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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诸国的国家制度建设，起步于中世纪。当时的继承规范，只对君主的近支男性亲属规定了相对清晰的继承次序，而对女性继承人却没有清晰的界定。因此，当一个国家缺乏近支男性继承人时，远支的男性亲属会挑战近支女性继承人，使国家陷于争夺继承权的动荡之中。继承权的争端一方面会导致内战和叛乱，直接损害已有的国家制度、国家机构；另一方面还会造成长期不稳定的状态，降低统治者投资于国家建设与制度构建的激励。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制度，最终会妨碍长期的经济增长。即中世纪国家君主缺乏男性继承人对现代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为：缺乏男嗣→冲突动荡→破坏制度→阻碍发展。中世纪的欧洲，缺乏男性继承人对地区长期发展的损害，最直接的例证就是巴黎与那不勒斯之间命运的对比。12世纪的那不勒斯王国，在腓特烈二世的推动下建立了完备的国家制度，限制了贵族领主的权力，组织了强大的官僚体系和征税系统。虽然当时的那不勒斯已是繁荣的典范，但在14世纪因男嗣断绝而陷入继承权纠纷，此后两百余年的乱象最终让它归于黯淡。相反，同时期的卡佩王朝三百余年王嗣不绝，法兰西地区作为其统治中心，经历了难得的三世纪的稳定统治。这使得法兰西成为了西欧最重要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核心，它的首都巴黎也最终发展为近现代欧洲大陆最繁荣的城市。图1：1000-1500年欧洲统治者合法继承人中男性比率 （空白地区数据受限）为了证实上述理论和经验推断，文中以欧盟标准地域统计单元体系（NUTS）中的最大区划作为区域截面，用各区域2007-2009年人均GDP的均值作为因变量，以对应区域在中世纪1000-1500年的君主死亡无合法继承人的次数、这500年内所有君主的合法后裔中男性占比等五个指标作为关键解释变量。文章利用对各种君主缺乏继承人的度量的回归都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结果：中世纪男性继承人越多，现代的人均GDP越高，男嗣比例提高一个标准差，该地区的现代人均GDP则高出41%；另一方面，高的男嗣比例也提高了11世纪以来的城市人口密度，且越晚的世纪，城市人口密度提高的累积效应越大。 图2：1000-1500年君主男性子嗣占比与2007-2009年人均GDP上述结果在调整地区和文化圈范畴、引入现代国家的固定效应、乃至排除通过叛乱等方式上位或者王朝更迭的情况后，仍然稳健。这进一步排除了反向因果关系（男性继承人多的统治者主动征服更富裕地区）的可能。同样，面板logistic回归也验证了男嗣比例更高，确实伴随着更少的叛乱和战争；而中世纪的叛乱和战争则妨碍该地区现代的政府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验证了文章提出的“缺乏男嗣→冲突动荡→破坏制度→阻碍发展”核心路径。本文的研究表明了“运气”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男性继承人是否充足可以视为一种“运气”，但这样的随机冲击通过对国家制度建设的影响，则会产生长期的经济发展效应。 文章来源：Avidit Acharya, Alexander Lee,2016,'Path Dependence in European Development:Medieval Politics, Conflict and State Building',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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