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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美国普渡大学启动了一次在西拉法叶校区的全面课程改革。这次课程改革叫作“教学很重要：普渡学术课程转型”（简称IMPACT）。这次课改预计在今年完成，历时近七年，恰好为我们提供机会从头到尾来剖析一个在美国大型公立高校里发生的鲜活案例。 1 普渡大学影响力课改的目的在于通过创造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环境，加强学生对学习的参与度，从而改进学分完成情况、保有率、毕业率等培养结果。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已有十几年的研究，具体教学方法包括合作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主动学习等。研究结果表明，采用这些方法的教学效果好于单纯面对面的讲授。在这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里，普渡大学影响力课改选取的是主动学习。根据Michael（2006）的定义，主动学习是“一种过程，通过让学生参与活动来反思一些想法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想法”。根据心理学里的自我决定理论，参与影响力课改的教师在重新设计课程时突出了三个原则：自主、胜任、关系。自主指在学习过程中给学生更多的选择，例如他们可以选择作业的提交或呈现方式。胜任指学生对自己掌握的知识或能力更有信心，通常是让他们完成一系列的练习并给予及时反馈。关系指学生与教师以及同学建立起有意义的联系，并不是说私下的关系要多“铁”，而是在遇到学习困难时，学生相信可以获得教师或同学的帮助。 2 在自我决定理论基础之上，普渡大学影响力课改还借助了第三方机构提供的专业解决方案。与普渡大学合作的机构是全国学术转型中心（以下简称NCAT）。从1999年开始，NCAT就开始帮助全美高校设计与实施课程改革，既可以小到一门课的重新设计，也可以大到普渡大学这样的全校课改。至今NCAT已完成的大大小小课改共150多次，影响到25万学生。课改的重点是选课人数多的基础课，例如通常面向新生的大学英文、数学、生物、心理、经济、化学、社会等入门课程。从结果来看，72%的课改都取得了积极成效，学生掌握的核心概念、批判思维能力、口头沟通能力等都有提高；从成本来看，这些课改平均节约了34%的生均教学成本，主要通过重新设计课程来减少老师工作量，加强学生参与度，改进学习效果。普渡大学影响力课改为NCAT解决方案提供了一个在全校层面上展开的实战案例。 3 截至2015年底，普渡大学影响力课改总共重新设计了206门课程，涉及11个学院中10个学院的课程。这次课改投入的人力、物力尚无一个全成本的核算，但是整体的经费支持由校长办公室和教务长（相当于国内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办公室负责。从主要的经费来源看，一部分是政府拨款，例如普渡大学获得了美国教育部以及大学创新联盟的230万美元，通过课程与辅导的转型来帮助学生成功；另一部分是基金会捐赠，例如礼来基金会2015年捐出了4000万美元给普渡大学，其中500万美元用来改建一个9000平方米的主动学习中心，40%的空间用来自习，60%用来上课。改建的目的是把教室、自习室、图书馆、实验室、协作区等功能都集中起来，配合影响力课改的实施。预计到2017年改建竣工之后，校园里适合主动学习的各种新型教室将从原有的39间增加到70间。 4 从课改的组织管理来看，在战略高度上由校长牵头，校长办公室在2013年秋季宣布的“普渡行动起来”的战略规划里，影响力课改也是教学部分的一个要素。在整个实施过程里，由教务长（教学副校长）挂帅，部署协调校内各院系各部门的资源。在课改里，提供人员、技术等支持的部门包括普渡教学卓越中心（相当于国内提供教学培训的教师发展中心）、图书馆、信息技术中心、数字化教学、发现教学研究中心。其中教学卓越中心与发现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对课改的效果进行项目评估，信息技术中心还开发了录播课程BoilerCast、学习社区Mixable、课堂实时互动Hotseat、在线修改及批阅Gradient等工具，整合在教学过程里，为课改助力。 5 普渡大学影响力课改顺利进行，离不开具体负责每门课的一线教师。整个课改总共有200多名一线教师参与。每学期教师自愿报名，在提交申请之后成为“影响力学者”，接受一个学期的课改培训。培训方式类似研究生的小班研讨课。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影响力学者构成一个“教师学习社区”，参加为期13周的培训，包括激励学生、学习产出、测量评估、学习活动以及总结这5个模块。在培训期间，他们会自由组合成2到4人的学习小组，完成各种小练习。例如来自同一院系的教师可以组成一个小组，重新设计这个院系里互相衔接的专业课。每个学习小组都配有来自教学卓越中心、图书馆、信息中心以及数字化教学这四个部门的支持团队，其中提供直接支持的人员会对学习小组进行有针对性的面对面咨询，提供间接支持的人员负责解答一些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种培训帮助教师“身临其境”，自己先当一次学生，亲身体验主动学习、合作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等各种新的教学方式，享受图书馆、IT、数字化等各种新的学习资源或支持，再把这些知识与体验整合到自己的每一门课程里。 6 普渡大学影响力课改是基于数据的决策，整个实施过程里都在“拿数据说话”。从课改推进力度来看，在2011年秋季落地时，只重新设计了10门课程；到2014年方法较为成熟之后，进度加快并稳定在每年重新设计60门课程，这对经费统筹与教室改建提出了同步的要求。从课改的课程类型来看，根据普渡大学对108门新课程的一项统计来看，只有6%改成完全在线的“慕课”，46%采用了翻转课堂或混合式教学，剩下的48%保留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但辅以信息化的工具以及主动学习的课堂活动，这为管理者在慕课、翻转课堂以及信息化辅助传统教学方面的资源分配提供了依据。从课改实施过程及效果来看，数据的收集包括师生的主观感受，例如教师在继续进行课改时面临的挑战。调查结果显示，31%是没有时间，25%是缺少助教，23%是教室里的设备不给力，还有21%是学生的负面评价。这指明了进一步激励与支持教师进行课改的“着力点”，鼓励“教学休假”（即带薪在假期进行教学创新），配备助教，升级教学设备，针对学生评价进行反思与改进等。在客观数据方面，课改重视学生的考勤、学分、GPA、毕业率等表现，其中有一项新颖的DFW指标。D是退课率（Drop），指学生在开课后短期内主动退课，不记入成绩单；F是挂科率（Fail），指成绩挂科；W是劝退率（Withdraw），指学生因缺课、不交作业等原因被教师劝退，要记入成绩单。对比课改前后DFW指标以及其他客观数据的变化，课改之后的平均退课/挂科/劝退率下降了2%到5%，GPA提高了0.2到0.3。虽然这些变化幅度不大，但都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意义，而且在六个学期里（除了2014年秋季）保持一致，为影响力课改的实施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 整体而言，普渡大学影响力课改立足于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围绕“自主、胜任、关系”这三条原则重新设计了10个学院的200多门课程。在准备阶段，普渡大学向美国教育部、礼来基金会等申请了经费，借鉴了第三方机构NCAT的专业解决方案。在实施阶段，普渡大学校长办公室把课改列入了战略规划，由教务长挂帅，建立了多部门协作机制，并发动了200多名一线教师通过教师学习社区这种形式参与培训。整个过程普渡大学都重视数据，既调查师生的主观感受，又分析学生退课/挂科/劝退率、GPA等客观数据，通过前后对比来跟踪课改的效果。这些经验与做法有可取之处，只是在设计与实施过程中，不用照搬一些具体指标，包括前面提到的退课/挂科/劝退率，虽然新颖，但并不一定适用于国内高校的教务管理（例如成绩单是否显示退课/劝退等）。 总之，课改既可以聚焦一门课程，由一位教师精耕细作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又可以牵动全局，影响到全校的教学创新、教室改造、教师培训、信息化建设、质量保障体系等战略发展，成为校长/副校长牵头、历时数年的重大项目。课改格局可大可小，普渡大学就是一个“从课改入手来激活全盘”的案例，可供有志于在国内高校推动课改的管理者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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