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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会元 关于黄国的相关情况，我从黄国之建国、黄国之姓氏、黄国之史实、黄国之文化、黄国之郡望作如下考证： 一、黄国之建国 天下黄氏大都自称出自潢川黄国，但关于这个国家为谁所建，则各家传说不一，莫衷一是。归纳起来，约可分为三大类共14种不同的说法。三大类即伯益族所建说、陆终族所建说和混合型建国说，即揉合了前两说所形成的陆终伯益建国说。 伯益后裔建国说。 这一说法起源很早，秦汉时期就已流行，如蔡邕在《汉交趾都尉胡夫人黄氏神诰》中就说：“江陵黄氏之季女字曰列嬴，其先出自伯翳，别封于黄，以国为氏。”但是，黄国的受封开国肇姓之君，到底是伯益氏族的哪一位呢？经典中没有明确记载，而黄氏族谱中又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陆终族建国说。 这一种说法起源于《姓谱》，唐朝林宝的《元和姓纂》、宋本《广韵》、郑樵的《通志》、《百家姓》等姓氏书籍都从其说。这种说法认为古潢川黄国是由黄帝——颛顼——陆终这一族系所建，而为少皋——伯益族系无关。但黄国的受封开国肇姓之君，到底是陆终族系的哪一位，黄姓族谱中也有多种说法。 这种说法流传较为广泛，实际上即是综合了正史经典上的伯益后裔建国肇姓说和黄氏宗族中流传的陆终后裔建国说，将两种揉合起来，认为古代黄国的创建者是颛顼——陆终族系与少昊——伯益族系共同的子孙，但关于这两个族系的组合关系，又有许多不同的说法版本。 公元前2070年，夏启夺伯益之位，称帝，建夏朝。夏启六年，封伯益长子大廉于黄，大廉建黄国，以黄为姓。 结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启六年，黄国为伯益长子大廉所建。 二、黄国之姓氏 司马迁《史记》认为黄国为伯翳（柏翳）之后所建：“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於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司马迁所言嬴姓之后于西周至春秋时期为诸侯者有江苏之徐国、山东之郯国、莒国，安徽之终黎国，又名钟离国，河南境内之黄国、江国，迁至陕西之秦国。《世本》又云：“江、黄皆嬴姓国。……淮夷，嬴姓。……徐、奄皆嬴姓。……钟离氏与秦同祖，其后因封为姓。……钟离，嬴姓也。 对于嬴姓之始祖，史载出于上古东方部族，为少昊的后裔。这是一个以鸟为图腾崇拜的部族。《左传·昭公十七年》云：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郯子对自己先祖故事的叙述让孔子感到吃惊，从而对郯子的博学也十分佩服。郯国与黄国源出同一祖先，且并为嬴姓，可见关于史书对嬴姓族源的认定是可靠的。大费正当舜和禹之时，因助禹治水有功而被封赏，并被舜赐为嬴氏，这个大费就是后代典籍中经常出现的伯翳或伯益。伯益正是嬴姓的近祖。 《史记·秦本纪》《正义》认为大业即皋陶：“《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即皋陶。”据史籍所载，大业与皋陶非同一时代人，所以两人不应是同一人。《史记·秦本纪》说：“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夏本纪》又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可见禹、皋陶是与大业孙辈人物大费（伯益）是同时代人。 徐旭生先生引用段玉裁等人观点，进一步证明皋陶与嬴姓的关系： 后来皋陶的“皋”仍是太皞、少皞的“皞”。少皞嬴姓，皋陶偃姓。段玉裁说：“按秦、徐、江、黄、郯、莒皆嬴姓也。嬴，《地理志》作盈。又按伯翳嬴姓，其子皋陶偃姓，偃、嬴，语之转耳。……”按段说甚是，偃、嬴原来当是一字。皋陶与少皞同姓，足证他们属于同一氏族，而前人出生较后人为后。《帝王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如果它的说法有根据，那曲阜本为“少皞之墟”，皋陶氏族出于少皞氏族更可以得到证明了。并县奄为嬴姓，鲁国即为奄旧地，偃、嬴同字，则奄君即为皋陶后人也很难说。 皋陶与伯益并不是父子关系，而是舜之两大臣，并且都协助过大禹治水，尤其是伯益助禹治功大，遂被舜赐姓嬴氏。《尚书·舜典》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孟子·滕文公上》云：“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足可说明《尚书》所载和先秦诸子眼中，皋陶和伯益同是助大禹治水有功者，二人为父子关系。《夏本纪》也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於英、六，或在许。而后举益，任之政。”皋陶之后封之于英、六，以偃为姓，伯益因佐禹治水有功而被舜赐姓为嬴，故伯益后代姓嬴而不姓偃。绝大多数都云皋陶之后为偃姓，而伯益之后为嬴姓。《卿大夫世家》云：“江、黄二国并嬴姓。”“徐、奄二国皆嬴姓。”“舒蓼、偃姓，皋陶之后。”“蓼、六，皆偃姓。”“偃、嬴原来当是一字”在训估学中是可以成立的，皋陶与伯益是父子，但伯益因功大而单为舜赐姓嬴。 结论：少昊、皋陶、伯益都是嬴姓，但有所不同：少昊是嬴姓的始祖、远祖；伯益免强可以算是嬴姓的近祖、旁祖，其实伯益是因佐禹治水有功而被舜赐姓为嬴姓的，不同于少昊世代为嬴姓；皋陶偃姓，偃与嬴，语之转耳，偃、嬴同字。皋陶与大业并不是同一人，皋陶与伯益也不是父子关系，皋陶、伯益同少昊没有血缘上的关系。 三、黄国之史实 黄国史实最早见于《左传》，始于桓公八年(前704年)。是时，正值东周初期，周王室蒙难，楚武王继位，楚国方兴，压抑了多年的楚子为了树立自己在诸侯中的威信，便先从江汉与淮河流域上游的中小国家入手： 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章让黄。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季梁请下之：“弗许而后战，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随侯御之，望楚师。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弗从。战于速杞，随师败绩。随侯逸，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 这是楚国第一次以主人身份会盟北方诸侯，也是第一次征伐北方诸侯国。楚子选择约会诸侯的地方在楚国的沈鹿（今湖北省钟祥县东），独黄国和随国不与会。楚军便沿汉水流域北下，报复黄国与随国，这一次北征，楚国一方面想试探一下淮河流域诸侯国的实力，同时也在于检验自己的战斗力，所以并没有趁机东进以攻黄国，在大败随国之后，楚与随盟约而去。使黄国逃脱一次劫乱。 楚文王和成王时期，加快了北征的步伐，开始征服和吞灭江、汉和淮河流域之间的诸侯国，先后讨随、伐申、征蔡、亡息、灭邓。《楚世家》云：“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在征服江、汉间小国之后，楚人实力得以大大向北延伸，并以江、汉为大前方，沿淮河东进，于鲁庄公十九年（前675）“伐黄，败黄师于碏陵”。“碏陵”在今潢川县西南部，与光山相接。此次楚人是经随至今天信阳县而攻黄，有学者认为，此次伐黄是为报30年前黄国拒不奉楚人召唤之愤，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楚人意在打通由黄国通往淮河中游的通道，从而可以顺利地东进淮河中游诸小国，又可以北入中原，与中原大国直接对抗。可能是遇到了黄人较为坚强的抵抗，虽然败黄人，但也不得己而退兵。 遭此打击之后，黄人为求自保，不得不向北方大国中寻找保护伞。就在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齐、宋等中原大国盟于贯（今山东曹县南），主要商讨对付北进的楚国，黄国听说之后，也参加了这个会盟。“贯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与黄人虽与中原联系不多，但是在此时，北方的诸侯霸主齐桓公为了孤立楚国，正有意将中原与楚之间的小国纳入自己保护之下，于是两方一拍即合，黄人便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北方集团，第二年，再一次与齐、宋等盟于阳谷（今山东阳谷县境）。就在诸侯会盟阳谷的第二年（公元前656年），齐、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联军发动了攻击楚及其盟国蔡国的战役，迫于中原诸侯的压力，楚人与中原诸侯盟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召陵之盟。 当中原诸侯罢兵之后，楚成王于次年（前655年）以子文为大将，率师灭弦，“弦子奔黄。于是江、黄、道、柏方睦于齐，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弦亡之后，土地沦为楚人所有，于是此时楚之境已与黄国接壤矣。5年之后的公元前649年楚人以“黄人不归楚贡”而伐之。第二年即公元前648年楚人终于灭掉了黄国。黄国于夏初立国，生存了1500多年。 黄国被亡之后，其地被楚人占有之，黄国也因此成为楚国领土一部分。但楚国并没有灭绝黄人，而是将其后裔继续留在黄地管理其遗民。据今存的《叔单鼎铭》云：“唯黄孙子系君叔单自作鼎”，杨伯峻先生考证说：“盖黄灭后，子孙又续封，故称‘黄孙子’也，系者，继也，续也。叔单为始续封之君，故曰‘系君’。 黄人后裔入楚之后，有一部分在楚国为官，最著名的便是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楚考烈王任命黄歇为令尹，赐予淮北12县。黄歇，号春申君，其旧宅在今潢川县北城，潢川北城曾称春申镇。” 四、黄国之文化 由于黄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其文化既有东夷或淮夷的文化因子，又具有显著的中原文化的特征。黄国文化在融合多元文化因子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展示出不同凡响的文化成就，同时也见证了东夷文化、中原文化与楚文化融合的过程。 随着考古文物的不断发现，今天传世的黄国青铜器数量众多，且有很高的工艺，与同时代的其它中小国家相比，黄国青铜铸造技术要高明得多，经济也相当地发达。代表性青铜器有： 黄君簋：铭文曰：“黄君作季嬴口媵簋，用锡眉寿黄耇，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黄君孟鼎：1983年4月在光山县出土，藏河南省博物馆。通高27厘米，口径29厘米，腹径28厘米。直耳略外张，宽沿，方唇外折，圆腹，圜底，3蹄足。……棱与口沿间有一周铭文14字：“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孙则永宝宝。” 黄君孟壶：光山出土，铭曰：“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子孙孙则永宝宝。” 黄君孟豆：光山出土，铭曰：“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子孙孙则永宝宝。” 黄夫人盉：光山出土，铭曰：“黄子作黄甫（夫）人行器，则永宝宝霝冬霝复”。 黄夫人孟姬鬲：光山县出土，高11厘米，口径14厘米。敛口、折肩、斜腹、3袋足。腹饰窃曲纹，口沿下铸铭文10字：“黄子作黄甫（夫）人孟姬器则口”。 黄大子白克盘：铭文有：“隹王正月初吉丁亥，黄大子白克作仲嬴口媵盘，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单鼎：铭文云：“唯黄孙子傒君叔单自作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用。” 单盘：1972年罗山县高店村窖藏出土，春秋时期器物。内底铸铭文：“傒君单自作盘，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享”19字。 单匜：1972年罗山高店村窖藏出土，高21厘米，长37厘米。四足，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饰瓦纹，足饰云纹。内底铸铭文“傒君单自作宝也，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之”18字。 傒季宿车壶：1979年10月罗山县高店村出土，春秋时期器物。通高33厘米，口径11厘米，腹径27厘米。方唇，鼓腹，圈足，盖与口为子母扣合。肩部有对称贯耳两个，饰兽面纹。腹部有索纹3周，盖顶和颈部均有铭文，盖铭铸为环形13字“唯傒季宿车，自作行壶，子孙永用之。”颈部铭文3行15字：“唯傒季宿车，自作行壶，子孙永宝用之。” 从出土文物的铭文来看，傒氏为黄国公族，称“傒君”或“奚子”，傒氏又有仲、季之分。 其封地应在罗山至信阳县一带。 从考古来看，目前所发掘的影响最大、出土文物最多、最能反映黄国文化特色和文化地位的两座大墓是在光山县宝相寺一带的黄君孟夫女合葬墓和相邻的黄季佗父墓。 1983年，在黄国故城西南约20公里的光山县宝相寺一带发掘出黄君孟夫妇墓，墓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地表原有高7-8米的封冢，台阶状墓道位于墓室东部，墓口南北长12.20米，东西宽7.9－9.1米，深4.20米。墓内填土上层为五花土，下层为青膏泥。墓底以两级台阶下收至椁室，椁室内并列两棺。黄君孟墓，虽遭严重破坏，仍出土各类随葬品70件。黄夫人孟姬墓，保存完好。葬具为单棺重椁，棺外绘窃曲纹及波浪纹。黄夫人骨骼完整，经鉴定年龄在40岁左右，头发保存尚完好，梳偏左高髻，髻上插饰木笄，胸腹部置玉雕人和黑玉虎，左脚下散留玉饰20余件，右脚下置竹排箫，头部更有玉饰百余件。黄夫人随葬各类器物共计172件，其中铜器22件，有鼎、豆、盘、匜、盉、鬲、罐等；玉器130余件，有璧、玦、环、璜、虎、鱼、牌、兽面饰、蚕形饰、玉雕人、玉雕兽首等。其它还有漆木竹器、丝麻织品等。 黄季佗父墓位于光山县城西北隅俗称“天鹅抱蛋“的高岗上，东南距黄君孟夫妇墓165米。1988年6月发掘。墓坑近方形，圹口东西长55米，南北宽5.3米，深3.65米，方向正东。坑内北部为单棺单椁，南置陪葬箱，椁、箱同坑异处，顶部处于同一水平面上，这在先秦考古中尚属鲜见。长方盒形棺内随葬玉器11件、陶珠4枚，陪葬箱内置陶器31件、铜器143件、玉器2件、砺石2件、漆盒1件、泥饼1件、丝线1团。铜戈内部铸铭文“黄季佗父之戈”。此墓所出陶鬲和4种形制的陶罐，弥补了黄君孟夫妇墓的不足，为春秋中期考古增添了陶器标准器。金属弹簧形器与湖北当阳曹家岗5号春秋晚期楚墓和随县擂鼓墩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等先秦墓葬所出相同。为研究春秋中期生产力发展水平提供十分难得的、同类器中时代最早的实物资料。 从葬制和出土文物来看，黄国文化具有以下特色： 1、黄国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 黄君孟夫妇墓出土近200件玉器，玉质良好，透明度亦佳，器形多片状，小而薄，因料施工，造型优美，玉雕人头、玉雕兽头、玉鸳鸯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玉雕工艺品。“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一批铜礼器均为紫铜色，与春秋早期的其它青绿色铜器截然不同。且制作精美，器壁较薄，开创春秋中叶以后铜器铸造的实用作风。尤其是黄夫人孟姬墓中的冲压纹铜盒在国内是首次发现。黄夫人孟姬彩绘棺也是国内最早的实物资料。玉雕男人头像和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玉环，对研究当时的服饰、人种和神话崇拜是较为珍贵的资料。孟姬完整的发型和头发实物是春秋考古的特例。蚕丝织成的6件紫色绣绢，为中国蚕丝纺织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竹排箫，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竹质管乐器。该墓的年代在公元前648年之前不久，墓内随葬礼器成为中国春秋中期考古的标准器。”[黄季佗父墓100余件金属弹簧，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弹簧标本。 2、承袭中原文化特点 黄国贵族流行土坑竖穴木椁墓，显然是采用了中原文化中的丧葬习俗。黄国青铜器，从黄君夫妇墓的器物组合为鼎、豆、壶、盘、匜看，与虢国墓地的器物组合相接近；黄君墓出土的鼎，从形制到配套组合也为周式；黄君夫妇墓的绝大部分器物形制与纹饰和中原地区墓中器物相近似，器物风格总体上与中原接近，承袭了周文化的质朴与厚重。 黄国文化以中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与长期以来黄人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尤其是与北方尤其是姬姓列国的频繁联姻所受到的影响有关。1966年京山苏家垅及1972年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器群中都能见到黄国器物，其中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鼎中铸有“黄季作季嬴宝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另出土有“叔姬簠”，铭文云：“叔姬霝迮黄邦，曾侯作叔姬、邛嬭媵器……其子子孙孙其永用之。”证明了黄与曾的通婚关系。 3、保留着原有的东夷文化因子。 黄君墓中其双鼎同出，这在东夷、淮夷墓中常见，它与中原地区“鼎俎奇而笾豆偶”、诸侯用九鼎或七鼎的礼制有别。黄夫人墓随葬的两件曲鋬盉具有淮夷地区的特点，常见于安徽、江淮地区西部的群舒故地。 黄君夫妇墓所出铜器铭文透出作为夷人的文化心理，凡是黄君自作器，一律自称为“黄君”，表明其黄国君主的身份，而与中原诸国自称伯、公、侯等不同；因为他的夫人孟姬是一位与周族同姓的姬姓女子，所以黄君为夫人作器，却一律称“黄子”，因周封黄为子爵。这种行为，一方面是因为考虑到与北方周王朝的关系，但另一方面，黄国人在内心中却并不认为自己当归属于周天子统辖，它体现出从夏、商以来东夷人共同的文化心理。 4、黄国独特的文化表现出南北文化交融过程，并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君孟夫妇墓与黄季佗父墓上均有高出地面数米的封土堆，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地下掘墓、地上起坟的最早例证。在古代楚地，采用的是平地起坟，而我国古代中原地区一般是“墓而不坟”。这南北两种文化在淮河流域交流，从而在黄国文化中得到融合。这种墓制最终成为后代中国最典型的墓葬方式。 黄君墓出土的鼎，从形制到配套组合方面为周式，而使用青膏泥填封墓室，是南方江汉地区的文化习俗。而且，黄国墓葬地面高大封冢和以青膏泥填充墓室、庞大的椁室结构和设置边箱分放器物的诸多制度，为以后的楚人多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楚文化的特色因素。 李学勤先生将在光山发现的黄君夫妇合葬墓和在平桥发现的芈姓樊国君夔和夫人龙嬴合葬墓相比，得出结论说：“这两座墓都在今河南南端，处于北纬320北一条横线上。它们的共同点是，开成两人骈列的一大墓坑之中的合葬墓……樊君既为楚人芈姓，何以其墓制与黄墓类似？揣测这是由于樊夫人的缘故。樊夫人是龙嬴，当地附近嬴姓国只有江、黄。她大概是江、黄人，甚至就是黄国公族之女，因此把母家的习俗带到那里来了。……宝相寺墓代表了黄国自有的礼俗，而这种礼俗对周围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 黄国文化在保留东夷本土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并在器物制造技术、纺织技术、雕刻与绘画技术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甚至超过当时的文化水准。其墓葬制度、生活习俗等方面自成一格，并对周边地区产生的很大的影响。它即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区域，又是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区域。 五、黄国之郡望 黄国之郡望，更准确地说，应是黄姓之郡望，然无黄国则无黄姓，故说黄国之郡望，其郡望为江夏郡。 公元前350年，周显王十九年楚置沙羡于涂口（今金口）。 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分天下为36郡，沙羡属南郡。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江夏初为郡名，始置沙羡县，为武昌县建县之始，治涂口（今金口)隶江夏郡。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因建立水军需要，在武昌白沙洲建立船坞，造船业兴起。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在武昌蛮王山，建立江夏蛮王的陵墓。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南征，孙刘联军拒曹兵于赤壁（今金口街赤矶山），火攻曹营，曹由乌林（今洪湖乌林镇）遁南郡。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献帝分江夏为两郡，南郡六县，治夏口（今武昌）属吴，以程普为太守。 三国魏晋南北时期（公元220～589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时期。最盛名的赤壁之战，战场就在金口赤矶山（存在争议），现有祭风台、诸葛城、士兵墓等遗址，出土了青铜剑等兵器。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孙权自公安迁鄂称吴王，将南江夏郡改名为武昌郡。太康元年（公元280年)2月，晋灭吴，以武昌郡隶江州。南北朝时期，永初三年（公元422年），以汝南置江夏郡隶郢洲。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印度佛教禅师菩提达摩，由金陵溯江至涂口登槐山，后人建达摩亭（今留云亭）塑像立碑以祀之。 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汝南县为江夏县，移江夏县治于鄂州城（武昌）。涂口属之。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鄂州为江夏郡治，隶山南道（全国十道）。江夏郡和江夏县同一治地。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尉迟恭督修武昌城，在金口青埠湾设砖窑群碑。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封李道宗为江夏王。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恢复鄂州名，隶江南西道。乾符六年（公元879年），黄巢攻江夏城，破外廓。唐代江夏纸坊以造纸作坊著名而称纸坊，沿用至今，当时的造纸规模较大，很有名气。自唐代兴盛的灵泉古市，其交通要道就在纸坊。唐时灵泉古市在灵泉山，由于这里古代有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东南北三面濒梁子湖，通樊口、鲇鱼口、金口，两头都可通长江。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江夏县隶属鄂州武昌郡。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改鄂州为武昌郡。 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改武昌郡为清郡，江夏县仍属鄂州。南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元将伯颜攻鄂州城，宋守将张晏然开门迎降。到了宋代，冶铁业、铸铜业、纺织业等比较发达，江夏龙泉山发掘古铜鼎重36斤，珠光霞彩、灿烂夺目。在宋朝，金口已成江南名镇，有“黄金口岸”之称。 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年），改鄂州路为武昌路。县城为武昌路及湖广行省行政中心。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建国武昌，号大汉。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江夏县属湖北武昌府。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封六子朱桢为楚昭王。楚昭王看中了龙泉山这块风水宝地，定灵泉山为仙壤，辟为寝山。自朱桢起，明代274年间，在这里相继建起了昭、庄、宪、康、靖、端、愍、恭、贺八代九王茔园。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修筑金口槐山石驳岸。万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公元1611～1618年），大司马熊延弼先后修筑张公渡堤、金口龙床矶至白沙洲六十里长堤、四邑公堤。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李自成过武昌，改江夏县为瑞符县。六月，清军占领武昌，沿明制。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段灿（金口人）出资修葺槐山达摩亭，更名留云亭。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一月十二日，太平军东王杨秀清、督翼王石达开占领武昌城。 中华民国（公元191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改江夏县为武昌县，寓“因武而昌”之意。初隶江汉道，1930年后隶湖北省第一专署。 1949年6月10日武昌县人民政府在武昌区成立，隶属于大冶专署。1952年5月大冶专署撤销，改属孝感专署。1959年11月划归武汉市郊县。1960年县治移于纸坊镇。1961年4月，复归孝感专署。1965年8月，改属咸宁专署。1975年11月划归武汉市至今。1995年3月，撤销武昌县，设立武汉市江夏区至今。江夏区有纸坊镇、金口镇 流芳镇、乌龙泉镇、大桥镇、郑店镇、法泗镇、安山镇、贺站镇、湖泗镇、五里界镇、豹澥镇、宁港乡、段岭庙乡、金水乡、河垴乡、山坡乡、保福乡、舒安乡、大屋陈乡、龙泉乡、土地堂乡、范湖乡。 2001年5月，撤销大桥街道、贺站镇、龙泉乡、金水乡、范湖乡、段岭庙乡、土地堂乡、大屋陈乡、宁港乡、河垴乡、保福乡。 2004年辖5个街道、5个镇、2个乡，1个农场：郑店街道、金口街道、流芳街道、纸坊街道、乌龙泉街道、五里界、豹澥镇、湖泗镇、法泗镇、安山镇、舒安乡、山坡乡、金水农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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