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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是如何确定岁首的作者：邓氏小鱼 “岁首”顾名思义就是一年第一个月，我国俗称为正月。确定岁首所在是历法的最基本问题之一。早期完全凭借某一天象来确实新年伊始，比如特定恒星的升落。待到天文学发展到能够立表测影的阶段便逐步采用测定冬至日，以冬至所在月为标杆来决定新的一年的开始。随着观测精度的提高，岁首也就逐渐固定下来，西汉太初历所采用的冬至后两个月为正月的习惯也就保持下来，成为中国农历的新年。
一、观象授时阶段的岁首选取
在远古时期人们往往通过观测一颗或几颗特定的恒星来确定一年的开始以及预报季节的交错。相传我国在颛顼帝时期就专门任命“火正”一职来观测大火星（心宿二）在黄昏时分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刻以确定新年，同时宣告春天的来临。根据《尚书·尧典》的记载，传说帝尧时期曾任命专人对鸟、火、虚、昴四星在黄昏时分上中天的日子来报告分至，从而划分出两季。（当时还没有能够认识四季）
传说是夏代历法的《夏小正》一书给出了一种结合物候的星象历，《夏小正》的历法一年有十二个月，每个月记载着当月的特殊天象以及物候、农事等情况。其中正月部分写到：“鞠（虚宿一）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可以看到这个岁首是根据特定恒星的出没以及北斗斗柄的指向来确定的。尽管《夏小正》真的是夏代历法的可能性很小，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夏小正》中所给出的星象跨度很大，从夏代到西周都有可能。但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典型的“观象授时”阶段的历法无疑，并且有着夏民族的特色。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历法特点不同于后世的推步历法，此时的历法完全是被动的，确定一年的开始和季节的方式是根据实际观测得来，而不是预先通过推算安排好的历谱。世界上其他古代民族也都采用过类似方式确定岁首，如古埃及通过观察天狼星来宣告新一年的到来，这些都反映着观象授时时期的被动历法。
到了殷商时期天文历法仍旧没能摆脱观象授时阶段的特色，对于大火星的观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并且大火星在当时的商人心目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包含着大量殷商历法观测大火星来确定岁首的信息。但需要知道的是，不同季节观测同一颗恒星在天空中出没的方位是不一样的，这就有了四季星空的变化。因此搞清楚观测一颗恒星是黄昏时分上中天的“昏始见”还是清晨的“旦始见”就至关重要了。
结合卜辞中“正月一日食麦”（即殷历正月是吃到新麦的日子）来推测出殷商时期应该是观测大火星在黄昏上中天时刻来确定出岁首的。但因为当时的观测条件和技术所限，可以想象这种观测肯定存在着误差。并且殷商时期的历法是一种阴阳合历，这种历法的特点是既然考虑回归年也要考虑月相的变化。由于回归年和每月的长度并不能通约，为了让两者大体上协调一致就要隔几年安置一个闰月，使得当年有13个月。殷商时期的历法虽然已经有了一定之规，但置闰方面尚不能认识到规律的存在，只能通过具体观测来安排闰月，这也就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岁首的固定。观测的误差和置闰方法的缺陷使得这一时期的岁首实际上并不固定，而殷商时期的历法也正处于观象授时阶段的被动历法向推步历法过渡的阶段。
西周在历法上承袭殷商阴阳合历的传统，并且更加注重对月相和太阳的观测。西周已经可以进行冬至、夏至的测量，并且不再以某颗恒星在特定时间上中天的方式确定回归年，而是存在一个岁与年的区别。《周礼·春官宗伯》中记载“正岁、年以序事。”东汉郑玄注：“中数为岁，朔数为年。”西周时期还没有产生节气的概念，但已经能够测量分至，因此中数为岁的意思是说从冬至到冬至或者从夏至到夏至为一岁，而“朔数”则指朔望月之数，从正月到下一个正月为一年。而“正岁、年以序事”便是要协调好岁与年之间的关系，已经有将冬至与月份对应的含义。
西周历法的重大改革在于改变了以往以新月作为一月之始的传统变为日月合朔定为每月一日，这种变化大概是从西周中后期开始的。这在历法理论上是一次大的进步，因为不像新月朔是看不见的，而必须是在对朔望月长度有了准确认识后经由推算得到，这就使得历法从单纯的观测到理论预报迈出重要一步。
关于西周的岁首古人多认为是以冬至所在月为一岁之始，不过这是个未有定论的问题。而且西周虽然能够测定冬至时刻，但实际测量中误差不小，岁首漂移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二、历法推步阶段的岁首选取与“三正之说”
进入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天文历法开始摆脱观象授时阶段的被动历法向推步历法发展。不过这一时期虽然已经能够通过圭表测量回归年长，并且在长期实践中认识了一定的置闰规律，但观测误差和置闰规律不定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岁首仍然很难完全固定下来。
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大都有自己的历法，岁首也有所差别。为了便于各国往来，在历法还未统一之前人们便提出一种月建方法来作为标准，《淮南子·天文训》中有记载：“斗指子则冬至”，按照北斗斗柄指向地平方位子位时确定为冬至，这样就将地平方位的十二支来纪月份。冬至所在月为子月，第二个月为丑月以此类推。如果以冬至所在月为正月就叫建子，冬至后一个月为建丑等，此为建正。
考察春秋时期的《鲁历》可知，僖公、文公前多建丑，其后多建子。这一发现很可能说明僖公之后鲁国历家有依据冬至日来确定每年正月的基本概念，但由于置闰规律的不成熟建正摆动也是时有发生。
同样的，春秋其他地区也存在建正不固定的情况。总的来说春秋诸国历法以建子居多，建丑次之。这也很好理解，很可能当时流行的趋势就是以冬至所在月为一年开始，但由于观测误差和置闰的缘故使得有些年份岁首漂移到下个月去了。
到了战国有了六部主要历法，被后世称为“古六历”。在春秋后期鲁国历法家已经对十九年七闰的置闰规律不自觉的应用其中，并且也知道了朔望月长度，这些都为之后历家提出规整历法准备了必要条件。战国古六历皆为四分历，这种历法以365又1/4为回归年长，以十九年七闰为闰周，四分历的诞生标志着历法正式进入推步阶段。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维极为活跃的时期，诞生了无数思潮，一些具有政治色彩的理论也在此时应运而生。有关岁首就有一种“三正之说”流行起来，并在后世上升为新王朝建立时必须进行历法改革的一种理论。《左传》记有：“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围五月。”在《史记·历书》中对三正说的具体内容有所记载“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政若循环，穷则反本”即古人认为夏、商、周三朝施用不同岁首，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古人非常相信这种这个说法，这其中包含着人们对古代王朝历法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同时也给新王朝找到了一种加强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比如秦所施用的颛顼历本来以寅月为岁首，但秦认为自己可以和三代并立于是秦颛顼历就将岁首改为十月。
事实上三正之说是不可能成立的。冬至晷影的测量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殷商，并且殷商又以大火星昏始见为一年开始，也不可能是建丑。根据钱宝琮先生的研究所谓三正之说不过是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不同地区使用的不同历法罢了，到了秦统一中国后借用此说抬高新王朝地位而已。
三、太初历岁首延用后世
西汉初年汉武帝太初改历为中国天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改历活动，关于这次改历活动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所记载。《史记·历书》称改历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即新历的岁首按照三正之说为夏正，也就是冬至所在月后两个月建寅。不过宣布改历时汉武帝的诏书却定周正，冬至所在月为岁首。
实际上太初改历改了两次，第一次是司马迁等人组成的改历团队，当时定周正为岁首。但这次改历遇到了极大困难，甚至有人上书“不能为算”，建议汉武帝招募新人。于是就有了第二次改历，从民间召集了邓平、落下闳等历法专家共同合作研究这才制定了太初历。第二次改历岁首用的是夏正。
两次岁首的不同说明尽管有三正之说的存在，但在当时对于岁首选取的要求却并不像历元那样严格和具有政治意义，仅仅只是一种习惯上的人为约定，甚至可以随意更改皇帝诏书中钦定的岁首。而最终定为岁首的建寅比较符合我国人民以正月、二月、三月为春季的季节划分习惯。因此，后世也将建寅的岁首固定下来，直到今天我国农历新年依然延续西汉太初历时的岁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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