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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安市钱镠研究会 陶初阳 编者按： 一部吴越国史，是由钱镠和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构成的。钱镠和董昌是唐末、五代时的两个临安人，尽管两人结局大不相同，但在动荡的年代都闯出了自己的天地，而且做得那样精彩，都值得我们去仰望。因此钱王文化的精髓，实际上不仅限于“保境安民”和打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人间乐土，它应该包含更多的东西。本期《钱王文化专版》，对钱镠、董昌的成败得失及其原因进行适当分析和点评。
杭州钱王祠
钱镠的成功启示 ——正确对待名利与责任
钱王祠内的钱镠雕像 钱镠作为我们临安古代历史上最伟大、最著名的人物，除了由钱镠曾孙钱俨所著《吴越备史》和清代历史学家吴任臣编纂的《十国春秋》对其主要经历、功过评价等有较为详细记载外，在被列入权威“二十四史”正史中的《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对钱镠着墨并不多，甚至还有被后世钱氏裔孙认为是有意乃至恶意贬低钱镠之语。至于《资治通鉴》，因属编年体史书，较少涉及对人物的品评，所以要从这部书中了解钱镠，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尚存不小难度。 新、旧《五代史》到底有没有矮化钱武肃王，这里姑且不论，但是这两部正史没把钱镠当做特别重要的历史人物大书特书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两部《五代史》都修于北宋时期，都出自持天下一统政治立场的官方历史学家之手。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从来不会超然于政治而存在，所以对于吴越国之类的割据政权不会过分褒扬，这是可以理解的，也不妨认为是那个时代的“党纪国法”，是政治纪律；二是北宋以“重文轻武”著称，而五代十国时期几乎所有政权的创立者都是武人出身，钱镠也不例外。所以，钱镠不为北宋官方修史者所重视，主要还是出自国家政治、文化制度考量，理论上不会涉及修史者的个人好恶。这方面有个例子可以说明：编修《新五代史》的欧阳修去世时，甚至出现“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歔欷”（王安石的评价）的感人场景，意为全国上下的人士，不分阶层、政见，都为先生的去世而难过，可见其在当时的巨大社会影响力。 回到钱镠成功启示的中心话题，一个临安农家出身的平民子弟能坐上两浙十三州的头把交椅，除了众所周知的军事指挥才能，也需要一些独特的气质禀赋，钱镠让功于董昌和勇为下属承担责任的故事，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经验。 在钱镠的早期军事活动中，被后人提得最多的就是“智退黄巢”。唐僖宗广明元年（880），黄巢起义军一支偏师2000人进入临安。董昌派钱镠领兵御敌，钱镠率20人设伏奇袭成功，并提出一项重要的军事思想：“此可一用尔。”意为取胜的办法不可重复，符合《孙子兵法》中所讲的“战胜不复”原则。又赶赴临安“八百里”（地名，今属临安市锦北街道），佯称“临安兵屯驻八百里”，使进入临安的这支起义军部队不敢妄动。对此，《吴越备史·卷二》记载：“王杀获人马而还，归功董氏。”让坐等听汇报的董昌摘了桃子。既然钱镠都谦逊让功，当时统筹江淮地区剿匪的最高领导淮南节度使就顺势奏请封董昌为杭州刺史，钱镠为都知兵马使。 后梁贞明五年（919）七月，钱镠派遣第七子钱元瓘领兵3万进攻吴国常州，两军战于无锡。这是目前能在史书上查阅到的较为少见的由钱镠主动发起的对外军事行动之一。因是陆战，吴国军队借助盛夏干旱草枯的自然条件采用火攻，吴越军步兵遂大败。将领何逢、吴建被杀，士卒被斩首万余级。此战失利对68岁的钱镠震动很大，据《资治通鉴·第二百七十卷·后梁纪五》载：“吴越王（钱镠）见何逢马，悲不自胜，故将士心附之。”钱镠和钱元瓘纵然能战，毕竟也是人，不可能战无不胜。打了败仗还能更加赢得部下的支持，笔者认为，就是因为最高决策者钱镠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从以上这两则案例可以看出，在组织架构中处于什么位置，就决定了看待功劳名利和责任的不同态度。对此不妨简要分析一下： 钱镠组织兵力设奇计击退黄巢的时候，他的具体身份按照《吴越备史》的说法，是“石镜镇衙内都知兵马使”，反正就是受董昌领导的一名县团级军官。成功完成交办给自己的军事任务后，按照当时的官场上的规矩，又逢兵荒马乱的无道之世，若在呈送给上级领导的汇报材料中稍加渲染，那就是大功一件，再说董昌也确实没有直接参与作战，没有理由抢功。所以只要钱镠愿意，凭借此功爬到老上司头上完全有可能，日后的荣华富贵似乎近在眼前。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将功劳让给自己的领导。也许他所秉持的原则就是：“我是来配合、辅佐你工作的，不是来拆你台的。”在功名利禄面前不动心，是很难能可贵的职业精神。 不过话又说回来，古语云“上不与下争利，下不与上争名”，钱镠自动让功是他自己的事情，问题是你董昌不应该随随便便地爽快接受，怎么也得谦让一下。笔者没有查到这方面记载，也就是说，董昌很有可能就是这样心安理得、无功受禄了，由此可见其人的态度品行和政治眼光。什么样的人有可能成大事？肯定不会是喜欢占便宜的人。 公元919年无锡之战时，钱镠已贵为吴越国王，和40年前身先士卒“智退黄巢”已完全不同。钱镠不仅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为钱氏王族领导团队乃至整个国家的行为负责。是你派出的军队出境作战失败，不管是不是直接参与指挥，反正就要担起领导责任。由此可见，一位合格的领导者，首先是能为执行任务的下属承担责任。假如以“功劳是自己的、责任是下面的”为信条，那么这样的组织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能否咬牙挺过难关就有疑问。事实上，钱镠历次亲征和吴越国其他钱氏国王指挥的战事，面对吴国、南唐等强敌依然取得胜多败少的上佳战绩。以奉“保境安民，善事中国”为最高国策的吴越国居然还能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想战而不怯战”，领导人敢于认领责任或许就是制度保障之一。 五代十国虽然是乱世，但因为是新旧价值观、制度体系交替的时代，所以也是人才涌现的黄金时代。能在新、旧《五代史》和《唐书》中留下一页的，不管是所谓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是社会精英，哪个人的成功经验罗列不出十七八条来。都说“知其然需知其所以然”，之前一谈到钱镠，过于关注其打造“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治国成就上，因此对于为什么他会把吴越国打造成为唐宋之间的人间乐土，则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探究。运用心理学、管理学等基本常识分析钱镠创业成功的经验，有助于钱王文化研究在深度上的拓展。
董昌的失败教训 ——管好自己的权力和欲望 在临安的古代历史上，有三位大人物列入“二十四史”，他们分别是新、旧《五代史》中的钱镠和《宋史》中的洪咨夔和滕茂实。历史人物出得多不多，折射的是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底蕴，临安努力建设好钱王文化名城自然名至实归，也有这份底气和本钱。不过，在钱镠同时代的临安人中，有一个人一度曾被唐王朝中央政府封王，地位远在钱镠之上，换做和平时期，很有可能在历史书上留下比钱镠篇幅更长、更精彩的一页，这个人就是董昌。 董昌年长钱镠5岁，约是今临安市太湖源镇一带人。唐僖宗乾符二年（875），董昌在家乡招募乡兵以自保。不久，钱镠投入董昌麾下。几年后，因部将钱镠智退攻入临安的一支黄巢起义军部队有功，董昌被唐朝廷任命为杭州刺史。在群雄逐鹿的乱世，从此他有了一块安身立命之地。这个时候钱镠是什么职位呢？都知兵马使，是董昌手下主管军事、地方治安的官员，比照今天的人武部部长兼公安局局长。但不管怎么说，此时的钱镠受董昌领导是毫无疑问的。 扩张是五代十国的主题。董昌和钱镠以杭州为根据地，当然主要凭借着的是钱镠出色的军事才能，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击败原盘踞浙东的军阀刘汉宏。战后，董昌被封为义胜军节度使、越州观察使，成为钱塘江以东越（绍兴）、明（宁波）、台、温、婺（金华）、衢、处（丽水）7州名义上的主人，地盘相对于之前的杭州有了明显扩大。至此，董昌由一个州的最高领导，成为东南地区势力最大的诸侯之一。 如果把唐王朝比作一家集团企业，那么皇帝就是集团老总，董昌任杭州刺史时，相当于一个部门领导；但官居统辖数州军民政的观察使后，董昌实际上已晋升为分公司负责人。任何人处在这个位置，都会有想大干一番的念头，董昌也是这么做的。据《新唐书·董昌传》记载，赴越州就任后，为政公平。假如这算新官上任的面子工程，那么在辖区废除了自安史之乱后实行100多年、民怨已久的食盐专卖则是亘古未有的大手笔，深得民心。这还不算，董昌看中了唐朝皇帝孤家寡人的困境，加倍上缴税赋、方物给朝廷，由是获得受宠若惊的皇帝格外重视。董昌从越州观察使一路升迁至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乃至最后封爵陇西郡王。说他位极人臣，已不为过。 也许此时的董昌自感有分量了，于是打报告给皇帝，请求封自己为“越王”。但他不知道的是，身处越州可以被封为远隔万里之遥的“陇西”王，却不能轻易受封所在“越”地冠名的王，这实际上是皇帝为防止国家彻底崩盘祭出的最后一招。董昌没搞明白这个道理，于是说：“朝廷负我，吾奉金帛不赀，何惜越王不吾与？吾当自取之！”（《新唐书·董昌传》）意思是：“朝廷有负于我，我进贡的财货数不清，为什么还舍不得把越王给我？你不给，我就自己去取！”尽管身边已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他听不进去。更有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小人乘机鼓动董昌称帝，并纷纷献上来路不明的所谓“祥瑞”和百姓“劝进”表。于是董昌最终于唐昭宗乾宁二年（895）黄袍加身，国号“大越罗平”，年号“天册”。表面上看来，朝廷大概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惩罚，但是在经皇帝授权征讨董昌的钱镠凌厉攻势面前，董昌兵败如山倒，次年便彻底覆亡。 那么，董昌到底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笔者认为，董昌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升迁过快过猛。他从29岁临安聚众起兵到49岁称帝，满打满算20年。在这段时间中，早期主要靠副手钱镠所获战功而沾光，后来则凭借源源不断的进贡受到皇帝赏识受到提拔。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董昌没有做出实打实的工作业绩，只是靠着一些花拳绣腿和运气成分才侥幸上位。这样一来，也许是成功太容易，董昌犯了两个主要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权力边界在哪。早早而且没有花太多努力就受到皇帝和朝廷宠信，会让董昌有一种“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可以”的错觉，从而一而再、再而三地踩踏皇帝的政治红线，为人行事的胆子也越来越大。但他没有借助既有的权力平台，做一些能够服人心的“亮点工作”或“中心工作”，也没有进行一种权力、资源上的深度整合。平心而论，那会儿想取李唐皇室而代之的军阀诸侯不在少数，但是就算是权势熏天、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中的朱温（即后梁王朝的建立者）也不敢有此举动，偏居浙东一隅的董昌为什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呢？唐末董昌第一个跳出来黄袍加身，首先注定了他被其他各路实力派（包括钱镠）“枪打出头鸟”的败亡命运。 第二个错误，是没有节制自己的权力欲望。“官运亨通”不是坏事，而且要想进一步做成事、做大事，工作平台的扩大也是必要的。但是在封建社会，官位只能是由上级给予，而不能是下级主动去索要，一来这样符合官员选拔任用程序，二来也避免了跑官、要官的恶性循环。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皇帝唐昭宗不给董昌封“越王”，而把这个头衔在天复二年（902）给了为挽救唐王朝于既倒而积累赫赫战功的钱镠，不能不说这是一位明白事理的末代君主。 另外，董昌身边人的态度也值得一提。据现有史料记载，当董昌流露出想当皇帝的想法时，身边绝大多人不是冒死进谏，而是趋炎附势地怂恿董昌一错再错，直至其走上不归路。领导也是人，头脑一时发热时，底下人应该做的是降温，而不是一起发烧。在这方面，身边有谏臣罗隐的钱镠就幸运得多。有这样一个人在，虽然说话经常不那么入耳，但至少钱镠就不会犯大的错误。 在追求事业发展的道路上，要可持续而不是中道崩殂，董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教训。对于领导者而言，想问题、做事情不能光看现有地位，还要看自己是否做出足以服众的工作成就，以及现有资源能否得到很好整合利用。钱镠和董昌相比，除了军事才能明显占优，别的能力其实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一定就比董昌强多少，但他善于收敛和克制，这是董昌所没有的品质。也正是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这两个临安人不同的前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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