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尊礼重信”（上）
顾炎武先生所揭橥的春秋战国之间的第一个显著不同是：对“礼”和“信”的尊重与否。
何为礼，何为信？两者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举例之前，我们且咬文嚼字先。
所谓“礼”，是关于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和仪式的总称。《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荀子·礼论》曰：“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礼”的起源在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氏族要进行崇拜祭祀，氏族内部要进行各种分工，要分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氏族要同外部其他氏族进行各种联系，等等。这些所有的社会活动，如何开始，如何结束，如何进行，都必须有一套为大家共同遵循的规范和仪式。这种原始的规范仪式到了阶级社会，则一步步地被严格化，法律化，制度化了，于是也就上升到了所谓的“礼”。
“礼”在其产生之后，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进入文明社会，社会分工日益细致，社会生活也日益复杂多样，脱胎于野蛮社会雏形的“礼”也随之不断地扩大范围，逐步发展成为一套上包括家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下包括人们日常起居衣食住行，涵盖整个社会生活的制度。“礼”已经体系化、制度化、法律化了，已经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控制系统，成为进行管理进行统治的一种理论体系，于是乎我们又称之为“礼制”。
关于礼制的产生时间，“尚矣”。学术界一般认为，礼制是伴随着文明社会（亦即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商有商礼，夏有夏礼。还有的学者认为，早在虞舜时代，便已经有了“虞礼”。
“礼”和“礼制”，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其他文明的社会行为社会意识中，也有一些“法则”、“规范”和“仪式”的存在。在其他文明中，当然也存在着近似于中国的“礼”的一些内容，但是，像我们中国这样，把“礼”广泛地应用于一切社会意识社会行为之中的，却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
记得小说《斯巴达克斯》的开头讲道，大贵族克拉苏为了治好自己的皮肤病，独自出资在罗马角斗场举行一场空前规模的角斗，邀请全罗马的人免费观看。一个美丽的女人凑到克拉苏的座位旁（她就是范莱莉娅呀，她后来爱上了角斗士斯巴达克斯，成为斯巴达克斯的情人）。范莱莉娅从克拉苏的那件华贵的用中国丝绸缝制的长袍边上抽出了一根丝，同时说道：“也让别人分享一下你的富贵吧！”
《天方夜谭》里也讲，阿拉丁在向公主求婚的时候，送给阿里发一套华贵的衣服，这是阿里发从来没穿过的最华丽的长袍。阿拉丁还许诺，要给公主建一座举世无双的宫殿。阿拉丁在“神灯”的帮助下，一夜之间，就在皇宫前面那片广阔平坦的空地上，把宫殿给建成了。书中说道：
“第二天清晨，阿里发醒来后，便起身推开窗子。他一眼便望见皇宫对面那幢宏伟壮丽的宫殿。为证实自己不是在梦中，他揉一揉眼睛，再次仔细观察。最后，他确信那的确是一幢非常富丽堂皇的大建筑物。而当他看到铺在两座宫殿之间的，绝无仅有的用纯金编织成的地毯时，简直惊得目瞪口呆。”
呵呵，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在古代罗马，在古代阿拉伯，像中国这样严格规范化的“礼”和“礼制”，是根本没有的。从虞夏时期产生、发展、形成的一套成熟的礼制，经过五千年的传承，形成了我中华悠久的礼仪文明史，也使我中华民族因此而赢得了“礼义之邦”的美誉。
礼制在中国产生得早，一直应用到清朝灭亡（其实直到今日，还在影响着我们）。顾炎武先生所说的“礼”，其实是专指西周的“周礼”。中国的“礼”发展到西周时，大为完备。据《礼经》所述，西周时候的礼，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这就是所谓的“五礼”——“吉、凶、宾、军、嘉”。
吉礼，是应用于祭祀庆典的礼。《左氏传》云：“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祖先神鬼天地山川，乃是家国头等大事，因此被列为五礼之首。
凶礼，主要应用于丧葬，贵族死了，怎样哭怎样临，怎样葬怎样埋，丧葬用什么等级，亲属穿什么服色，都有严格规定。此外，对饥馑兵燹等天灾人祸的哀吊，也属于凶礼的范畴内。
宾礼，应用于朝聘会盟。诸侯觐见天子曰朝，派卿大夫去见天子曰聘，诸侯之间也经常的聚会盟誓。这些类似于后世外交活动的行为，都要应用宾礼。
军礼，应用于兴师动众，如登人、校阅、出师、列阵、凯旋、献捷、献俘等军事活动。由于古代的田猎其实质是军事演练，因此，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也都应用军礼。
嘉礼，应用于婚冠宴饮等日常生活。通婚有婚礼，戴冠、及笄有冠礼，宴饮时“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汉书·礼乐志》）。
据《周礼》记载，在行五礼时，同时要演奏不同的乐章，“周公制礼作乐”。每一级如何行礼如何奏乐，都有严格规定，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之中。
我们再看“信”。《说文》云：“信，诚也，从人言。”又云：“诚，信也。”《说文》用诚信二字互训，表示诚即是信，信即是诚。诚与信结合起来，就是诚信，就是所谓“人言为信”，“言而有信”。以信字为根，能构成的词则有信义，信任，信用，忠信，等等，其所表示的，都是言必信，行必果的意思。
礼与信，是一种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的关系。如果把“礼”视作是一种外在行为的话，那么“信”则是一种内在的理念。“尊礼”，必然“重信”，反之亦然。
四，关于“尊礼重信”（中）
《诗》云“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周代的礼乐制度，到西周后期，已经开始被破坏，并终于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到春秋时期，“周礼”仅存其名，仅仅是借助于历史的惯性，稍存皮毛而已。到了战国，与春秋所区别的，不过是由“名存实亡”变为“名实据丧”吧了。
礼与信在春秋时期尽管是仅存其名吧，正人君子们总是要用它来装点门面的，最著名的就是齐桓晋文了。
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尊礼重信，为人所称道。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曹沫登坛执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求桓公归还以前所侵占的鲁国的国土，齐桓公当时被迫答应，过后欲反悔。管仲曰：“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齐桓公实践了许诺，将以前侵占的鲁国土地，全部割返给鲁国。
齐桓公讨伐山戎援救燕国，燕国君主燕庄公为了表示谢意，依依不舍，送行时送出了燕界，进入齐境。齐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下令，将燕君所至处割给燕国。
晋文公与齐桓公齐名，也是讲究礼与信，以尊礼重信为号召。晋文公逃亡时，曾经得到楚成王的恩惠。在酒席宴上，楚成王借着酒力盖脸，一定要公子重耳回答，将来如何报答自己。公子重耳回答说：“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櫜鞬，以与君周旋。”到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楚两军果然在疆场相遇。晋文公遵守承诺，主动退避三舍，一直退到了城濮。
为了报答曹国大夫僖负羁对自己的恩惠，在攻占曹国后晋文公下令，全军上下一概不得侵犯僖负羁以及他的宗族。魏犨与颠颉都是重耳出亡时的从行功臣，此二人吃了醋，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放一把火，“爇”了“僖负羁氏”。晋文公为严格军纪，杀掉了从行功臣颠颉。喂喂——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爇僖负羁氏”的明明是两个人啊，还有一个魏犨呐，魏犨本来也该挨上一刀的，由于“爱其材”，“乃舍之”。怎么说晋文公是“尊礼重信”啊？其实，春秋时期的尊礼重信，是做样子给别人看的，晋文公绝不会光顾面子不顾里子的。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里子”和“面子”的辩证关系，就是请隧事件。春秋前期，成周发生了王子带之乱。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晋文公出兵勤王，杀掉大叔王子带，帮助周襄王返回成周。周襄王设下酒宴，款待晋文公。晋文公于是“请隧”，周襄王拒绝了请求，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在《国语》中还有这样的话：“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周襄王顾全了天子的面子，却失去了里子，失去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了酬谢晋文公的功勋，周襄王只好将“阳樊、温、原、欑茅之田”赐给晋国。
“阳樊、温、原、欑茅”等地虽然被赐给了晋国，但这些地区的百姓不服，晋文公要想得到这些土地，只能派军队占领。是年冬季，晋军包围了“原”，出发时只带了三日粮食。围原三日，原不降，晋文公下令“去之”。这时候，派出的密探回来报告说：“别急着走，‘原’马上就要投降了，何不再等一等？”晋文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命令继续撤退。原的百姓见晋文公如此讲信用，于是决心弃暗投明了。
礼与信是用来获得利益的，而不是用来限制自己的，如果不能用礼、信来获取实际利益，则礼与信还是束之高阁的好。贪图虚名而受实祸的最好例子，则是图霸未成的宋襄公了。
鲁僖公二十二年，宋楚两军遭遇于泓水。楚军渡河时，司马提出建议，可击之于半渡，宋襄公曰：“未可！”楚军过河后，尚未排列好阵势，司马又请求发起攻击，宋襄公曰：“还是未可！”等到楚军排好阵势，宋襄公才命令擂鼓，结果被楚军杀得大败。宋襄公临死之前，还念念不忘“古之为军”——过去的《军礼》有详尽的规定也：“不重伤”；“不禽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等等，等等。后人论起宋襄公，必曰蠢猪似地仁义道德也。
与宋襄公相仿的还有一位，就是晋国的将军韩厥。
鲁成公二年（前589年），晋齐两国大战于鞌。齐军失利，晋军司马韩厥紧紧追在齐顷公的战车之后。齐顷公绕山奔逃，正匆忙之间，一棵大树绊住了的车轮，战车停下来了，齐顷公落到了韩厥的手中。按说韩厥本应该立即将齐侯拿下，可是呢，韩厥此时却即兴表演了起来。只见韩厥在齐侯的车前躬身跪倒，拜了两拜，却不起身，韩厥伏在地上，双手高捧起加上玉壁的酒杯，献酒给齐侯压惊。韩厥缓缓地毕恭毕敬地说道：
“寡君使群臣为鲁卫请，曰无令舆师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
韩厥跪在地上，只顾自我陶醉。车中的情况发生变化。本来惊恐万分的齐顷公平静了下来，戎右逢丑父趁机与齐顷公换穿了衣服。接着，假冒的齐顷公借口口渴，命令假冒的车右下到华泉去取水。于是乎，煮熟的鸭子飞了，韩厥捉回的齐顷公是个西贝货。
鄢陵之战是晋楚之间的一场争霸大战。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晋楚双方决战于鄢陵。晋国新军佐郤至曾经“三遇楚子之卒”， 郤至每次遭遇楚共王，都要下车步走，“免胄而趋风”。（郤至啊郤至，两军阵中解开甲胄，你未免太过托大，难道你不知楚国军中有善射者潘尫之党、养由基，以及神箭手马忠乎！）楚共王觉得很奇怪，便派人拿着弓去问郤至。郤至回答曰：
“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使者。”
鄢陵这场大战打了一整天，结果是楚败晋胜，楚的盟友郑国君主郑成公驾车逃命。晋下军主将韩厥（就是十四年前的那个司马呀）追了一阵子，停了下来，韩厥的理由是：“不可以再辱国君。”这时候，新军佐郤至也赶了过来，当郤至知道前面车中拼命奔逃的是郑成公之后，也停下来不追了，郤至的理由是：“伤国君有刑。”
明明是可以活捉郑成公的，韩厥和郤至为什么视而不见要将其放掉呢？哦，明白了，十四年前齐顷公之所以能够化装逃掉，其实那一次也是晋司马韩厥故意将其放掉的啊。
五，关于“尊礼重信”（下）
不论是虚仁假义也好，装点门面也罢，礼与信在春秋时期总还是被称道的。然而到了战国，旧的那一套被完全抛弃，人们的观念脱胎换骨般的转化了。俺在前帖里里关于商君与公叔痤的一段恶搞，其实就是用来对照春秋与战国的不同的。公叔痤言行所反映的，是春秋时期的价值观，而商君的观念，已经是战国时期人们对礼义信用的态度了。
唯利是图，不顾信义，其实自春秋后期就已经开始。
“敌利则进，何盟之有！”从春秋中期开始的百年争霸战争愈演愈烈，江、河之间大小诸侯国几乎全被卷入。中原地区受害尤重，郑国在八十几年里，遭战祸七十余次；宋国则是四十多次。各中小国既要从楚，又要从晋，因此普遍厌战。晋楚两强势均力敌，内部矛盾重重，也各想暂时休战。于是，在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年），由宋国大夫华元出面，向晋、楚两个超级大国提出倡议，相会于宋都商丘，订立休战盟约，这就是第一次弭兵之会。可是，盟约订立仅仅三年，楚国就撕毁协约，令尹子反曰：“敌利则进，何盟之有！”于是才有了著名的鄢陵之战，也因此才有三十三年之后的宋大夫向戌倡议的的第二次弭兵之会。
东南的吴越两强，势同水火。鲁哀公元年（前494年），吴王夫差大败越国，越王勾践仅剩五千士卒，退保会稽，卑词乞和。吴王夫差不顾大夫子胥的苦苦劝谏，接受了越国的投降，然后便放心地北上争霸。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乘机攻吴。鲁哀公二十二年（前473年），越王再次伐吴，吴王夫差遣使求和，希望越王能如同前次被原谅一样，这一次也原谅对方一次。越大夫范蠡曰：“昔天以越赐吴，吴不肯受，是天所反。今上天报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越王谨上列青天，敢不如命？”遂灭吴。
到了战国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彻底转变，残留一丝的柔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剥去。魏国的名将吴起，母丧不归，杀妻求将；庞涓则嫉贤妒能，重利轻友；商君面欺魏将公子昂；张仪玩楚怀王于掌股之上。至于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朝秦暮楚，翻手云覆手雨，凭三寸不烂之舌，全无半点信义可言。
《战国策·东周策》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
“还带这么玩的？”是啊，咋玩儿都行，人嘴两片皮，咋说咋有理嘛。而且，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两千多年后——
春5月，德邻先生坚持竞选，终于如愿以偿。常子怒，归罪于白子，免其大司马兵部尚书，贬官外放上游。白子遂称疾不朝。常子患之，使黄子劝驾促行。黄子乃往见白子，曰：“君之谋过矣！兵部之职，虚名也。今李子已徒有虚名，苦困京师，君若亦贪虚名而不出，与李子乃一双笼中鸟也，大事去矣。西藩武昌，乃上游重镇，九省通衢，兵精粮足。君若出守，上，顺应天时；中，占得地利；下，手握兵权，万民景仰。待天下有变，李子倡于内，君应于外，内外相济，何患大事不成？”白子曰：“善。”遂西行。黄子亦得两子之金也。
六，关于“尊奉天子”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几句诗是西周时期天子权威的真实写照。周天子拥有政权、神权、军权、经济权、宗法权等几乎全部权力，至高无上，为天下之共主。
周天子地位的动摇，出现在西周后期。周厉王残暴贪婪，他任用“荣夷公”收敛财物；又兴师动众，征伐淮夷、荆楚，但均告失败。厉王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人民的普遍不满。宗周出现“国人谤王”的现象。厉王派“卫巫”监谤，国人口不敢言，“道路以目”。对厉王的不满终于爆发，厉王三十七（？）年（前841年），国人暴动。参加者有“邦人”、“正人”（手工业者）、“师氏人”（宿卫王宫的军卒）。暴动的国人冲入王宫，厉王狼狈出逃，“奔彘”。正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说：
“及至厉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厉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
平王东迁后，周的势力日益衰弱，土地、人口越来越少。东迁之初，周王室还占有豫西、豫北、陕东等一片地区。但是逐渐的，部分国土赐给了各诸侯，部分国土被大国夺走，到春秋中期，仅剩下成周周围一二百里的土地，只相当于一个小的诸侯国。
周天子的威望和政治地位越来越低。东迁之初，郑武公，郑庄公相继充任周的“卿士”，把持王室国政。早在平王时期，天子与郑伯已经互不信任，于是“周郑交质”。桓王继位后，准备任用虢公，这样一来，“周郑交恶”。周桓王亲率陈、蔡、卫、周四国之师讨伐郑国。郑庄公率军反击，大败四国联军，就连周桓王本人也中了一箭，这就是郑祝聃“射王中肩”。周天子威严扫地，灰头灰脸，贻笑大方。
在经济上周天子也越来越贫弱。据《春秋》所载：整个春秋时期，鲁国诸侯朝天子仅三次，派大夫聘天子仅四次。而在此期间，鲁国朝齐、晋、楚共三十三次，聘列国共五十六次。鲁侯为周公之后，是天子最亲密的诸侯国，鲁国尚且如此，其他诸侯可想而知。周王室失去了诸侯的朝聘贡纳，财政日益拮据。周桓王、顷王曾多次派人去鲁国“求赙”，“告饥”，“求车”，“求金”。鲁隐公三年（前720年），周平王死去。周王室穷得连丧葬费都没有；鲁桓公十五年（前697年），周桓王死去，因为无钱，过了七年（？）才埋。周襄王三十二年（前620年），襄王死，为了筹备丧葬，王室派人到各国去借钱。
春秋时期的周天子风光不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借助于历史的惯性，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名义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存在着。因此，一些强大的诸侯，就利用周王室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
首先利用王室名义发展自己的是郑国。春秋初年的郑庄公，“以王命讨不庭”，开始了借天子之名进行的征战。鲁隐公十年（前713年），郑庄公以宋国没有朝见周天子为借口，联合齐、鲁，三国攻宋，“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庚辰，郑师入防”。不久，郑庄公又以戴、许两国不参加伐宋为由，灭掉戴许两国。《左传》的“君子谓”评论道：“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呵呵，“以王命讨不庭”，这句话怎么这么耳熟啊，怎么跟“挟天子以令诸侯“差别不大呀？
春秋时期，中原动乱，周边的少数族乘机发展起来，不断向中原华夏地区内侵，西方北方的戎狄玁狁，东南方的淮夷徐夷，特别是南方的荆楚，经常大举内侵，于是，出现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齐桓晋文等霸主便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以尊奉周天子天下共主以抵御外族入侵的名义，进行争霸战争。
东方的齐国首先称霸，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存邢救卫”，“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公羊传》评论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鲁僖公九年（前655年），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周天子派宰孔前来参加，并将祭肉一份赏赐给齐侯。当时，齐桓公准备跪拜行礼，宰孔说道：“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齐桓公则回答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于是，齐桓公完成了著名的一连串的四个动作：“下”——“拜”——“登”——“受”。
继齐桓而起的是晋文公。晋文公回国后刚站稳脚跟，成周发生了大叔王子带的再次叛乱事件。王子带又称甘召公，是周襄王的同母弟。鲁僖公十一年（前649年），“夏，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这是王子带的初次叛乱。鲁僖公二十二年（前638年），周襄王召王子带回到成周，对其采取安抚政策，希望能够相安无事。然而，仅仅过了两年，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王子带就勾结狄人，再次叛乱。周襄王逃亡到郑国，派人向晋秦求援。《左传·鲁僖公二十五年》记载了晋文公此次“勤劳王事”的过程：
狐偃谋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
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晋文公联合齐、秦两国，与楚国决战于城濮。战胜楚国后，晋文公于践土大会诸侯，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会上，周襄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文公为“侯伯”：
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
晋文公假惺惺地推辞了三次，才接受策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
到了战国时期，情况变了。战国初年，韩赵魏三家需要正式的诸侯名分，需要利用周天子的名义，于是，周威烈王意外地被重视了一次（后来陈田氏代齐又被重视一次）。除此之外，周天子“门前冷落车马稀”，再也没人把他当一回事了。就连主张“一”最强烈的儒家的孟老夫子，也是说魏游齐，西行不入成周了。
行文至此，履虎尾想起了《战国策》中“鲁仲连义不帝秦”所引用的那段故事：
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
呵呵，坛上张口闭口“你丫”“你丫”的那几位，原来都是好古 |
之辈，追“威王遗风”也——
七，关于宴会赋诗（上）
《日知录》云：“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这是顾炎武眼中战国与春秋的又一个重要区别。
宴会赋诗，是春秋时期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汉书·艺文志》对宴会赋诗做了这样的解释：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在朝聘会盟等外交场合，诸侯卿大夫言谈之间，中心思想的表述往往不是明白准确地说出来，而是赋诗若干句，把自己的真实意思隐喻其中，曲折委婉地表示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宴会赋诗”。这种委婉曲折的意思表达，放到今日，或许就是所谓的“外交辞令”吧？
除了在外交场合大量应用之外，知识分子还把宴会赋诗这种表述方式，应用到一般的社交场合，用诗句来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人格修养、节操情怀。由于这种表述方式不是发生在庙堂之上，因此，俺们姑且取消“宴会“二字，直接称之为“赋诗”。（或许是先有社会交往中的赋诗，然后才有庙堂上的宴会赋诗？这两者孰先孰后，就不可得而知之了）
关于宴会赋诗（赋诗），在《左传》、《国语》、《礼记》、《论语》等先秦经籍中有大量实证。在诸多典籍中，又以《左传》的记载最为丰富详尽，据清人统计，《左传》中关于宴会赋诗（赋诗）的记载多达数十百次，因此，《左传》是考察了解宴会赋诗的重要资料。其次，春秋人物之中，又以孔子对宴会赋诗（赋诗）的阐释论述最为明白浅显，因此，《礼记》、《论语》等也是同等重要的资料。
宴会赋诗（赋诗）时，所赋之诗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引用人所共知的《诗》中的句子，这是绝大多数情况；另一类是赋诗者所吟诵的不是旧有的现成诗句，而是临场发挥即时创作，并随口赋将出来。由于第二类情况有关记载相对较少，因此呢，俺们就先来讨论这种情况。
即时创作现编现唱的例子，记忆中大概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发生在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之后，凿地见母，郑伯亲自驾车迎接母亲回宫。赶车的儿子心中高兴，手持马鞭，放声高唱道：“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车中的母亲表示心情也不错，于是开口接唱曰：“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呵呵，好诗啊好诗，深情描绘出一幅母慈子孝融融洽洽的和谐情景啊。这母子之间的唱和，肯定是即时创作无疑了。
再一个是在宣公二年，宋国华元巡城，检查新城的工程进度。正在服役筑城的泥腿子们见来者是刚从卫国逃回来的华元，于是打油一首，唱给这位败军之将来听：“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华元听后心想，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命令左右曰：“呛声ing！”华元的骖乘临场发挥，即时创作一首，回敬给那些筑城的乡巴佬：“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们哈哈大笑，又唱曰：“纵其有皮，丹漆若何？”骖乘被噎得张口结舌，华元则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役人与骖乘之间的这几句打油，也是现编现唱，绝非引经据典。
第三个例子发生在昭公十二年（前530年）。晋昭公举行宴会，招待齐景公，中行穆子在旁相礼。宴会中，两位国君投壶为乐。举箭先投，中行穆子在旁赶紧念叨吉祥话：“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结果中了，晋昭公的箭投入了壶中。心中不畅，也举起矢来，口中吟道：“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齐景公运气不错，箭也投入了壶中。两国君主，自吹自擂，都显得没有风度。晋大夫士伯瑕看不过去了，于是当面批评中行穆子：“您的话不恰当！我们本来就称霸诸侯了，还用得着投壶投中这个口彩吗？只怕齐君因此轻视我们，以后再也不会服从我们了。”穆子争辩说：“我们晋国从来国力强盛，齐国他敢吗？”齐大夫公孙傁快步进前，对齐景公说：“天不早了，国君也累了，可以离席了！”搀扶起齐景公，扬长而去。
还有个例子发生在孔夫子身上。据《论语·微子第十八》所载，孔子周游列国时，楚狂接舆与孔子擦肩而过，他一边走一边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是明白人，立即悟出了诗中的含义，急忙下车，想与其揖让对答。谁知楚狂接舆快步离去，孔夫子已经即时打好腹稿的对答诗句，可惜没得机会唱出来也。
八，关于宴会赋诗（中）
春秋时期的赋诗，就其发生的处所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朝聘会盟等外交场合的赋诗（a），另一类是一般社交场合的赋诗（b）。而从赋诗的内容来看，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引用现成的《诗》中的句子（c），一类是即时创作的诗句（d）。对上述a、b、c、d四种情况综合分析，我们发现，b、d两种情况的实例不多，先秦典籍中大量的实例是上述的a、c两种情况，亦即在朝聘会盟中引用的《诗》中的句子。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挑选其中最熟悉的例证吧。大家熟悉的一个例子发生在僖公二十三年，发生在秦穆公与晋公子重耳之间：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秦穆公设宴招待公子重耳，酒宴之上重耳赋诗称谢。重耳所赋《河水》是一首逸诗，杜预注曰：“河水逸诗，义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公子重耳将自己比作河水，将秦穆公比为大海，黄河之水奔流至海，象征着自己愿意尽心地事奉秦国。秦穆公答赋《六月》，此诗见于《小雅》。周宣王时期，玁狁侵犯，尹吉甫率军出征，打败敌人，保卫了国家。《六月》赞颂了尹吉甫的赫赫战功，刻划了尹吉甫赤胆忠心，突出了尹吉甫文武全能的才略。秦穆公赋《六月》的本意模糊不清，到底是用尹吉甫来比喻公子重耳呢，还是以尹吉甫而自况呢？秦穆公多少有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站在一旁的赵衰此时高声唱礼：“重耳拜赐！”公子重耳急忙“降拜稽首”，秦穆公也下了一级台阶，表示不敢当不敢当。赵衰说道：“您把辅佐天子的重大任务加在重耳肩上，重耳怎敢不拜谢呢！”
赵衰把秦穆公的惠而不实的客套毫不客气地落实在公子重耳身上，其分寸把握的十分到位。这次赋诗，晋方先是对秦国称谢，秦穆公的答谢意在试探，并表示了把晋国拉拢在自己身边的愿望。而赵衰的解诗，“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态度不卑不亢，即感谢秦穆公的帮助，也向秦穆公明白表示，晋国是大国，仅仅服从周天子一人，是不会做秦国的附庸的。这次宴会赋诗时晋国君臣的秦国的态度，同此前不久对楚成王之“退避三舍”的回答，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看下一个文公十三年的例子：
冬，公如晋，朝，且寻盟。卫侯会公于沓，请平于晋。公还，郑伯会公于棐，亦请平于晋，公皆成之。郑伯与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文公十三年，郑穆公与鲁文公在棐地享宴，希望鲁国为其向霸主晋国再次讲和。宴会上，郑大夫子家赋《鸿雁》，这本是无家可归者的哀歌，诗中以鸿雁比喻流浪者，子家以飘零的鸿雁，隐喻自己国家也遭受着这样的危险，希望鲁文公心生怜悯，再次向霸主替自己求情。鲁卿季文子报之以《四月》，诗中的主人公颠沛流离，无家可归，贫病交加，仓皇狼狈。季文子借助这篇《小雅》，委婉地表示鲁国虽然是晋的与国，但也自顾不暇，表达了爱莫能助、婉言拒绝之意。子家不肯放弃，接着赋出《载驰》的第四章，再一次说明郑国无人帮助的情景，只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鲁国身上。对于郑国的反复请求，鲁国不好再拒绝了，季武子于是赋出《采薇》的第四章，用诗中的“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来表示鲁国将不顾奔波劳累，立即去办，一定将把所托付之事办妥。
这次外交活动的全部，就是先后所赋的四首诗。在赋诗的过程中，可以看出郑国的艰难处境，以及对鲁国的迫切请求；鲁国作为中间人也很为难，但是，出于同姓之国的道义，最终还是勉为其难了。郑穆公见鲁国终于还是首肯了，喜出望外，赶紧下拜感谢。鲁文公也赶紧回拜，表示理所当然，不必客气。
还有襄公二十六年的一次赋诗：
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
此次宴会赋诗之前的六月，晋国扣押了卫国君主卫献公。因此七月份，齐景公、郑简公一起来到晋国，替卫献公求情。晋平公设享礼招待齐郑二君。酒席上，晋平公赋诗《嘉乐》，这首《大雅》，本意是歌颂周天子受福于天，政通人和，此处赋出在这里，引申为赞扬齐郑二君，并表示自己的仰慕与欢迎，呵呵，不过是宴会上的老生常谈而已。齐国上卿国景子担任齐景公的相礼，代替齐景公赋诗《蓼萧》。这首《小雅》，赞美君子的高尚品德，而诗中的“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宜兄宜弟，令德寿岂”等句子，将晋、卫两国比作兄弟，这才是齐国所要表达的意思，齐国希望晋国看在晋卫同姓的面上，放卫献公一马。郑大夫子展担任郑简公的相礼，子展替君主赋诗《缁衣》，这首《郑风》中唱道：“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所述本是夫妻之间的怜情爱意，但，诗中的“敝”了就“改”，才是郑国所委婉表达的意思。而晋国对齐郑两国的来意明白的很，可又不愿意轻易放人。叔向于是要晋平公向齐郑两位国君下拜，“寡君拜谢齐国国君安定我国先君的宗庙，拜谢郑国国君的一心一意没有二心”，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不往关键处理解。
齐国上卿国景子见晋国不按规矩出牌，故意打岔装傻，只好直话直说，就派晏平仲去找叔向（这哥俩关系非同一般），悄声问道：“晋君在诸侯中宣扬明德，恤患补阙，正违治烦，因此才成为天下盟主。而现在为了一个臣子（孙文子）而扣押了一个国君（卫献公），这，怎么办呢？”叔向将此话转告晋卿赵武赵文子，赵文子再转告给晋平公。晋平公于是说出卫献公的罪过，派叔向去向齐、郑二国说明。明白了晋国扣押卫献公的缘故，齐、郑两国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坚持。国景子赋《辔之柔矣》，这是一首逸诗，杜预注曰：“逸诗，见《周书》，义取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御刚马。”子展赋《将仲子兮》，用这首《郑风》中的“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来劝告晋国，要考虑社会影响，不要因为此事影响了大国风范。晋国君臣权衡利弊，最后接受了建议，答应释放卫献公。
再看发生在昭公元年的另一赋诗：
令尹享赵孟，赋《大明》之首章。赵孟赋《小宛》之二章。事毕，赵孟谓叔向曰：“令尹自以为王矣，何如？”对曰：“王弱，令尹强，其可哉！虽可，不终。”赵孟曰：“何故？”对曰：“强以克弱而安之，强不义也。不义而强，其毙必速。《诗》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强不义也。令尹为王，必求诸侯。
鲁昭公元年，楚国令尹公子围（即后来的楚灵王）设宴招待晋卿赵孟。酒席宴上，公子围乘兴赋诗：“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楚令尹所赋这六句诗非同小可，乃是《大雅·大明》的首章。《大明》是歌颂周文王周武王的诗句，首章六句是全诗的总纲，赞颂皇天伟大光明，照耀寰宇，感慨天命难测，引申出殷命将亡、周命将兴的话题来。楚令尹公子围赋此六句诗，这是以周文王周武王自喻，充分暴露出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骄横姿态。
公子围赋罢，赵文子也赋了六句：“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赵武所赋六句，乃是《小雅·小宛》的次章。关于此诗的主题，《毛诗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而郑笺曰：“亦当为厉王。”朱熹以为，这应该是“大夫遭时之乱，而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小宛》全诗共六章，赵孟所赋第二章大意是说，聪明人饮酒要有分寸，终日酗酒，每饮必醉，则太不像话，上天是不会庇佑他的。赵鞅此时赋此诗，是在告诫令尹，做人要谨守本分，敬礼仪，别尽做出格的事。
酒宴之后，晋国的卿大夫对此事做了讨论。赵孟询问叔向说：“这个令尹居然以楚王自居了，你怎么看？”叔向回答：“楚王弱，令尹强，或许他能够得手，但最终不会有好下场的。”赵孟说：“为什么，说说看？”叔向于是“pulapula”滔滔不绝地回答出一番大道理来……
再看昭公十六年郑国六卿为韩宣子赋诗的例子：
夏四月，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子齹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产赋《郑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赋《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终乎？”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蘀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可以无惧矣。”宣子皆献马焉，而赋《我将》。子产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乱，敢不拜德？”
郑国六卿在郊外给韩起韩宣子摆酒饯行，韩宣子请六人各赋诗一首，借此来知道郑国的想法。由于韩起要“知郑志”，因此郑国六卿所赋的都是郑诗。在郑国的诗中，又以情诗为最多，呵呵，古今闻名的郑卫之声嘛，这一次赋诗也就只好勉为其难，以情诗居多了。
子齹首先赋道：“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韩起对此诗十分称道，希望晋郑两国，像诗中的那对恋人一样，长期友好下去。
接着，子产赋出郑国的《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子产借这首《郑风》赞扬韩宣子正直，勇武，乃是杰出的人才。韩宣子因此才谦虚道：“您过奖了，俺韩起当不起呀。”
子大叔第三个开腔赋《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这首《郑风》，是有名的淫荡之调，对此网上曾多次讨论过，将诗翻译过来就是：“你要是爱我思我，就赶紧撩衣过河来。你要是不思念我，难道就没人喜欢老娘了？你这个傻小子啊，且！”扣除淫荡的意味，子大叔是用这首《郑风》，来表示郑晋两国亲密无间的友好关系。韩宣子当然明白子大叔的意思，但是，大家都是“LLM”，一个现成的口头便宜怎能不占呢，于是韩宣子说：“有你达我在，哪能让你辛辛苦苦地去找别人呢！”
接着，子游第四个赋诗，赋的是《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子旗第五个赋诗，赋的是《有女同车》：“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这还是两首情歌。
子柳最后一个开腔，赋《郑风·萚兮》：“风吹枯叶沙沙响，兄弟一起把歌唱，俺给各位来帮腔！”
听了郑国众卿的赋诗，韩宣子很高兴，说：“郑国一定会兴盛了的！几位大臣用国君的名义赏赐俺韩起，所赋的《诗》都不出郑国之外，都是表示友好的。列位都是世代相传的，我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接着，韩宣子奉献马匹给郑国六卿，也赋了一首《我将》：“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飨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子产拜谢，让其他五个卿也都拜谢，说：“您太客气了！您平定动乱，郑国怎敢不拜谢您的大恩大德呢！”
最后举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例子，申包胥哭秦廷。鲁定公四年，楚国被吴国打败，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申包胥如秦乞师，而秦国没有答应。申包胥“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被申包胥的精神所感动，于是，对着申包胥高声唱将起来：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九，关于宴会赋诗（下）
孔子同“诗”关系极为密切，据说，《诗经》就是孔子选编删改而成的。《诗》是孔子教学内容“六艺”中的一个。孔子欢喜说诗，欢喜劝人学诗，对弟子更是耳提面命。话说得多了，个别学生便产生了疑虑，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个故事。
弟子陈亢，想着先生大概会给自己的儿子孔鲤“开小灶”，就去询问师弟：“伯鱼啊，这几天先生有什么单独对你的教诲吗？”孔鲤回答：“没有啊。”陈亢说：“前几天你和先生在院子里单独相见，都跟你说啥悄悄话啦？”孔鲤回答曰：“第一次父亲问我：‘学《诗》了吗？’我回答说：‘还没有。’父亲说：‘不学诗，就不能言谈应对。’我退下来就学《诗》。另一次问我：‘学《礼》了吗？’我说：‘还没有。’父亲说：‘不学礼，就没有立身的根本。’我就退下学习《礼》。就是这么这两件事。”陈亢听了感慨万千，说：“我只问一句话却知道了三件事：知道了《诗》的重要；知道了《礼》的重要；还知道了正人君子从不偏爱自己的孩子，对所有弟子一视同仁。”这个典故，就叫做“趋庭鲤对”，出自《论语·季氏》。
在《阳货》篇里记载，孔子再次教育自己的儿子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没有？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那就像空对着墙壁而站立着一样啊!”
《论语》中，有关“诗”的记载可谓比比皆是。
在《泰伯》篇里，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在《述而》篇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在《子路》篇里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在《为政》篇里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在《阳货》篇里，更有一段直接叙述学诗目的的话，孔子教诲弟子们说：“年青人为什么不认真学习《诗》呢？《诗》的用途非常广泛，它可以触发感情志意，可以观察世界，可以交结人物，还可以抒发怨愤不平的情感。说近了诗可以侍奉父母，远了讲诗可以侍奉国君。最起码的，通过学诗可以增长见识，多认识动植物的名称吧。
原文是：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的用途如此广泛，可是，在社会生活中，又是怎样具体的运用呢？《论语》中有两个例子，通过这两个生动的例子，孔子把诗的具体用法形象地教给了我们。
第一个例子在《学而》篇。子贡向老师请教说：“贫穷却不谄媚，很有骨气；富有却不傲慢，仗势欺人。老师，能做到这一步就很可以了吧？”孔子回答说：“是的，基本可以了，但是还不够，还应该更前进一步。贫穷却开开心心，富有却彬彬有礼。”子贡明白了，说道：“人不能自满，要继续学习，要不断地磨练，《诗经》里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非常高兴，说道：“已经可以同赐（子贡）谈论《诗》了，他居然能够能有所发挥，告诉他如何去，他就知道怎样来了。”
原文是：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所引用的这四个比喻出自《诗经·卫风·淇澳》：
瞻彼淇澳，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原诗共三章，这四个比喻出在第一章，翻译成白话，就是：“淇水河湾，翠竹竿竿。英俊少年，如象牙圆润，如翠玉一般。庄重轩昂，大方威严。如此君子，叫我如何不思念！”
“如切如磋”，是对骨器牙器的加工；“如琢如磨”，是对玉器的琢磨。诗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四个比喻，是用来形容英俊少年的外表的。子贡借用这句“淇澳”，来比喻人要经常学习，加强修养，不断地磨练自己，提高自己。学习提高的过程就如同骨器玉器的仔细加工一样。子贡的比喻非常确切，因此得到老师的夸奖。孔子教导弟子，宴会赋诗，就是这样来赋的。
在《八佾》篇里有另一个更形象的应用“诗”的例子：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在此引用了三句诗，前两句或出自《诗经·卫风·硕人》，这是用来刻画描写卫庄公夫人庄姜美貌的句子。原诗第二章共七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末尾两句同子夏所引的前两句相同。子夏所引用的第三句“素以为绚兮”不知出处，或许这三句是出自另外的一首诗？不知道了。
子夏所引三句诗以及子夏同孔子的问答，历来有多种解释。俺履虎尾也试着解释一下：
“巧笑倩兮”，巧者，小也，俗语“小巧玲珑”里的“巧”，就取的这个意思。“巧笑”，就是小小的一笑，呵呵——微微一笑也。笑这个行为动作，是男女有别的，男子有男子的笑法，女子有女子的笑法。男人开心了要笑，必须哈哈大笑，要爽朗地笑，不羁地笑，咧开嘴巴捧腹大笑。而女子，讲究“笑不露齿”，要轻轻地笑，含蓄地笑，抿着嘴笑，亦即“巧笑”小小的一笑也。反过来不行吗？男人就不能抿嘴小笑，女子就不能开怀大笑吗？呵呵，偶尔为之或许尚可，经常性的总是如此则糟了。男子总是抿嘴微笑，会显得猥琐，太“娘”了。女子呢，呵呵，不说了不言而喻。“巧笑倩兮”是说，轻轻地一笑，无比美好，如同一朵美丽的鲜花。
“美目盼兮”，盼者，分目也，成语“秋波流慧”就是这个意思。原来，用眼睛看人，也是有所区别的。看同性的时候，可以全神贯注，目不旁移，盯死了看，不是有句成语“青目有加”吗！而看异性，特别是女子看异性时则不能如此，女子看异性只能是轻轻地扫上一眼，微微地瞄上一眼，眼光一掠即过，不可片刻停留。女子如果死死地盯住人，喂喂，呵呵，你花痴啊！《西厢记》中有一句台词写得不错，“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王实甫的这句曲子，一直被人赞不绝口，其实，这句“临去秋波那一转”，不过是“美目盼兮”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素以为绚兮”这句，说的是美人的衣裙。“素”，为生丝所织，是最简单最廉价最低档次的丝织品，由于“素”是白颜色的，因此也可以把“素”理解为白色。而“绚”，是鲜艳，美丽的意思。普普通通的一件素衣，更衬托出她的华丽，这就是“素以为绚兮”。履虎尾年轻时学习欣赏老人家诗词，各种解读中有两家讲解处于显学地位，一家是郭家，一家是陈家。诗人元帅在点评“红妆素裹”句子时，引用了一句川中俗语，说是“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这俗语的后半句，难道不是“素以为绚兮”的最好注脚吗？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三句诗所描述的对象，应该是一位画图中的女子。每一句诗中有两个形容词，一共六个形容词。这六个形容词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巧、盼、素”，另一组是“倩、美、绚”。诗的原作者运用对比的手法，用“巧、盼、素”， 烘托出“倩、美、绚”，从而刻画出一位绝世佳人。
对于诗的内容以及写作方法，子夏应该是清楚的，子夏所不知道的是，这样的一首描写美女的诗，在宴会之上赋出，能够用来抒发什么情怀呢？老师给他的回答是：“先要有白色的底子，譬如一幅素帛，然后才能在上面绘画——‘绘事后素’。”子夏仔细捉摸老师的话，绞尽脑汁使劲地想：先有“巧、盼、素”，后有“倩、美、绚”；先有“素”，后有“绘事”……老师暗指的，莫非是“礼乐”与“衣食”的关系？子夏觉得似乎明白了老师的意思，但还不敢十分把握，于是子夏试探着问道：“先生所讲，莫非是先要有了衣食仓廪之类的经济基础，然后才有礼乐一类的上层建筑？就是、就是‘礼后乎’？”孔子一听，知道弟子已经学会运用诗了，非常高兴，于是大大地夸奖了子夏一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