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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有生生之德，而人得其秀为最灵，故最为天下贵，这是儒家对于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基本认识。儒家大师荀子论人的卓越最为精僻，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他以人是气化所形成的事物中最高级之物，具备其他物所难以企及的能够辩识并实行应当、恰当的能力。《礼记·礼运篇》则把人抬到了一个更高的地位，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又说“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这是说，人是由天地元气的最精微的部分所形成的，是鬼斧神工的杰作，是天地之间的善者、有德者，甚至可以说就是天地的心。 既然人如此地卓越，在宇宙之中具有如此尊贵的地位，那么，人必然会在宇宙之中有不寻常的使命和作用。人的使命和作用是什么呢？依照思孟学派的说法，人就是要“赞天地之化育”。依照荀子派的说法，人就是要“理天地”、“裁万物”。这两个学派，虽然都认为天地有其固有的规律，人不应该违背自然的法则，但对人类本身的使命的理解还是稍有差别的。思孟学派所用的“赞”字，是把人放在了天地的辅助地位。这也就是说，天地是化育万物的主体，而人只不过是副手，起一点促进作用而已。荀子学派用的“理”、“裁”、“治”等字，实际上是把人放在了主体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天地只不过是生育万物而已，没有了人（君子），天地就会呈现出相当的混乱。用现在的话来说，天只有通过人，才能保持生态的平衡。显然，思孟学派要温和一些，荀子学派要激进一些。 人要管理天地万物，首先需要管好自己。儒家认为，人能否管理好自己，对于人自身的幸福和宇宙的完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人管理好自己的关键，就在于人能不能发挥自己的爱心，用一种善的态度去对待自然外物。 人们知道，儒家的祖师孔子立“仁”为其说的一贯宗旨。在孔子的学说中，仁的本意是不包括爱物内涵的。但是，由于仁的实质是爱，而爱又常常要通过一定的外物做中介，所以，儒家后学在阐述“仁”时就很自然地把爱物看成是仁学的应有之义。孟子就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把仁看成是一个分对象、分层次的爱，由亲亲而爱人，由爱人而及物。除了对人的爱以外，加之以对物的爱，才构成仁之全德。 在早期儒家那里，爱自然、爱外物的思想是建立在人类养生的基点之上的。且看下面的两段引文：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在古代是作为法律被固定下来的。在《淮南子·主术训》中，也有对于先王之法的记载。其中提到田猎之时不掩群而取，不猎幼小的未成年的麋鹿，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时，不准张网猎捕鸟兽；獭未祭鱼时，不得捕鱼；草木未落时，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怀孕的母兽不得捕杀，待母哺食的小鸟和鸟蛋不得掏取，鱼不过尺的不得取，猪不够一年不得杀等等。这表现了在生产力不发达状态下的人们的生存智慧。 归结起来，它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尊重自然植物和动物的生长养育规律，不妨害它们的生长；第二，物尽其用，该取的时候才取。这样一种思想，是从人们的长远利益出发而考虑人与物的关系。人们之所以不竭泽而渔，并非竭泽而得不到鱼，而是因为如此做了明年就得不到鱼了。人们之所以不焚林而猎兽，也不是焚林得不到兽，而是因为明年就得不到兽了。 爱物与自制是处理人、物关系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一般情况之下，人们是因为自己的欲望太盛，而造成自然外物的短缺的。唐相陆贽对此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论述。他说：“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穷困。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入为出，不恤所无。……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这也就是说，能再生的自然资源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是有限的，用过了头，自然的资源就会短缺甚至枯竭。即使从人自身的利益考虑，也应该保护和养育自然之物，而尽可能地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 在早期儒家看来，节制欲望就是对于自身的管理，因而也是处理好人与外物之间关系的前提。在“正统”儒家看来，人的本性本来是好的，但是，人如果不能节制自己的好恶的话，在外物的引诱之下，人就会随物而化，丧失人之为人的根本特点。当一个人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时，也就不可能会知义行义；而不能知义行义，也就与禽兽相差不远了。因此，儒家把能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看成是人与禽兽的分界线，要求人们不断地减少欲望。 到了宋明“新儒家”那里，爱物的道德观念较早期儒家在境界上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他们极大地发挥了《易传》中提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把宇宙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生命体，把人看成是这个生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要追求与天德的合一，与天地并而为三，就必须要尊重一切生命，敬畏一切生命。出于对天地之间生命精神的体悟。宋明道学家们用生命思想改造了早期儒家的仁爱思想，把仁爱道德原则解释成一种生命原则。 在宋明道学家看来，“生”是天地之大德，人作为天地之子亦应效法天地之德以保生、助生为事。凡能促进生命者，就是仁；凡戕害生命者，就是不仁。思想家们提出，一个人既然宝贵自己的生命，就应该推己及人，也尊重和宝贵他人、他物乃至天地之间的一切生命。在理学家之中，也不乏这种爱护宇宙之中生命的典范。程颢就是一个特别爱惜一切生命的人。他常常从动物和植物的生命运动中体会宇宙的生命流行原理，他很爱惜草木和动物，甚至连窗前的杂草也不除去。人们问他，他回答说：“如自家生意一般”。司马光也是这样，主张只要草木不妨害人的正常生活，就要任其生长，与其共处。他还说，人与草木“同生天地间，亦各欲遂其生耳”。这就把人与物质看成同是天地之生物，不论高低与否，都有遂其生即走完生命历程的欲望。作为生物群之最高最尊者，人要尽可能地不妨害天地之间的这种生生之意。 这种思潮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从宋代以后人们日常生活用语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例如，人们常常把生命体或生命力称之为“仁”，如桃仁、杏仁、果仁等等。再如，人身的某个部位生命力的丧失或减退，也被称之为“麻木不仁”。 儒家及其后学提倡的爱物思想，体现着一种博大而和谐的生命精神。他们主张通过爱护生命，体认宇宙的生命精神，把自己的小生命熔到整个宇宙的大生命之中去，达到万物共处，其乐融融、鸢飞鱼跃的境界。这样一种道德观念，也体现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从自然的精神。尤其是在儒家后学那里，通过吸收道家思想，把宇宙事物的本来样子看成是最为完美的，并要人尽力保持这种完美。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们随意把己意强加给外物，这不仅破坏了自然事物的自然完美，也构成了对于自然生命的戕害，还破坏了人与自然事物和整个宇宙的和谐共生关系，最终必将危及人类自身。同时，这种道德观念也没有否定人在宇宙之中的主体地位，它仍然肯定人是宇宙中唯一能够认识万物一体关系的精灵，仍然肯定只有人能够以主体的身分去关怀天地之间的生命，去参赞天地的化育。 （来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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