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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里巎巎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书家，能够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为数不多且第一个彪炳史册的少数民族书法大家，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蒙元王朝并不漠视和诋毁汉文化，至少在王朝上层阶级贵族中间，汉化现象已是相当普遍。如果没有这个大环境，要想产生康里巎巎这样精通汉文化并且在由汉文化催生下产生的书法艺术上取得如此成就的艺术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康里巎巎，字子山，号正斋、恕叟，色目康里（游牧于乌拉尔河以东至咸海东北的突厥部落）人。他出生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卒于元惠宗至正五年（1345年），享年51岁，卒谥文忠。《元史》有载，子山祖、父两代均为元世祖忽必烈父子的重臣，对汉文化领悟颇深。子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长大，自然是饱受汉文化熏陶的。他不仅做过元文宗、元惠宗的老师，而且还直接参与了蒙元王朝文化制度的规划，推动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对促进蒙元王朝的汉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元史》称子山“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他曾官至礼部尚书，奎章阁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子山以书名世，其书和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齐名，且有“北巎南赵”之誉。
《致彦中尺牍》即康里巎巎行草书的代表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纸本，凡22行，纵30.8厘米，横54.9厘米。通览此牍，气韵高古，深得“二王”余韵，其书出规入矩，富于变化，自具风骨，字里行间处处显现出草原民族特有的奇崛独立和清俊逸迈。如此鲜明的个性，为形成他清爽遒劲、俊逸豪迈的特立独行的书风提供了精神源泉，这一点远非他的前辈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南宋遗民书家所能具备的。这或许是作者的民族属性决定的也未可知。不过，仅从这一点看，子山之书在气格上绝不输于松雪道人！ 这件尺牍笔力劲健，线条遒劲流畅，提按使转圆劲洒脱，于不经意间真力弥漫，足见作者对“二王”书风的着力之深。有传云，康里巎巎于书法用功极深，能日书三万字而不辍。今观此牍足见此言不虚。如牍中第二行的“贤”、第五行的“远怀之”、第八行的“足下”、第九行的“驰感”诸字，尽显《兰亭》笔趣；再如第六行的“见诲实是下心然”、第八行的“笃于吾众弟至深”诸字点画灵动遒劲、线条凝练流畅，颇有《十七帖》韵味。如无日书三万字的勤奋，能将晋人的笔意技法运用得如此炉火纯青是不可能的。 就该尺牍的艺术气质而言，作者虽然与赵孟頫一样师承晋唐，以“二王”法则为准绳，但与赵的温润儒雅不同，子山的这件尺牍笔力劲健质朴，起笔收笔斩钉截铁，波折使转因势而发，线条遒劲丰富多变。所有这些使得该尺牍尽显洒脱不羁、率意天成的艺术魅力，尤其是作品的后半部分极为精彩，笔势迅捷，提按分明，结体欹正相生，险峭奇崛，而且墨象丰富、润而不浮，通篇看去格调高古、韵味十足。 这件尺牍的结字章法凸显出《十七帖》体势的自然洒脱、错落有致。结字安排，无论长扁、收放、欹正，皆能借助文字笔画的自然收放因势利导，顾盼生姿，起承转合穿插自如。如第一行的“巎”、第二行的“彦”、第三行的“振宣使至”、第四行的“教字深荷”诸字，正则端严，欹则灵动，疏则遒劲，密则厚重，一切尽得“二王”之妙，显示了作者对传统的浸淫之深和不凡的艺术修养。就整体章法而言，前七行字距和行距简洁明快，这种布局不仅营造出了“疏可跑马”的意境，也准确再现了作者书写时的心情。自第八行开始，随着作者心绪的变化，笔速开始加快，行距由疏朗变得紧结起来，笔势变化愈加丰富。特别是作品的最后数行，作者的心绪变化达到了极致，此时无论用笔和结字都已经超越了技法的困扰，不仅空间绵密，密不透风，而且文字结构、笔法也因景生势，变化无穷。所有这些不仅彰显了作者豪放不羁、率意而为的天性，同时章法的前疏后密也为作品的意境延伸开启了无尽的想象空间。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间被融进作品里，从而为读者提供了无尽的精神享受。基于此，说作者是在蒙元王朝继赵孟頫之后无人可与比肩的书家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在欣赏这幅作品的过程中，一个现象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每当面临沧桑巨变之际，古人总会从历史的启示中去寻找医救时弊的良方，久而久之，重视传统渐渐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康里巎巎的成功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产生的。它不仅从侧面反映了蒙元王朝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即使身处逆境，汉文化仍展现出不屈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康里巎巎的这幅作品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和包容，以及薪火不息的魅力。 来源：《中国书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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