛阳道北元墓出土陶武士俑[18]，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苏赫巴托省、东方省、肯特省发现的13－14世纪的蒙古石人雕像[19]等均着典型的元代右衽式质孙服。内蒙古三眼井元代壁画墓“宴饮图”中男主人[20]、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宁家营子村老哈河西岸“沙子山”西坡元代壁画墓中《墓主人对坐图》中男主人[21]等皆着右衽式窄袖长袍，与元代质孙服形制一致。 3． 蒙古帝国时期和元朝时期，虽右衽式服饰占主导地位，官方规定的百官公服皆右衽，保留蒙古特色的质孙服也多右衽，但左衽式服饰并没有完全消失，也在小范围内服用。从出土元代墓室壁画、出土实物等可看到元代左衽式服饰的形制。1982年7月，赤峰元宝山区宁家营子村老哈河西岸“沙子山”西坡发现的元代壁画墓中《墓主人对坐图》中的女主人盘髻插簪，耳垂翠环，身穿左衽紫色长袍。女仆梳双丫髻，髻上扎红带，身着窄袖左衽粉红袍[22]。洛阳道北元墓发掘出土的两件陶女俑，身着左衽长裙，双臂弯曲置于胸前[18]，西安湖广义园出土元代女俑，身着左衽长袍[15][P430]，陕西宝鸡元墓出土的女侍俑身穿交领左衽窄袖长袍[16]。从上述记载得知，蒙元时期服左衽式服饰的大多是妇女或女仆等人。男子皆着右衽式长袍。沈从文先生曾说：“（元代）妇女衣服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尊卑贵贱也区别显明，惟式样却差别不大，合领左衽为定格，通名为袍。”[15][P431]但当时不是所有妇女着左衽式服饰，出自宫庭画匠之手的元代帝后像中的许多元代皇后皆着右衽式长袍。从而看出蒙元时期衣左右衽也与当时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与风俗习惯有密切关系。 从出土实物看，元代汪古部贵族中也服用左衽式服饰，元代汪古部封地集宁路故城出土的窖藏衣物中，有一件印金提花绫女袍，用天青色提花绫金答子裁制，交领、窄袖、左衽[23]。汪古部属于色目人，其族源很复杂，是由隋唐以来居住于阴山南土默特平原的突厥人、回纥败亡漠南时被唐朝驱散后留在阴山一带的余部、唐末由雁北而来的沙陀人、金初释放的回纥俘虏等组成，可能还加入了其他民族的成分，但不管族源怎样复杂，汪古人属于突厥语族是没有问题的，属突厥种[24][P18]。所以汪古部的习俗与蒙古部有所区别，服左衽式服饰。汪古部与成吉思汗家族的关系极密切，世代联姻，汪古部历任部长都是成吉思汗家族的附马，成吉思汗家族的许多公主下嫁过汪古部首领，所以很多习俗与蒙古部极相似，服饰式样与蒙古部相似，只保留了原来的衣服左边扣扣子的习俗。 三、蒙元时期尊右卑左习俗的体现 据史料记载，从大蒙古国时期始蒙古族中盛行尊右卑左习俗，体现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其中宫延或帐房中的座次方面较为明显。蒙古帝国时期出使蒙古地区的宋人彭大雅在《黑鞑事略》中曾说：“其位置，以中为尊，右次之，左为下。”[8][P66]因此蒙元时期的宫廷中地位最高者坐于中间，再什么人坐于右，什么人坐于左都有严格的规定。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的随从蒙力克因也速该临终时的委托照顾成吉思一家，并多次救助过成吉思汗，后来成为成吉思汗母亲月伦额客的后夫，因此受成吉思汗的尊重，他与成吉思汗并排坐，坐在他右边，高出于一切异密之上[25][P65]。鲁布鲁克到拔都汗的斡耳朵时看到：“（拔都）正坐在宝座上，宝座长而宽，好像一张床，全部涂以金色，并较地面为高，须走上三级阶梯，才能登上宝座。他的一个妻子坐在他旁边。在他的右边，男人们散坐着，在他的左边，贵妇们坐着。”[9][P145]他又至蒙哥汗的斡耳朵时目睹到：“（蒙哥）像神明一样高坐在那里。在（他的）右侧，即西边，男人，左侧是女人。宫殿是（南）北面。在南面，右侧的柱子旁，有一排排像看台的坐位，他的儿子和兄弟在那里就坐。左侧的情况相同，那里坐着他的妻和女儿。”[9][P285]柏朗嘉宾到拔都汗的斡耳朵时看到的也上述情况相同。从上述记载得知，蒙元时期的宫廷中大汗坐于中间，妃子等坐于左侧，大汗的儿子及大臣子就坐，但不管坐于右还是坐于左，也有更详细的等次之分。西方旅行家鄂多立克也看到：“大汗登上宝座时，皇后坐在他的左手；矮一级坐着他的两个妃子；而在阶级的最低层，立着他宫室中所有其他妇女。”[26][P81]法国旅行家鲁布鲁克说：“拔都有二十六个妻妾，每个都有一所大住宅，尚有其他安置在大住宅后面的小住宅，它们像小房间，其中住着做针线活的妇女，足足有二百辆车跟随着这些大住宅。他们安置他们的屋舍时，长妻的住宅在最西边其他的妻妾按照地位在她之后排列，因此最小的妻妾在最东边。”[9][P113]《多桑蒙古史》中记载大汗庆会之时的情形：“庆会之日，设大宴，帝坐于高台之宝座，面向南，食案置宝座前，皇后坐于左。诸皇子及诸宗王列坐于右，台较低，其首高与帝之足平。其他食案依次低降，贵人及将帅就食之所也。帝之左方，列食案高低不等，诸公主及贵人将帅妻之所处也。尚有不能列坐于此种食案之贵显多人，则趺坐聚食于地毡之上。”[25][P373]从上述记载看出，蒙元时期的等级制度极森严，所以尊右习俗得到充分的体现。蒙元时期的尊右习俗不仅体现在座次方面，其他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当时乡会试，蒙古、色目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27][P2]。这是蒙元时期森严的等级制度与尊右卑左习俗的完美结合。 四、结语 蒙古族在室韦时期与周边少数民族一样皆着左衽式服饰，后来到大蒙国时期和元朝时期，大多服用右衽式服饰，只有少数妇女和侍女等服用左衽式服饰。这与当时盛行的尊右卑左习俗密切相关。尊右卑左习俗在蒙元时期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此习俗一直在蒙古族中流传延续到近现代，清人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中记载：“（蒙古地区）屋无堂室，广三楹西南北，土床相连，曰 字炕，虚东为然薪地，西为尊，南次之，皆宾位也。”[28][P43]从而看出，尊右卑左习俗在蒙古人心中根深蒂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的服饰受其影响是自然的。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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