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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五年，约公元前1065年，因姜太公功勋卓著，周武王封姜太公于齐，建都营丘。据史书记载，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又称吕尚，又号太公望，属羌族的一支，是世代和周仁配婚而加入周部落联盟的异姓姜姓氏族。齐国从姜太公(约公元前1100年)封国，到公元前221年秦灭齐，在历史上经历了800多个春秋。800年间，齐国以其开明的治国之策、独有的地理环境与丰厚的民俗文化，突破了周代礼乐制度的严格规范，在保留了一定的雅乐的基础之上，兼收并蓄了丰富的民间音乐，形成了独特的齐国音乐文化特色。尤其到春秋战国，随着礼乐制度的完全崩溃，齐国宫廷音乐发展得更为繁荣，形成了以俗乐为主、雅俗兼容、气势庞大、奢侈豪华的音乐特色。 谈到齐国宫廷的音乐文化特色，首先看一下周代的礼乐制度。周代在以商为鉴的同时，承袭了商朝礼乐行政的大部分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一整套精细严谨的礼乐制度。周代的礼乐制度相当严格，它把上层社会的人分成许多等级，制定了各级贵族在祭祀、宴享、朝贺等场合所用的礼乐仪式以及相配的各种音乐。如祭天神时行祭天礼，“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周礼.春官.大司乐》)。举行大飨，即天子宴诸侯或诸侯互宴时，“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揖让而生堂，升堂而乐阕，升歌清庙，下管象武，夏龠序兴……客出以雍彻以振羽”(《礼记》仲尼燕居第二十八)。诸侯宴使臣时，可用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等。礼乐制度对各种典礼的步骤进行有严格的规定，与典礼相配的音乐形式也相当严格，它规定不同等级的人享用不同编制的乐队和舞队。乐队编制规定：“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周礼.春官.小胥》)即规定天子的乐队可以排东西南北四面，诸侯可以排三面，卿和大夫排两面，士只能排一面。舞队编制规定“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左传.隐公五年》)即天子的舞队可以排8行，每排8人，共64人，诸侯用36人，大夫用16人。礼乐制度中的这些规定是不可“僭越”的。为了实施礼乐制度，周王朝还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官。从我国先秦墓葬考古发掘的统计材料来看，乐器作为礼的等级象征确有明确的反映，也反映了礼乐制度的确曾在较大范围内得到过实施。 在礼乐制度的基础上，周代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明确的宫廷雅乐体系。雅乐实际上是直接和“礼”联系在一起的祭祀音乐和仪典音乐。周朝的礼有五类：“吉礼讲祭祀，敬事邦国鬼神;凶礼哀忧患，多属丧葬凶荒,宾礼讲会同，多属朝聘过从;军力讲兴师动众，征讨不服;嘉礼为宴饮婚冠，吉庆活动。”乐包括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乡射和军事大典等方面的音乐，是礼仪活动的组成部分，反映了礼的等级观念。雅乐强调的是它的教育意义，雅乐的活动及其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在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关系和礼的等级规范与观念的反映。 周代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特殊地位，其影响至今犹存。尤其是在春秋战国之前，礼乐是全国音乐的主流，是礼乐制度不可僭越的时代。所以，作为一个受周天子厚封的齐国，受到周礼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齐国的宫廷音乐，并没有束缚于礼乐制度。这首先取决于姜太公及其所实行的治国政策。开国君主姜太公是加入周部落联盟的异性姜氏氏族，姜氏氏族原是西方的牧民，受周礼熏陶较浅。封齐建国后，他并没把西周王朝的礼仪照搬到齐国，对所统治的夷人加以认真改造;而是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史记.货殖列传》)齐国土地贫瘠而又碱卤，劳动力不充足。但齐地半岛的地理环境滨海多山，有丰富的鱼、盐、林木和矿藏资源，加之水陆交通便利，因此在生产经济上“……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史记.货殖列传》)太公封齐建国之始就把发展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正如《史记.齐太公》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 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条件以及姜太公采用的一系列灵活的政策,使齐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国家富足而强大，发展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成为当时人们向往的大国。 有了开放的政策和丰厚的物质基础，也使得齐国的民间音乐文化更加蓬勃发展。齐地居住的主要是东夷人，自古有着好乐的传统。虞舜是东夷族最著名的首领，从史上关于大舜的神话传说中可得知，舜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他就是一位音乐家，他不仅会弹琴，还会创作乐曲，相传著名的乐舞《韶》和优美的琴曲《思琴操》《南风歌》都是舜所作。而从《诗经.齐风》中的四言诗和其他史料留传下来的齐国诗歌中可看出，齐国的民歌极为丰富，体现出齐人善歌的习俗。临淄东周墓葬中出土的东周乐舞陶俑、淄博市临淄区两家庄出土的一批栩栩如生的乐舞陶俑及其他一些历史资料又表明，齐国的器乐、歌舞非常繁荣。从虞舜的一系列华夏东部的神话和相关的一些历史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夷人豪放、热情、善歌善舞，对音乐充满热爱。由于齐地夷人受周礼的影响较浅，他们的民间音乐不受节律限制，形式自由、活泼豪放，表演起来无拘无束、跌宕起伏、生动感人，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姜太公实施的“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以及代表齐文化的《管子.正世》中指出的：“圣人者，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于利民而止，故其位齐也。不慕古、不留今，于时变，与俗化”等开明的文化政策，使齐人更多地保留了夷人的风俗，浓厚而丰富的民间音乐风俗和民间音乐得以保存并更加繁荣，正如《战国策.齐一》所载赵人苏秦对齐都地的一段描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齐国音乐艺术普及，人民音乐生活非常繁荣，尤其是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全国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齐国音乐以俗乐引导着当时全国的音乐文化主流，成为全国音乐文化的中心。 齐国开放的政策使齐国经济飞快发展，同时促使着人们文化思想的解放与灵活。这既给齐国音乐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又使齐国的宫廷音乐文化不固步自封、顽固保守，摆脱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兼容性、灵活性。这使那些得以保存和繁荣的民间音乐，甚至外来音乐，很快地侵入到礼乐意识淡薄且思想开放的齐国宫廷。齐国的宫廷音乐不再仅仅是庄严肃穆的雅乐，一些充满生机、生动活泼的俗乐成为齐国君王的推崇(所谓的俗乐，是相对雅乐而言的，是我国古代对民间音乐的一种称呼，又称新乐)。齐宣王就是一位酷爱俗乐的君王，孟子在游学齐国期间去拜访齐宣王，曾请教宣王说：“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这番对话的意思是说：“王曾告诉庄子，您喜欢音乐舞蹈，是吗?”齐宣王毫不避讳地说：“寡人所喜好的并不是先王之乐，只不过是世俗的乐舞罢了。”从齐宣王的直言不讳可以看出齐宣王对俗乐的喜爱程度，并且也说明俗乐在齐国宫廷中已大行其道。齐景公作为继齐桓公之后最有作为的一位君王，他更是沉醉于“左倡右优”的娱乐之中，对俗乐情有独钟。他长夜不眠地听乐人演唱“齐音”，当“歌人虞”遭到拘禁，控为“以新乐淫君时”，景公却满不在乎地说：“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愿意请子。”(《晏子春秋》)《战国策.齐策》中载：“钟鼓竽瑟乐音不绝，和乐、倡优、侏儒之笑不乏。”女乐和倡优是主要活动于王室和豪门贵族间的专业艺人，女乐表演音乐和舞蹈，倡优除表演音乐和舞蹈外，还常以笑话娱人。这些女乐和倡优大都来自民间，也正是他们把民间音乐、民间歌舞带进了宫廷，丰富了宫廷音乐，改变了宫廷音乐。 即使在一些正式的外交场合，齐国官方音乐同样不乏俗乐的运用，发挥着俗乐独特的作用。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应齐景公之约到两国的交界夹谷盟会，孔子担任“相礼”的职务随定公前往。齐景公带着莱乐前往，在接待鲁定公的会场上，演出了一场少数民族的武舞，一群手持矛、戟、剑等兵器的舞者，闻鼓而舞，场面充满着凶气。景公欲以此扬威，孔子看出其用意，便提出撤去这种“裔狄之乐”。然而撤去这种舞蹈，景公又换上了来自民间的倡优侏儒表演的所谓的“宫中之乐”，用这种有些讽刺意味的舞蹈来耍笑鲁国君臣。这种不合乎礼制的行为使孔子非常气愤，拔出宝剑厉声道：“这些蛊惑诸侯的匹夫，应该斩首!”便命令随来的大司马行法，把为首的优人杀了(《史记?孔子世家》)。齐景公没用雅乐来款待鲁定公，而是以民间武舞和倡优侏儒的舞蹈来迎宾，一方面体现出齐国君王对俗乐的喜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齐国官方音乐不拘泥于以和平中正为原则、以庄严肃穆为标准的雅乐，而是突破了礼乐制度的规范，大胆运用俗乐作为自己的政治手段，从此也可看出齐国俗乐应用之广泛。 齐国宫廷有时对传统的雅乐也进行大胆的改编。如齐景公当政之时，正值鲁国礼崩乐坏之世。孔子为了逃避国乱来到齐国，齐景公虽然酷爱俗乐，但出于当时礼仪的需要，为孔子演奏了《韶乐》。孔子听了齐国演奏的《韶乐》，激动地发出了“三月不知肉味”的感慨。岂不知景公为孔子演奏的、令孔子兴奋的“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14入迷到“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是被齐景公加以改编了的。《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载：“(景公)召太师曰：‘为我做君臣相悦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景公是让乐师换了两个调子来演奏的《韶乐》。相传，以礼乐为主的鲁国宫廷也演奏舜制作的“韶乐”，季扎就曾欣赏过鲁国演奏的“韶乐”。而且据《汉乐.礼乐志》载：“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舜之后，《招乐》存焉。”这则材料认为《韶乐》是鲁国乐师陈公子奔齐时带去的。但是，齐国演奏的经过齐景公改编了《韶乐》却赢得了孔子的高度赞扬。这表明齐国的音乐演奏有过于鲁国，而更重要的是反映出带有齐国音乐的特色的“韶乐”更具艺术魅力。 融合了俗乐的齐国宫廷音乐，不仅在表现内容和音乐风格上摆脱了礼乐的束缚，在乐队编制、表演形式、表演场合等方面都突破了礼乐制度的规范，它从单人的表演到几百人的演奏，从器乐到歌舞，其音乐表演形式多样而内容丰富，形成了表演规模宏大、表演内容丰富、表演形式灵活多变的特色。齐宣王是一位酷爱音乐的君王，《韩非子.内储说》记载：“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国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悦得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泯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这个著名的成语故事“滥竽充数”，是说齐宣王非常喜欢听吹竽，而且每次总要让三百名乐工组成的大乐队一起演奏，因而使一个不会吹竽的南国先生也混进了乐队里。而后来的齐湣王则喜欢一个一个地听，吓得南国先生逃走了。从这则成语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齐国宫廷中仅竽这种乐器的演奏既有三百人的大型合奏，又有一人的独奏，这完全突破了礼乐制度的规范。 像齐国宫廷这种同一乐器三百人合奏的庞大的演奏场面，即使在当今，也是很少见的，“滥竽充数”的故事又使我们看出齐国宫廷音乐追求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为此，齐国宫廷供养着大量的乐人，统治者们为了追求豪华的歌舞享受，通常以优越的待遇供养着乐手和倡优们。如齐康公这位春秋时代最后一位君主尤以“万舞”为兴，为此专门供养了不少乐人，给他们吃精美的食物，穿漂亮的衣服(《墨子.非乐》)。孔子在鲁国任大司寇的时候，齐国为扰鲁国政，仅送给鲁国善于歌舞、穿着漂亮的美女就八十名(《史记.孔子世家》)。而景王不听劝阻，花了大量的人力，不惜重金铸造了五射律大钟。齐国统治者不惜人力物力，以满足齐国宫廷音乐的奢侈豪华。 然而作为一个受周天子厚封的齐国，齐国的上层统治阶层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周代礼乐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在一定的场合及礼仪中，齐国宫廷仍然坚持着一定的礼乐规范。如公元前557—532年，晋平公想攻打齐国，便叫范昭去试探齐国。范昭到齐时，齐景公便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他。范昭假装醉酒跳起舞来，并要求乐师给他演奏周王室的音乐。范昭的行为已超越了礼乐的规定，齐国乐师断然拒绝了他僭越礼乐制度的要求，毫不客气地拒绝说：“周王室的乐曲，是天子用的音乐，演奏起来只有天子才能舞。范昭怎么能用这样的乐曲起舞呢?”(《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齐国乐师维护礼乐制度的拒绝使范昭很没趣地走了，齐人借以对“天子之乐”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态度扫了晋国的威风。再如前文所提到的，当孔子为了逃避国乱来到齐国，齐景公虽然酷爱俗乐，但出于当时礼仪的需要，还是为孔子演奏了《韶乐》。这都说明礼乐制度的规范在齐国宫廷仍有一定的实施。即使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礼乐作为必要的礼仪仍应用于齐国官方的音乐之中，发挥着其独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齐国宫廷音乐在保留一定雅乐的基础之上，吸收了丰富的民间音乐，齐国的宫廷音乐有着开放性、多样性、娱乐性、豪华性的特点。齐国宫廷音乐这一特色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齐国统治者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促使齐地的经济和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和壮大。这使齐国的宫廷音乐得以繁荣发展，以至于为追求享乐、奢华、庞大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二、齐国的姜姓统治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周礼的影响和制约，但是齐国的开国君王作为加入周部落的异姓氏族自身受周礼熏陶较浅，加之具有开明的治国思想，他所采取的一系列开放的文化政策，使齐国的宫廷音乐没有被严格的礼乐制度所束缚，大胆地突破了礼乐制度的严格规范，广泛吸收了丰富的民间音乐作为宫中之乐，使宫廷音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使齐国宫廷音乐减少了政治与礼制的色彩，更多地趋向欣赏与享乐。三、齐地夷人善歌善舞，有着浓厚的民间音乐风俗和具有鲜明特色的民间音乐。齐国宽容的治国政策使齐地的民间音乐风俗和民间音乐得以较多地保留下来并更加蓬勃地发展。繁荣昌盛的民间音乐强烈地冲击到了礼乐意识淡薄的宫廷音乐，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盛行于宫廷之中，同时也使民间音乐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四、雅乐往往是伴随着隆重而又繁琐的仪式典礼而完成的，它以和平中正为原则，以庄严肃穆为标准，强调其政治性与教育性。这就决定了雅乐的音乐风格庄重而肃穆，具有冗长、呆板、速度缓慢、曲调简单而缺少变化的音乐特点。而齐地夷人热情豪放、爽直泼辣，聪慧伶俐、富于幻想。他们受周礼的影响较浅，礼教精神淡薄，他们的音乐更注重情感的自由抒发。因此，他们的民间音乐自由活泼、内容丰富，浪漫并充满激情，富于变化而易于感人。正如《隋书.地理志》中说：“其俗好教饰子女，淫哇之音能使骨腾肉飞，倾诡人目。”齐国民间音乐以其独具的艺术魅力得到宫廷的倾迷。 诚然，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一些旧的传统和制度必然会被淘汰。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作为上层建筑的雅乐也必然会灭亡。但是不能不承认齐国奉行的“因其俗，见其礼”等一系列治国方针，加之天时地利人和的独有条件，使齐国从建国之始就成为一个允许不同文化、不同风俗自由存在的、开放的国家，这对齐国音乐文化开放自由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既不强制推行周礼，也不强制革除夷礼，使周礼、夷礼并存。这反映在齐国的宫廷音乐上就是不局限于表演礼乐所规定的雅乐，它摆脱了礼乐制度的束缚，融进了大量的民间俗乐。齐国宫廷音乐形成了以俗乐为主流的多元化的特点，形成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豪华庞大、礼乐与俗乐兼容并蓄的绚丽多彩的音乐特色，从而促成了齐国的音乐文化“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风采。 扫一扫，关注 音乐基础知识课堂 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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