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程度是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大学校长专业化发展是提升大学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切入点、突破口。这不仅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招标项目“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进程中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研究”课题组，选择我国“211工程”的112所大学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向书记、校长、中层干部、教授共发放3881份问卷，回收问卷1285份；网络信息跟踪调查；典型性访谈；与美国教育委员会（ACE,American Council Education）2013年发布的《2012美国大学校长研究报告》进行比较研究（数据采集至2013年12月31日止），从大学校长的专心、专长、专职三个维度，对我国“211”大学校长群体的专业化状况进行了调研，形成此报告，现予发布。 中国“211”大学校长群体基本状况 1.中国“211”大学校长主要由名校出身平均年龄为54岁的男性理工科博士组成。 中国“211”大学校长平均年龄为54.6岁，与美国大学校长61岁相比，年轻了6岁；其中50岁以下的占17.8%，51—60岁的占71.1%，61—65岁的占11.1%。中国“211”大学校长初任校长时的平均年龄为49.6岁，其中40—49岁时初任校长的有64人，占48.9%；50—59岁时初任校长的有68人，占51.9%。美国大学校长平均任职年龄为61岁。美国常青藤大学现任校长平均年龄64.4岁。从性别上来看，中国“211”大学校长95.6%为男性，而美国大学女校长的比例高达26.4%。 62%的中国“211”大学校长拥有理工科博士学位，人文社科出身的校长占37%，其中管理学背景的校长占10.9%，教育学背景的校长占4.3%。美国大学校长中38%获得的最高学位与教育领域相关，与人文学科相关的比例为14%，与社会科学相关的比例为12%，宗教或神学领域所获得学位人数所占比例为7%，法学、医学、商学领域所获得学位人数比例共占15%，在理工科领域获得学位的人数比例为11%。 93.1%的“211”大学校长是中共党员。 2.中国“211”大学校长具有一流的学术素养和社会影响力。 中国“211”大学校长都出身于名校，拥有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中至少有一个出自“211”或海外名校；海外留学获取学位的30.4%。拥有博士学位的比例达89.4%，高于美国大学校长84%的博士学位比例；中国“211”大学校长在学术上具有突出的业绩和成就，90.8%的校长是博士生导师， 47.3%的校长曾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校长在任期间获国家级科技奖平均为1.6项；任校长期间平均学术类论著数为32.5篇（部），100篇（部）以上的校长占9.2%；10篇（部）以上的校长占46.7%。现任中国大学校长两院院士的比例为26%，其中41.2%是在担任校长以后获评院士的。 “211”大学校长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占三分之一，其余大多为省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3.中国“211”大学校长具有高度的体制认同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校长们对于高校领导体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度认同，87.2%的大学校长、91.1%的大学书记都认为所在学校党政关系是和谐的，63.2%的教授和76.7%的中层干部也认为所在学校党政关系是和谐的。91.5%的校长在校长办公会议之前，重大事项的决策会与学校党委书记沟通；97.7%的书记在党委会前就重大事项会主动与校长沟通。 学校中层干部和教授对校长的各项管理素质评价都比较高。83%的中层干部、89.1%的教授认为校长在“使命感与全身心投入”方面比较优秀；75.2%的中层干部、66.3%的教授认为校长“组织战略与愿景管理能力” 比较优秀；74.1%的中层干部、64.6%的教授认为校长“沟通协调能力”比较优秀；70.5%的中层干部、59.1%的教授认为校长“变革的勇气和魄力”比较优秀；77.9%的中层干部、66.2%的教授认为校长“高等教育理念和知识”比较优秀；68.7%的中层干部、57.8%的教授认为校长“人财物资源的配置能力”比较优秀；66.3%的中层干部、56.4%的教授认为校长“激励员工和团队建设能力”比较优秀；65.1%的中层干部、57.8%的教授认为校长“组织结构和体制机制设计能力”比较优秀；62.1%的中层干部、64.9%的教授认为校长“与政府、企业、媒体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能力”比较优秀。 4.中国“211”大学校长具有高远的精神追求与自我期待。 91.7%的校长认为最应该扮演的角色是教育家；工作动力主要来自于精神层面的责任和满足，校长们认为“社会责任”“成就感”“职业荣誉”“挑战性”很重要，而“职务晋升”“学术发展”“薪酬待遇”等物质方面的因素并不重要。大学校长的工作压力也主要来自于自我要求和岗位责任感，54.5%的校长认为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是自我期待。在缓解角色冲突方面，73.9%是靠自我内心的平衡、修养的提高，28.9%的大学校长认为工作非常有成就感，66.7%的大学校长认为比较有成就感。大学校长重视学习。他们业余时间阅读的书籍中教育理论类占65.2%、专业学术类47.8%、时事政治类占45.7%、历史文化类占39.1%。 校长们认为最重要的三项领导工作是战略规划（80.4%）、人才引进与培养（71.7%）、学科专业建设（45.7%）；最主要的困难是内部体制与机制的不适应（54.3%）；投入精力最多的工作是战略规划（63%）、学校内部体制改革（50%）。 5.中国大学校长具有鲜明的治校理念和强烈的改革愿望。 在调研访谈中大多数校长能够提出鲜明的治校理念，如“以人为本，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科学建校、依法治校、人才兴校、文化强校”“依法治校，学术为崇”“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海纳百川，取则行远”等。80.6%的校长认为在办学过程中，自己的办学理念大部分得到体现；管理学校的主要方式是“理念认同”（73.9%）、“目标感召”（45.7%）。 54.3%的校长认为工作中碰到的主要困难是内部体制与机制的不适应。部分大学存在党政关系不和谐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职责边界不清晰（76.1%）、治校理念与工作方法不一致（56.5%）、制度框架的先天性缺陷（45.7%）。工作中的主要障碍来自于学校传统习惯（62.9%）、校内领导体制（57.1%）、办学资源配置方式（28.6%）、上级党政部门（25.7%）、副校长及行政管理团队（22.9%）、社会氛围（20%）。认为目前大学校长最需要提高的素质是变革的勇气和魄力（79.5%）。 中国大学校长专业化发展的困境 大学校长专业化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大学校长是能专心的事业，强调从业者的动机意愿。第二，大学校长是要专长的从业，强调从业者的胜任素养。第三，大学校长是个专门的职业，强调从业者的行为规范。从“专心、专业、专职”三个维度来观照，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如下： 1.专心不够，动机意愿有待增强。 “专心的事业”表现为其动机意愿与行为的专一性，心无旁骛地担任大学校长。54.5%的校长认为担任大学校长这一职务不是他的职业理想，如果自由竞聘，70.6%会继续担任这所学校校长，29.4%则表示不会。不会继续留任的校长中，50岁以下的占20%，51—55岁的占40%，56—60岁的占40%。工学背景的校长中64.7%认为担任校长是他的职业理想，比例最高；哲学、法学、农业背景担任大学校长的职业理想较低。87.2%的校长认为最应该扮演的角色是教育家，但是只有38.3%的校长认为自己实际上扮演最多的角色是教育家。 现任大学校长中，有87%继续从事原学术研究工作，从事原学术研究工作所占精力占1/4以上的有51.3%，其中占一半精力的有8.1%。91.6%的大学校长拥有学术兼职，平均学术兼职6.05项；在任校长期间指导硕士研究生的有75人，占59.5%；在任校长期间平均每人指导硕士研究生13.6人，指导硕士研究生50人以上的5人，其中最多的指导了98人，平均每年指导硕士研究生10人。在任校长期间指导博士研究生的有84人，占66.7%；指导博士研究生20人以上的8人，年均指导博士研究生最多达7人。在任校长期间不带研究生的共31人，占24.6%。 大学校长对在任期间从事学术工作的态度和认识不一致。36.2%校长赞成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不报奖，不申请院士，但有31.9%的校长明确表示不赞成，还有29.8%的校长持有待观察的态度。 大学校长对于目前“大学校长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大学管理之外的事务”的判断：45.7%同意这一判断，其中19.6%同意，并认为应出台职业化制度规范校长行为；26.1%同意，但在现行的体制下，没必要大惊小怪，属正常现象；还有43.5%的校长对这一判断不完全同意，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 59.1%的校长表示不愿放弃原有学术工作，成为职业化的大学校长。校长们认为，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提升学校学术声誉（46.3%）、继续实现学术抱负（37.5%）、离任后可继续从事学术工作（31.7%），增加岗位的权威（27.5%）、对学科和学生负责任（25.6%）、兴趣放弃了可惜（22.5%）；有86.7%的大学校长最希望离任后回到学科从事学术工作。 2.专长不够，胜任素养有待提高。 “专长”主要体现为知识储备、专门的能力素养。“有专长的从业”主要表现为职业背景、管理素养等特征。 中国大学校长的教育背景大部分是理工科。63%的大学校长理工科出身，人文社科出身的校长仅占37%，其中管理学背景的校长占10.9%，教育学背景的校长仅占4.3%。 工学背景的校长业余时间不阅读教育理论类书籍的比例最高，达44.4%；继续从事原学术工作的校长中有41%不订阅教育理论类书籍。 订阅教育类刊物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教育》（88.6%）、《学位与研究生教育》（63.6%）两本，其他教育类核心期刊如《高等教育研究》（15.9%）、《比较教育研究》（13.6%）、《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1.4%）、《教育发展研究》（9.1%）、《教育研究》（6.8%）极少阅读，任校长期间发表教育类论著数量也很少，平均为5.7篇（部），年人均不到1篇，与从事学术业务类论著的数量相比，差距巨大。校长们发表过大学管理研究文章的刊物也主要集中在《中国高等教育》（88.6%）、《中国高教研究》（40.5%）、《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9.7%）三本刊物上；其他核心刊物如《教育研究》（16.2%）、《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6.2%）、《比较教育研究》（5.4%）、《高等教育研究》（2.8%）、《教育发展研究》（2.7%）则很少发表。 大学校长的办学治校的能力素养主要得益于多岗位锻炼（82.6%）、边干边学（52.2%）、个人体悟（50%）、看书学习（37%）、他人的成功经验（23.9%）、前任的言传身教（15.2%），而政府系统的培训获得认可的比例相当低，只有15.2%。“211”大学校长曾经历多个中层管理岗位的锻炼。担任中层干部岗位数平均2.6个，其中最多的曾担任9个中层岗位。由本校的副职提拔和党委书记转任的校长，占48.9%；由他校副职提拔的占22.9%，他校校长转任的占8.4%；政府部门转任的占11.5%；由科研机构负责人转任的占2.3%。 大学校长认为目前最需要提高的素质变革的勇气和魄力（79.5%）、使命感与全身心的投入（56.8%）、组织愿景与战略管理能力（50%）、组织结构和体制机制设计能力（36.4%）、高等教育理念和知识（29.5%）、激励员工和团队建设能力（20.5%）、与政府、企业、媒体、校友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能力（20.5%）、沟通协调能力（20.5%）、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能力（13.6%）。 3.专职不够，职业规范需要完善。 “专门的职业”强调的是大学校长职业的规范性，主要体现为职业权力、遴选、考核、薪酬、任期等制度的规范性。 规范的职业权力是大学校长专业化的基本属性，只有17%的校长认为学校实际拥有的办学自主权比较大，47.8%的校长认为学校实际拥有的自主权一般，34.8%的校长认为学校实际拥有的办学自主权较少；其中最缺乏的自主权是副校长人选的举荐权（56.5%），学位点的自主设置权（54.3%），学科、专业的设置权(47.8%)，学生自主录取权(41.3%)，中层行政干部的任免权(33.3%)，薪酬设计的自主权（31.1%），教师职称评定与聘任权（20%），教学、科研领域的自主财务权（20%），课程体系的自主设置权（17.8%）。 在《高等教育法》赋予大学校长的各项职权中，校长认为在治校过程中最需要强化的职权是拟订发展规划，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64.4%）、推荐副校长人选（53.3%）、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40%）、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40%）。 科学的遴选制度是大学校长专业化的前提。对教育部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直属学校（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校长的态度，59.5%的校长持赞成意见，希望加大力度，尽快推广，但也有31.9%的校长认为有待观察或没有实质作用。78.7%的校长赞成打破大学校长一般由院士出任的惯例。 47.8%的校长认为校长遴选的初始提名应由“学校专门成立的遴选委员会”更具合理性，位列选项第一；26.1%的校长选择遴选的初始提名权应交给“政府专门成立的遴选委员会”。57.1%的校长认为“全球公开竞聘”方式产生校长最好，选择“校内民主直选”的比例为21.9%，只有2.9%的校长选择沿用应由“上级组织命令”的方式产生校长。 有效的考核制度是大学校长专业化的保障。51.1%的校长认为现有考核制度对大学校长工作不太能够起到有效的导向功能。35.6%的校长认为大学校长的考核权应交给学校专门成立的遴选委员会，位列选项第一；28.9%的校长选择校长的考核权应交给“政府专门成立的考核委员会”。 校长们认为对大学校长的考核主要应侧重在以下方面，将大学愿景形成战略规划和目标方向（91.5%），学校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创新（89.4%），学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领域取得的显著成绩（83%）等。 中国大学校长实际年收入平均17.34万元，10万元以下的占23.7%，15万元以下的占47.4%。54.8%的校长表示不满意，希望合理的年薪均值为47.36万元。 现任大学校长平均担任校长时间为4.6年。根据“211”大学部分已退休的校长抽样统计，平均任期为7.5年。 中国大学校长专业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制订中国大学校长专业标准，从制度供给层面着力解决好三个“力”：让校长有负责的动力、有负责的权力和有负责的能力。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既彰显“中国特色”，又紧扣“校长负责”这个突破口，建构“有负责的动力、有负责的权力、有负责的能力”的中国特色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制度与政策体系。 1.让校长有负责的动力。 让大学校长们“全身心”的负责，需要有能使之“既安心又专心”的宏观制度环境。通过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制度设计，重点解决大学校长的职业安全、职业荣誉、职业规范等问题。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培育大学校长职业化市场，从单一的政府选拔职务任命转向大学校长职业的自我设计、自主选择与主动竞争，将大学校长遴选的初始提名权还给大学，建立合理的职业校长的薪酬体系，改革官员式评价考核机制和退休制度，让校长有动力管理好大学。 2.让校长有负责的权力。 从目前看，主要明确两方面的职权。一是必须明确校长的法人代表责任，因而必须研究如何在学校章程中体现其法人代表意识、法人代表责任和法人代表权力，使之制度化；必须明确大学校长的公共责任，如何在政府的监管下，校长不仅有独立的治校意识、治校责任和治校权力，又能使之担当公共财政责任，政府如何提供制度保障。二是进一步理顺党委和校长之间的关系。通过制度化的体系区隔“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明晰“决策机制”与“执行机制”，使校长的职权能够得到充分的落实，党委的权力更好地回归到“领导”的范围。在治理结构中，既要充分发展发挥党委的领导，又要使校长具有足够的“负责的权力”，让校长有权力管理好大学。 3.让校长有负责的能力。 从职业化的制度安排上，强化大学校长的职业素养培训，建立大学校长专业素养的自觉提升与培养的机制，确立中国大学校长的培养目标体系、培训标准体系、培训课程体系、数字化培训平台等，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不断提升校长的能力素质结构和学识修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专业的精神、专业的知识和能力，从而能够更加胜任大学管理的工作，有能力管理好大学。 4.制定大学校长专业标准，实现对大学校长的专业化管理。 目前，除普通高等学校外，其他各学段学校校长的队伍建设与管理均已制定了相应的专业标准进行引领。由于高等教育不仅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是整个国民教育序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制定大学校长专业标准是实现全面、系统对校长群体进行专业化管理的必要补充。对于普通高等学校的校长来说，同样需要“专业标准”这样能够指导自身专业发展的基本准则。大学校长可以围绕标准制定自我专业发展规划，增强专业发展自觉性。 （本调查由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招标项目“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进程中的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研究”课题组提供） 本调查由课题组授权独家全文发布《中国教育报》2016年5月18日4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