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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吧。”罗塞夫说道。类似的谈话气氛在接下来将近六年的“包办婚姻”中始终不变，除了在紧急时刻被派去国会“救火”外，特梅尔成为这位前游击队员身旁的一个“花瓶”。 巴西队在智利世界杯上夺冠或许是1962年最振奋人心的消息之一，拥有贝利、加林查、扎加洛等传奇球星的桑巴军团几乎一踏上巴西国土就被狂欢的人群簇拥上街头。当凯旋的国家队经过圣保罗保利斯塔大道的一个拐角时，一群学生从沿街的二楼阳台向他们投掷了用报纸折成的、灌满水的“水弹”。回顾过去，这个恶作剧似乎是米歇尔· 特梅尔做过的最出格的事情，而当时年仅22岁的他更不会想到，在半个世纪之后，他将有可能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以一个极其特殊的身份和巴西队再次相遇：巴西总统。  1962年世界杯巴西夺冠，队长莫罗·拉莫斯举起奖杯。当特梅尔还只是圣保罗大学法律系的一个普通学生时，他就已经不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公众形象：西装革履，虽然身高中等，但非常笔挺。“我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人。”特梅尔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中都曾这么形容自己，“我非常羡慕能随意开玩笑的人，但我却无法做到。” 特梅尔身上的仪式感似乎与生俱来，和成长环境并无太大联系。作为第二代中东移民，特梅尔出生在圣保罗州内陆的一个农场里，他的父母来自黎巴嫩北部一个居民人数在二百人左右的小村庄，上世纪20年代末，为了远离一战带来的喧嚣，他们举家迁往尚未卷入战事的巴西，并用可观的积蓄经营起大米和咖啡的生意。 特梅尔是全家八个孩子中年纪最小的，虽然住在乡下，但和城市生活保持着频率稳定的接触。九岁的那一年，他在圣保罗的一家电影院里观看了一部关于钢琴家肖邦的纪录片。幕布上，当肖邦忘我地演奏着一首波兰舞曲时，一滴鲜血落在了琴键上。特梅尔对这一个场景着迷极了，电影结束后立刻燃起了学习钢琴的热情。然而他的父母似乎并不看好儿子的音乐天分，反而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给特梅尔报名了打字课，因为在他们看来，在打字机上敲字和敲击琴键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和几个年长他二十多岁的兄长一样，特梅尔顺利地在圣保罗开启了他的求学生涯。他偏爱文科，对数字并不感冒，但却在入学第一年被任命为年级的会计。尽管特梅尔人生中的第一个职位和政治谈不上有多少关系，但在学生运动逐渐兴盛的60年代，特梅尔也开始思索自己的角色，虽然在仅有的两次参选中，他都以失败告终， 或许是因为败选经历留下的阴影，在长达二十年的巴西军政府时期，特梅尔没有再涉足政治。大学毕业之后，特梅尔任职圣保罗天主教大学，成为一名宪法学的教师，同时成立了自己的律所。根据同学们的回忆，每逢开学的第一天，特梅尔总会说：“我的课堂上不会点名，一切靠你们自觉自律，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 在大家的印象中，特梅尔是一个学术气息很浓的老师，很难想象他和政坛党派扯上关系。虽然如此，在刚刚竣工没多久的崭新首都巴西利亚，一个日后与特梅尔息息相关的事件正在缓慢酝酿中。 1964年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解散了国会，两年后，军政府成立了由两支派别组成的政治机制：“国家复兴联盟”和“巴西民主运动”，但并不存在选举制度，也不允许存在反对党。其中“巴西民主运动”由于力量过于薄弱，甚至无法在军政府组建的国会内拥有足够的席位。在这种情形之下，“巴西民主运动”内部逐渐划分成两派：对军政府保持默许态度的“温和派”和提倡软化军事独裁的“自由派”。 在70年代全球石油危机以及国内经济日益下滑的影响下，巴西社会中反对军政府的声音日益强烈，这间接地帮助了长期以来势单力薄的“巴西民主运动”在1974年的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甚至将四分之三的参议院席位和超过半数的众议院席位都收入囊中。 为了防止“巴西民主运动”在国会内势力过大，五年后军政府决定将之划分为两个独立的新组织，但必须在名称前使用“党”的字样。1980年，“温和派”由后来还没来得及上任就病逝的巴西前总统坦格雷多·内维斯组建为人民党，“自由派”则保留了原名，正式成为巴西民主运动党（简称巴西民运党）。 在巴西民运党成立的第三年，依然是人民教师的特梅尔出版了第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学术著作《宪法要素》，不但卖出了二十四万本，而且至今都是巴西法律专业的推荐书目。新书的大获成功不但奠定了特梅尔的学术地位，也将他重新送回了政坛。1982年，四十一岁的特梅尔受到民运党新上任的圣保罗州长弗兰克·蒙特罗的赏识，成为圣保罗州检察长，但一直到两年后当他被任命为圣保罗州安全厅厅长时，特梅尔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善于交流的特质在政坛上的用武之地。就任期间，他曾经多次代表政府和占地运动组织协商，在现场化解了危机。除了展示高超的谈判技巧外，特梅尔的另一个大受好评的功绩就是创建了全巴西第一个专门处理女性案件的警所。  特梅尔虽然在多次国会选举中人气一般，但并没有影响到特梅尔在民运党内的上升势头，1995年，他被选为党主席，并于2007年再次上任。当年在军政府时期充当“反对党”的民运党如今已经成为巴西第一大党，登记党员人数超过两百万，除了在参议两院拥有不可撼动的席位数量外，还领导着巴西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城市。 在由巴西国宝级建筑大师奥斯卡·尼迈耶设计的国会大厦里，民运党的办公室就坐落在碗口朝上的众议院的一楼，他们是全巴西唯一在国会拥有会址的党派。党主席的单间位于狭长办公区域的最南端，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可以看见三权广场边上的棕榈树林和更远处的总统府高原宫，虽然特梅尔已经很少在这里办公。 2007年3月的一天，时任巴西总统卢拉在总统府与特梅尔见面。卢拉在第一任期时常给特梅尔穿小鞋，而在“工党月费案”的重创下，卢拉急需在国会内拉拢更多选票，同时特梅尔也希望民运党能覆盖更多的政府职位，于是这两位“职业政治家”不计前嫌地结成联盟。 随着卢拉任期的结束，这段关系自然由迪尔玛· 罗塞夫继承下来。在正式组成竞选搭档前，特梅尔和罗塞夫吃了一顿晚饭。餐桌永远是最好的外交场所，然而这位脸色红润的劳工党总统候选人掐断了特梅尔关于竞选细节的谈话，然后认认真真地吃光了眼前的一盘盘食物。“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吧。”罗塞夫说道。类似的谈话气氛在接下来将近六年的“包办婚姻”中始终不变，除了在紧急时刻被派去国会“救火”外，特梅尔成为这位前游击队员身旁的一个“花瓶”。  特梅尔和罗塞夫当民运党宣布退出执政联盟时，罗塞夫痛斥特梅尔为“叛徒”，知识分子界也一再拿他个位数的民众支持率做文章。然而另一个事实是，当五千多万巴西人在2014年总统大选的电子投票台按下“13”时，同时出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罗塞夫，另一张则是特梅尔。当罗塞夫不断强调有五千多万巴西人选择了她时，却忘记特梅尔也赢得了同样的票数。然而，在这个迷路的时期里，巴西需要的到底是一位受欢迎的总统，还是一个能将大家带出泥潭的引路人？ （注：巴西参议院全会5月12日通过弹劾报告，总统罗塞夫立刻停职一百八十天。期间将由副总统特梅尔代理职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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