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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登基之初，遇到了两件“大不称心”的事，一是金川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候，而对小小顽敌清军骑虎难下，清朝政府丢尽面子；另一件是孝贤皇后去世。 孝贤皇后画像 在乾隆看来，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惟一的方式就是为皇后办理一个风光盛大的葬礼，这样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在葬礼办理过程中，懒惰懈怠的官僚体系一再出现一些心不在焉的错误。皇后去世一个月后，皇帝阅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发现满文译文中将“皇妣”一词不小心译成了“先太后”，这一小小过失让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刑部见皇帝盛怒，揣度皇帝心理，从重判为绞监候。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认为判得还不够重，甚至因此认为刑部官员庇护原尚书，将刑部所有官员都一律革职，将阿克敦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消息传出，全国官员都大惊失色。 事情到此远远没有停止。清制辫发，十天半月就要剃头一次。按满族旧习，帝后之丧，官员们在一百天内不能剃发，以表示自己专心悲痛，顾不上收拾自己的仪表。可皇后之丧中，许多人竟剃了头。乾隆发现后，大动肝火，认为这一是证明官员们对已故皇后“大不敬”，心中无哀痛之情；二是证明朝廷纲纪不振，百年成法开始被破坏。一开始，他想把几个剃头官员一律处死，最后深入调查之下，他发现剃头的人实在太多，几乎无省不有，才不得不轻判。但对于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这样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头，他却无法容忍。震怒之下，他赐周学健及另一个违制剃头的湖广总督塞楞额自尽，湖南巡抚、湖北巡抚因此革职。 对于自己的孩子乾隆也看不顺眼。当他发现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立刻大发雷霆指责说：“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三子“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并请诸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永璜与永璋因为这次事件，失去了竞争皇位的机会。 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官员，从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员，不下百名。官场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场破坏力巨大的风暴。所有的官员都对皇帝刮目相看：原来在他们心目中一个温和儒雅、宽厚仁慈、自制力极强的君主，竟还有这样喜怒无常、任性纵情、残酷冷漠的一面，看来他们对皇帝实在是太不了解了。看来这个人毕竟是雍正皇帝的儿子，雍正的酷烈无情，他一丝不少地继承下来了。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但宽大必然有宽大的弊端。作为一个整体，封建官僚集团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脸”。你对他们越宽纵礼貌，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他们确实如沐春风，感激涕零，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故态复萌。乾隆希望他们以勤奋的工作来辅佐自己的“宽大之政”，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许多地方，所谓勤奋的官员“不过是按时上班，循规蹈炬地处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闭门不见一客”。至于懒惰的官员所作所为更不像话。 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乾隆六年前后，先后发生了布政使萨哈谅贪污税款、提督鄂善贪赃受贿、学政喀尔钦贿卖生童等贪污案件，让乾隆十分震惊。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抚喀尔吉善举报自己属下的官员贪污不法。举报信说，山西布政使萨哈谅“收取钱粮税款时，提高税率，平时则擅作威福，纵容家人，宣淫部民”。并且举报学政“贿卖文武生员，赃证昭彰，并买有夫之妇为妾，声名狼藉，廉耻荡然，请旨革职”。乾隆看过这份举报信后，十分气愤。 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又牵连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因官员贪污挪用所致。乾隆总结说：“我看近年来亏空案渐多……其原因是他们的主管官员见我办理诸事往往从宽，遂以纵弛为得体。” 在“宽大原则”下，社会治安也出现恶化现象…… 各种因素推动着乾隆逐渐对自己的“宽大之政”展开反思！ 在政治高端摸爬滚打了几年，乾隆终于掌握了专制权力运作的真谛：在专制政治中，皇帝一个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即位十余年来，乾隆皇帝给封建官僚集团的整体打分越来越低。 乾隆早就酝酿着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震动，让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认清他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在皇后去世后，这个日子终于来了，来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宽和仁义的皇帝突然玩了一个大变脸，变成了一头疯狂暴怒的狮子。一时之间，大清帝国内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风。 乾隆十年四月，川陕总督庆复等人奏报，四川金川、瞻对等地一些村寨的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抢劫官兵钱物，“实非用兵不可”。乾隆于是派兵征剿。圣旨一下，两万大军齐集川北。乾隆要求将领们“歼灭根株，为一劳永逸之计”，彻底整治这个为患多年的地区。 不料战争的进展远远超出乾隆的意料。清军严重缺乏高海拔地区作战的经验，表现也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瞻对一战后，清军又出兵与瞻对相邻的金川。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多万，耗银2000万两，还是屡屡失利。在倒霉的乾隆十三年，连剃个头都成了死罪，更何况兵败失地!这两次战争前后三任统兵大臣庆复、张广泗、讷亲都在劫难逃。按理说，这三个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别是讷亲，他是康熙皇后的亲侄子，乾隆皇帝亲手提拔的首席军机大臣，乾隆曾说他“为第一受恩之人”。然在这一年，乾隆把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么功臣、皇亲、朋友，只有一个个“辜恩枉法”、办事不力的“奴才”。张广泗被处斩。讷亲被赐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军中自己抹了脖子。庆复则被赐了条白练，悬梁自尽。 对于贪污官员，乾隆拿起了雍正皇帝用过的老武器，命令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还要苛刻。乾隆十二年，他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执行死刑。这一道命令，要了许多贪官的命。乾隆大力整顿军纪。鉴于金川战争的不利，他特别宣布，凡关系军务的犯人，更要从重处理，“不少假借”。凡武职官员，临阵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级。金川战争进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认识到清朝武装力量的废弛，因而力图整顿。他特别在香山建立了健锐营，训练强兵劲卒，自己经常前去检阅训练。 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诛杀和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道。他动不动斥责官员们“妇寺之仁”，强调“水弱易玩”，无论是在语言风格，还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对雍正当年的重复。在实践中，他的严猛程度则超过了雍正。 有时候，臭骂一顿还不能出气，乾隆干脆用恶作剧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人。乾隆十八年，黄河在铜山决口，皇帝令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治理。高张二人完成任务不力，属下李屯、张宾二人贪污公款，导致河工未成。乾隆大怒，命令立刻将李屯、张宾二人拉到刑场处死，同时又因为痛恨两位大臣“负恩徇纵”，命令把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捆起来，一同押赴刑场。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造成要将高张二人也一并斩首的假象。高斌乃皇贵妃的父亲，即乾隆的岳丈，当时年过七旬，眼见李张等先遭行刑，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痪，不支倒地。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此时才说出高斌、张师载二人此行只是陪斩，实际上死罪已免，还要问他们的回话。二人醒来之后，有如死过更生，当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他想。”乾隆对自己这种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儆效尤，又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结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于皇帝明察秋毫，洞悉情伪，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整饬。 摘自《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文/张宏杰 新刊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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