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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老唱片史话(1903-1948)

 wunianyi 2016-05-17

京胡,又称胡琴,是中国的传统拉弦乐器。18世纪末,随着中国传统戏曲京剧的形成,在拉弦乐器胡琴的基础上改制而成。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京剧的主要伴奏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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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粟庐《三醉》同刘宝全合一面


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相关内容的老唱片也因保留了前辈演员的原始唱腔资料且发行较少越来越被珍视。朱复老师辑录的《离山堂昆曲唱片目录》(按,以下简称《离山堂目录》)对这些音响遗产首次进行了系统整理,其中的唱片年代是由王正来先生标注,如今看来多有值得商榷之处。笔者虽对昆曲外行,但可以根据《目录》里所列的唱片编号结合一些原始资料对这些唱片进行简单的断代并稍加补充,按照首次灌制昆曲唱片的年代先后为次序对各唱片公司进行逐一梳理,并整理出《昆曲老唱片断代年表》附于文后,若有不妥当之处,也希望诸位曲家批评指正。

注:本文仅对1949年之前的昆曲唱片断代,且主要探讨唱片实物及灌录内容,对演唱者的艺术优劣不予评论。

 

    一、Gramophone & Typewriter 公司灌制的昆曲唱片。

弗莱德·盖斯伯格(Fred Gaisberg)为留声机和打字机有限公司(The Gramophone & Typewriter Company Limited,俗称“德商”,其实是一家英国公司)的中国之行可称为中国本土最早的唱片灌音记录。1903年3月,盖斯伯格从日本乘船抵沪,以上海酒店一房间作临时录音室,以每张四美元作酬金,聘本地一些演员灌制唱片,灌制唱片329张(此数字是通过模板号推算所得,但《Music on Record》刊载的盖斯伯格日记记录是325张,若按Gramophone的中文唱片目录统计,实际发行数量可能还要少一些),其中发行的10吋唱片版号从E429到E557,7吋唱片版号从E1503到E1702,这批唱片按照《Music on Record》书中的盖斯伯格日记证实灌制时间从1903年3月18日至3月27日。

《离山堂目录》仅收录了一张此期的昆曲唱片,为妓女王媛媛演唱的《思凡》,10吋单面唱片,片号13407,片芯题有“昆曲”的字样,笔者通过查阅Gramophone的中文唱片发行目录,发现涉及“昆曲”或“文班”字样的唱片还有如下几种:

12565 刘云定:絮阁(“昆曲老生”,7吋唱片)

12582 沈银奎:弹词(“昆曲大面”,7吋唱片)

12587 沈银奎:访普(“文班大面”,7吋唱片)

13316 妓女花翠宝:惨睹(“昆曲”,7吋唱片)

14201 薛瑶卿:絮阁(“昆曲正旦”,7吋唱片)

12800 沈银奎:弹词(“文班大面”,10吋唱片)

12829 林步青:活捉三郎(“昆曲小丑”,,10吋唱片)

13404 妓女花翠宝:八阳(“昆曲”,10吋唱片)

另外,唱片片芯未标“昆曲”或“文班”字样,演唱剧目可能为昆曲的尚有:

12820 姜善珍:问探(10吋唱片)

12842 林步青:下山(10吋唱片)

11323 林步青:下山(7吋唱片)

13411 周凤林:惊变(10吋唱片)

13332 周凤林:惊变(7吋唱片)

13402 周凤林:思凡(10吋唱片)

10281 全班合演:上寿加官(10吋唱片)

这其中的12842、13404、10281、13411四片已被曲友聆听到录音,可以确定内容属于昆曲,其余唱片笔者还未见到实物,仍需进一步探讨。

此期Gramophone的中文唱片署名名家者多为赝品,比如孙菊仙、汪桂芬、汪筱侬等,但对于妓女王媛媛、花翠宝、刘云定、沈银奎等人的唱段应该确属本人所唱,因为这类演员几乎没有被“以假代充”的理由,但薛瑶卿、林步青、周凤林、姜善珍等人在当时也算得是“名伶”,他们的唱片是真是假,笔者暂时无法判断。

 

    二、Columbia 公司灌制的昆曲唱片。

1904年,Columbia公司指派录音师Charles.W.Carson来上海进行灌音工作,自1904年11月录音器材抵沪开始录音,结束时间不晚于1905年3月份,这批唱片的片号范围为15500-15895+,《离山堂目录》收录此系列里的昆曲唱片主要有:

15551 小桂枝:问病偷诗

15552 小桂枝:蝴蝶梦

15705 姑苏名角:训子

15706 无名氏:北饯

15763 无名氏:刀会

15849 周凤林:游园惊梦

15852 金阿庆:问路

15855 邱凤翔、周凤林:折柳阳关

15858 邱凤翔:八阳

15895 夜来香:小宴

这几位灌录者均为当时上海著名的昆曲演员,周凤林曾被誉为“旦角翘楚”,名气之大,不必赘言;小桂枝,姓田,善演昆旦,一说为周凤林弟子,一说为小桂林的弟子(小桂林为周凤林弟子);金阿庆,苏州人,工白面,表演风格以“冷白面”著称;邱凤翔,工小生,其父邱炳泉,艺名小脚蓝,乃晚晴著名白面;夜来香即周凤文,昆剧名小生周钊泉子,后主唱皮黄戏。

Columbia公司的中文唱片起初由上海、香港、天津的乌利文洋行代理发行,所以Columbia唱片又俗称“乌利文唱片”;1909年6月之后,代理权交与上海老晋隆洋行,新发行的唱片片芯标“马蹄铁”牌且称“克纶便唱戏片”(1912年新灌唱片改作“克伦便唱戏片”),并印制了Columbia公司历期中文唱片的目录,这本目录笔者还未见到全本,所以无法判断此期录音中是否还有其他昆曲唱片,比如片号15885为姜善珍演唱的《活捉》,唱片片芯亦标有“昆曲”字样。

 

二、Victor 公司灌制的昆曲唱片。

1905年7月,录音师切尼(George Cheney)在加拿大温哥华起程来上海收音,在谋得利洋行的安排下灌制了大批唱片,录音时间应该一直持续到本年11月份以后。这批录音以两种规格的唱片发行,10吋片的片号范围为7324-8299(或8292?),12吋片的片号范围为9100-9234,因唱片片芯常有“英商谋得利公司”的印戳又俗称“谋得利唱片”,《离山堂目录》收录此系列里的昆曲唱片主要有:

7329 全班合演:大赐福

7619 邱子琴:议剑

7622 浦叔云:访普

7649 邱子琴:伏虎

9183 文武合演:大赐福

9234 董长清:张飞落芦花荡

邱子琴应为邱梓琴,至少《申报》上不多的记录均为“梓琴”,为邱炳泉之子,此期Victor 唱片尚有其《望乡》一面,片号7642。另外,根据此期唱片的发行目录《役挫轮盘目录价情》的记录,7328也是署名“全班合演”的《大赐福》,如片号准确的话也应属昆曲内容,由于笔者未见全目,所以也无法确定此系列是否还有其他昆曲内容的唱片。

应该在1915年下半年,Victor公司又在上海灌制了一批唱片,笔者推断片号范围应为42790-42850和-42992-43062,部分于1916年4月在上海发行。《离山堂目录》将此期唱片分成两部分,今合为一处:

42793 A 全班合演:上寿加官

42793 B 全班合演:天官赐福

42843 A 李春来:挑滑车

42996 A 周凤文:小宴

42996 B 周凤文:佳期

42997 A 周凤文:楼会

42997 B 周凤文:说亲回话

43002 A 周凤文:昭君跑马

43002 B 周凤文:凤凰山

笔者查阅此期Victor唱片的目录,暂未发现其他疑似昆曲内容的唱片。

1929年10月至11月,胜利唱机公司委派叶庸方、徐慕云赴京收音,期间为昆曲名角白云生、陶显庭、庞世奇、郝振基摄收了二十二面唱片,并于1930年2月作为“第四期新片”“露布”预告。根据《顺天时报》的记载,新艳秋此期胜利唱片灌制于1929年10月12日前后,又据李世强先生提供的《全民报》,杜丽云此期唱片灌制于11月9日前后,灌音地点均在东交民巷道胜银行,此期昆片的版号恰在新、杜之间,那么灌音时间也应在1929年10月12日至11月9日之间了。通过查阅天津《益世报》发现,这时段内白云生、陶显庭、庞世奇、郝振基主要在天津法界天祥楼上的新欣舞台演出,唯独11月4日、5日两天未演,笔者推断这正是胜利公司约请四位名角赴京灌音的时间。《离山堂目录》收录此期昆曲唱片较全,不再单列于后,详见附表。

1930年7月初,胜利唱机公司改名为“亚尔西爱胜利公司”,在这之前的5月份,公司已指派徐慕云去北京收灌唱片,灌音时间持续到6月底。由于此期唱片发行时唱片编号是按照唱片发行时间先后排序,在一定程度上为断代增加了困难。但通过笔者的仔细分析,虽然片号错乱且相隔较远,但黄旭东、刘仰乾、诸少国、韩世昌、钱太太以至于尚小云、傅小山等人的昆曲唱段均属于此期灌制。梅兰芳的胜利唱片较为复杂,我已在《梅兰芳老唱片断代的几点商榷》一文及附表中说明,请参阅之。

1937年3月前后,亚尔西爱胜利公司与南京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合作,携灌音器材赴南京灌收了一批教育片、体育片、歌咏片以及音乐片等数十种,其中以昆曲唱片最为名贵。按照1937年8月1日出版的《胜利之声》第一卷第八期之记载,这批昆片有:

42052AB 褚民谊先生:《风云会·访普》(一张)

42053AB 褚民谊先生:《三国志·训子》(一张)

42054AB 徐炎之先生、程禹年先生:《红梨记·亭会、花婆》(一张)

42055AB 徐炎之先生:《琵琶记·辞朝、赏荷》(一张)

42056AB 张善芗女士:《渔家乐·藏舟》(一张)

《离山堂目录》未收录褚民谊的唱段,且之前甚至有曲友怀疑是否真有其唱片传世,直到2012年初本人破解下载了台湾省某图书馆的老唱片音频资料,其《风云会·访普》一张唱片录音才广为流传。

 

三、Odeon 公司灌制的昆曲唱片。

Odeon 公司清末在中国灌了几批唱片,最为著名的当属“利喴”系列(其实利喴洋行仅是一个代理发行洋行,并不是唱片灌录公司),主要有四个片号范围,一是-103003-103195+,版号为XTA系列,当是在上海灌音;一是-104008-104295+,版号为XTI系列,当是在天津灌音;三是-105002-105138+,版号为XTE系列,当是在北京灌音,还有一个发行略晚的105900-105938+系列,也应和前三系列为同期灌制。这批唱片断代的原始资料极少,但基本可以断定灌音时间应不早于1906年,不晚于1907年。由于笔者至今未见此批唱片全目,倒是1924年2月Odeon假借上海中德商店重返中国市场时印刷过涉及“利喴”唱片的《中德商店唱片戏考》,但目录毕竟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这几个系列里究竟有多少昆曲内容也不得而知。

根据《离山堂目录》以及相关唱片实物、录音的佐证,这批Odeon唱片仅见三麻子灌录的三面昆曲内容,分别是:

105136 三麻子:十面埋伏

105137 三麻子:拾面

105138 三麻子:九里山

“利喴”唱片几无赝鼎是公论,现可查到1906年8、9月份三麻子在北京的演出记录,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这几面唱片可能确为其演唱。

1925年,刘宝余、徐小麟经三个月筹资组建中德合办高亭华行股份有限公司,并于9月初请Odeon录音师抵沪后先在上海大东旅社灌音,16日前后便为上海名曲家俞振飞、翁瑞午、项远村、项馨吾、袁萝庵、杨习贤、王慕诘、张某良、徐摹烟、高砚耕灌收唱片二十六面,这些唱片至今仍是爱好者争相收藏的对象。这批高亭唱片版号属于“Tab”系列,先期发行的是钢针唱片,1927年2月又加制成钻针唱片发行了一部分,片芯的版号和片号均冠以“xS ”,由于存世量较少,更是弥足珍贵。

高亭唱片“Teb”系列里也有少量昆曲内容,比如版号TEB 213、片号A24701a为全班合奏《大赐福》,这是1928年4月初在上海灌制的;1934年6月,林树森灌制的高亭唱片发行,其中有《单刀赴会》一面,版号TEB 685,亦属昆曲内容。

 

四、百代公司灌制的昆曲唱片。

虽然Pathe的音译在1910年之前的唱片广告中一直只称作“柏德”,但在唱片实物蚀刻片芯上却一直标注为“百代”。百代公司在中国第一次大批量灌音发生在1907年,《北京唱盘》(实为《百代机器转盘目录》,吴晓铃先生称其为《北京唱盘》)即是首批唱片的发行目录,片号范围为32001-32558。对这批唱片的断代众说纷纭,早的有说1903年的,晚的有说1909年的,均未提出十分可靠的证据。笔者之所以支持“1907年”说,主要证据有如下几种:

一是1909年8月16日发行的环球社《图画日报》第一号刊载《金钢钻针留声机器之特色》广告中称“自有留声机器以来二十五年于兹亦,而用金钢钻针者,系本行于一千九百七年春季为本行声学家法京巴黎柏德君新发明,自经总厂制造以来,风行几遍全球,良以价廉物美为世界所欢迎”,而百代首批唱片绝大部分以“金钢钻针”唱片形式发行,可以推测这批录音年代绝不会太早;

二是承平班报班的资料。光绪三十三年三月(1907年4月13日之后),吴松泉、陈春元等人呈报新出承平班,学生均以“永”字排行,亦有搭班演出者。《北京唱盘》目录里32011即为“承平班”刘佩云的《宇宙锋》,尚有标为“承平班”的32028 曹永聚的《龙虎斗》、32030刘永龙的《天水关》等等,客观说明了唱片的灌录日期应在承平班报班之后也就是1907年4月之后;

三是小十三旦的演出轨迹。根据1907年6月28日《顺天时报》第五版中《答痴侬书》一文之记述:“盖谓小十三旦,来京演剧,越数日,罔为该园生色,讵知初次旅京,谁赏识于风尘外”,百代首批唱片中有“吉祥班”小十三旦的《血手印》《算粮》《池水驿》,而小十三旦在吉祥班搭班的时间应为1907年4月底5月初,所以这几面唱片也应灌制于这之后;

四是1908年7月28日《申报》刊登的《柏德洋行广告》称:“专托京友特请内廷供奉及各省超等名角演唱京调、梆子、昆腔、滩簧、时调、小曲、响器、洋操、嬉笑、答白各色俱全”,很明显“专托京友”灌制的首批“北京唱盘”此时已然开始发行了。若以当时外国唱片公司在华从灌音到发行的时间间隔来推算,至少到1908年初,百代首批唱片便已灌录完毕。

五是1908年3月13日《顺天时报》第六版一则“广和楼特请玉成新戏班亮台”的广告,里面的演员有龚云甫和李鑫甫,两人在百代灌音时搭的班社分别是长春班和庆寿班,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此时百代已经灌音完毕;

如果“1907年”说成立的话,那么老谭的那封署“北京十月廿四日”的公开信的日期就应该为1907年11月29日,可知百代首批灌音时间最大时间区间应为1907年5月初至11月底。

首批百代唱片中,昆曲唱片主要是有承平班“永”字辈学生演唱,分别是:

32053 刘永龙:安天会

32054 刘永龙:安天会二段

32055 刘永年:安天会三段

32056 刘永年:安天会四段

32057 刘永年:封王

32058 陈永高:封王

32059 刘永年:封王二段

32060 陈永高:封相

32061 陈永高:封相

32062 张永喜、王永鸿:回营打围

32063 安如意:回营打围二段

32064 安如意:回营打围三段

32065 吴永桐:财源辐辏

32066 吴永桐:财源辐辏二段

32067 吴永桐:财源辐辏三段

32068 安如意:金山寺头二段

32069 安如意:金山寺三段

32070 陈永高:十面埋伏

32071 陈永高:十面埋伏二段

32072 陈永高:十面埋伏三段

32073 陈永高:十面埋伏四段

32074 刘永龙:安天会五段

按,个别唱片实物因发行时间先后片芯标注存在和唱片目录片号错乱现象,笔者依《百代唱盘》整理。

除此以外尚有“吉祥班”田雨农的四面昆曲唱片,分别是:

32205 田雨农:雅观楼

32206 田雨农:雅观楼二段

32207 田雨农:探庄

32208 田雨农:乾元山

1909年春,百代公司又在天津灌制了一批唱片,时间截止到7月底。在这同时或略晚一些的1910年,又在上海灌制了一批唱片,这两次灌制的唱片号码范围为32561-32849,这其中便有张五宝小姐的《思凡》(32829)和《乔醋》(32830);1913年至1919年之间,百代公司灌制唱片原始记录较少,断代较为困难,笔者只好略过不写,不过要说明的是,三麻子的百代唱片最早可见于1917年3月发行,并不是1912年;而李连仲、王长林的《五人义》也应该在1919年5月发行,绝对不是1920年。

上世纪20年代,百代公司为俞粟庐灌制了十三面昆曲唱片是昆曲界的一件大事,不过绝大多数学者以为是同期所灌,但笔者通过片号排序和相关资料佐证,实为两期录音。第一期五面唱片是和殳九组一同灌录,至少在1920年10月10日之前便已录制完毕且在广告中发行预告了;第二期八面唱片灌制于1921年4月中旬,1921年5月20日《申报》第四张十四版《戏片话(下)》:“上月中旬粟老来沪,百代又请其唱《辞朝》、《赐盒》、《拾画》、《亭会》、《书馆》、《哭像》、《仙圆》、《秋江》等八出,闻须至下半年始能制就云”即可证明之。

百代公司另一次较大规模灌制昆曲唱片是在1935年1月,任光、安娥夫妇受百代公司之托偕同美籍录音师赴京收音,灌音结束后于1月28日下午乘三时零五分之平浦特别快车,离平迳返上海。据任氏夫妇称:“此次来平收灌唱片,承多方好友之帮忙,业告完成,共灌一百零五片,计二百一十面,内包括中小学校学生唱歌、高腔、合合腔、名剧、民歌俗曲、古琴、二胡、琵琶、太平歌词九种,中尤以河北民歌俗曲为最多”,正是由于任氏夫妇的特殊眼光,才促成了此次百代为韩世昌、白云生、侯益隆、侯永奎、马祥麟等人灌录了不少的昆曲唱段,这批昆曲唱片主要以“丽歌”形式发行,但奇怪是与这批唱片版号相连的A2115-A2120,剧目如《铁冠图》《扫地盟誓》《长生殿·闻铃》等多为昆曲剧目,《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版目录》显示为“宜昌剧”且演唱者以英文标注,在北京灌录的唱片出现“宜昌剧”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笔者臆断这些极有可能为同期灌制的昆曲剧目,而且并未发行过。

另外,在上世纪30年代,百代公司也零星灌制过其他昆曲内容的唱片,比如1934年在南京为甘贡三、徐炎之、张善芗灌制的少量唱片;1936年3月以及1937年4月百代公司在北京灌音时分别灌制了郝寿臣、甄洪奎的《荆轲传》以及黄元庆的《夜奔》、富连成社的《仙圆》等等。

 

五、其他唱片公司灌制的昆曲唱片。

上世纪20年代,有报道显示得胜公司灌录过少量昆曲内容的唱片,比如1926年1月灌录了由上海西门文庙路国乐研究社陈道中三弦拉昆曲如《诉魁》、《乔醋》等;1926年3、4月份,得胜唱片公司经理夏德君计划收灌万只君、赵伯英、唐璞丞等人的昆曲唱段,但未见实物及目录资料,或许最终并未灌音。

上海蓓开唱片公司,于1928年春开始组织,首批在上海灌音就为顾传玠、朱传茗两位灌制了十四面昆曲唱片,剧目有《贩马记》《折柳》《阳关》《凤仪亭》《狮吼记》《望乡》和《瑶台》,这些唱片版号较早,灌制时间应不晚于1928年11月,并非1929年。1929年1月末2月初,蓓开华经理田天放与郑子褒赴北京收音,持续到2月下旬结束,录音地点设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这期间才为杨小楼灌制了《林冲夜奔》《安天会》和《挑华车》,荀慧生的《钗头凤》则根据其日记应灌制于1929年2月8日。

上海开明唱片公司于1929年4月开始组建,于同年12月开始着手在上海灌音,录音室设在仁记路四川路东首某大楼里。此期俞振飞、顾传玠、朱传茗的开明唱片均在上海录制,至于灌音始末,罗亮生先生在《戏曲唱片史话》里记述较祥,不再赘言。

上海长城唱片公司于1931年9月开始组建,并于同年12月由叶庸方、梅花馆主等人赴北京收音,此期仅有的两面昆曲唱片为荀慧生演唱的《贩马记·写状》和《春香闹学》根据其日记可知灌制于1932年1月5日晚八时。

虽然1937年6月,在“宝利唱片公司贡献”的“大众盘”广告中便有“国乐唱片”的称谓,但实际上国乐唱片公司在北京西长安街中央广播电台灌片所内着手灌制K字号唱片却起始于1938年7月,首批灌音中便有韩世昌的《扫花》和《庵会》各一面,这仅有的两面唱片于1938年12月随国乐第二期唱片发行。

1947年,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接办原“大中华唱片电器实业公司”重组国营“大中华唱片厂”,又录制了极少量的昆曲唱片,比如1948年7月为张传芳、沈传芷灌了八面唱片,而唐蔚芝的《长生殿》唱片则是于1948年3月随其灌录诗古文辞唱片时灌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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