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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海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三个阶段 ——陈炯明在海丰（三） 陈治赠 2013年8月18日 海陆丰农民运动是中共历史上光辉一页。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这个角度，对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研究，“能说的”可谓淋漓尽致。笔者斗胆从“不能说”的那一面探究。希望能从探素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找到教训，汲取教益，为海陆丰的明天更加美好添油加醋。
1、陈炯明在广东推行民主政治，为彭湃搭建了叱咤风云的平台。正如当时，囯民党在广东占尽先机，共产党在广东大张旗鼓发展一样。 2、陈炯明从选送彭湃出国留学，到指令海丰县府委任他主长教育，提高了彭湃的身价。为彭湃在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创造了条件。 3、陈炯明在广东支持各行各业成立自治协会，以维护行业劳动者的利益。“工商学都有会，农民哪可无会” ？彭湃创建农会，既符合了陈炯明“要彭湃回海丰”造福桑梓的安排，又解决了“农民哪可无会”的问题。因而得到了陈炯明强有力的支持。 二、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分为三个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宗旨。 第一阶段：以1922年4月中旬，陈炯明约彭湃到香港谈组织农会为起点， 至1924年3月21日，海丰县长王作新再次取缔农会终结。宗旨：为农民减租。 这一阶段的农民运动，是以陈炯明的民治思想，即不以工农运动为政治本 钱，农会是农民的自治组织，不卷入政治，着眼于维护农民的利益为宗旨的民主运动，是海陆丰农民运动鼎盛时期。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就是出自这个阶段。 第二阶段：从1925年3月，彭湃随东征军回海丰开始，至1927年“4.12” 事变结束。宗旨：为政治服务。 这一阶段的农民运动，为孙中山及其“国民政府”进行东征（北伐）服务。农会由农民的自治组织，演变成为隶属于国民党的官方机构。是以国民党的宗旨为宗旨的政治运动。 第三阶段：自1927年“4.12” 事变开始至共和国建立结束。宗旨：向国民党反动派宣战。 这个阶段分为2节。第一节：“4.12” 事变后，彭湃即派彭汉垣迅速回到海丰，与中共海陆丰地委取得联系，策划举行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起义，到1929年8月24日被国民党逮捕为止，为彭湃领导（指导）下的农民运动。第二节：8月30日，彭湃被国民党杀害后，海陆丰农民运动只能称之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彭湃烈士遗志，踏着先烈的足迹奋勇前进。 这一阶段的农民运动以武装斗争为主。是中共领导下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创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支红色武装——工农赤卫队；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第一块红色根据地。这是海陆丰农民运动的辉煌时期。 海陆丰农民运动，创造了中共历史上的“四个第一” ，奠定了彭湃在中共历史上无人能及的卓越地位，海陆丰地方历史留下一道耀眼的光环。 完全可以说，没有陈炯明的全力支持，海陆丰第一阶段的农民运动就无法成功开展。没有第一阶段的坚实基础和“农民大王”的声誉，孙中山凭什么倚重彭湃，一下子授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的高位？没有第一阶段的实践、第二阶段的教训，何来第三阶段的辉煌创举？ 三、彭湃原本主长海丰教育，何以要改行搞农会？有三个原因。 尽快解救贫困农民，讲求实际效果的现实情绪占了上风。彭湃虽然出身于富裕家庭，但他对底层社会始终充满同情。《不朽的丰碑》一书收录彭湃生前的文章、书信、讲话等65篇，几乎每一篇都可以看到他为农民的困苦而流泪，而疾呼革这个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命（中共海丰县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编，主编刘林松、蔡洛，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下称《丰碑》）。彭湃希望他所从事的社会革命应该立竿见影，首先必须保障贫苦大众有眼前的实惠。彭湃烧掉田契就是实证。 探索革命过程中思想的跨跃。彭湃是一个有抱负的革命者。少年时代，就有进行社会革命的雄心壮志。如何实现自已的抱负？有个探素过程。彭湃说：他当海丰教育局长，“是发着梦的想把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数有钱佬的儿女，在县城举行五一劳动节大游行，这算是海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参加的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第一高等小学的学生高举‘赤化’二字的红旗去游街，其实是幼稚到了不得” ！“我和李春涛同志等出了几期《赤心周刊》，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什么把戏”【《丰碑》第114页】。换言之，这是他在革命实践中的反思：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此路不通！ 1922年2月，海丰县府为搞市政建设，布告拆毁旧城墙的计划，遭到县城部份居民特别是城北居民的反对，成立了“护城会” ，推举陈月波为会长。彭湃发表宣言拥护、井带领学生拆城墙，与“护城会”发生矛盾。“护城会”中有人扬言要到教育局殴打彭湃，陈月波担心难以制止，劝彭湃暂避。3月3日，彭湃离开海丰到广州。 按照彭湃百折不挠的个性，他不可能因担心“挨打”而逃避现实。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到广州“寻路” 。 1922年3日12日，彭湃在中共广东组织领导的、由进步青年组成的白话剧社中担任配景。3月14日，出席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谭平山为书记）。对于彭湃来，似乎是看到了希望。3月19日，致电海丰县长翁桂清，请辞海丰教育局长职。4月10日，谭平山主持召开广东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第1次会议，安排彭湃到广东青年团宣传部负责组织演讲队的工作。在彭湃看来，这一安排远离了现实，无法解除农民眼前的痛苦。彭湃没有接受这一任务。1923年9月7日，彭湃就“七. 五农潮” 发生，指责中共和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没有表态一事，写信给施复亮（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称：“我以青年团只可供做宣传的机关，还不可做革命的团体。我们快要组织一个极坚固的团体，而且很是秘密的。□□的共产党我不大明白，恐怕是无当用吧” 【《丰碑》第44页】 。可以反映彭湃一年前的心态。 陈炯明的支持，坚定了彭湃开展农民运动的决心。1922年4月中旬，彭湃接到林晋亭的信，立即依约到香港与陈炯明、马育航见面，商洽回海丰组织农会，开展农民运动。 彭湃母亲周凤在1957年的回忆文章中就清楚证明。她说：彭湃因拆城墙风波赴广州后，曾在香港逗留了“许久时间，陈炯明、马育航知湃的动作，为有特出的青年，是一个继起的海丰人材，思欲网罗而利用之” ，“惟民运一门是湃的兴趣，便从此而接洽。湃以天下事，没有前援，实难发展，得此机会，正符本人用意，故回县组织农会了。当湃在港未回海丰之前，我已得悉了此种消息。只闻受着陈氏之助，而回海丰工作，实不能明了湃的内心底蕴，是为了要用彼方的口头和些少力量，来压制海丰一股恶势力，以便进行自己基层的革命工作”【《丰碑》第672-673页】。 陈炯明是否想罗网利用彭湃，借此控制农会？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史料证明陈炯明有控制农会的试图。彭湃也没有列出陈炯明如何试图控制农会为已所用的言行以及事实。但彭湃“受着陈氏之助，而回海丰” 组织农会，也就是说，彭湃搞农会的后盾就是陈炯明，陈炯明是海陆丰第一阶段农民运动的旗帜，在海陆丰乃至惠潮梅地区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彭湃曾无限感慨说：“拜官主义最甚之潮属人，以为我是海丰人，陈炯明的同乡者，所以派代表来组织此会者共亦有九县”【《丰碑》第60页】。 陈炯明希望通过农会这一农民的自治组织，来维护民权、保障民生，因而支持彭湃。这正是彭湃之所以能在海陆丰、潮汕成功开展农民运动的关键所在。 1922年4月27日，彭湃回海丰，筹备海丰学生“五一”大游行。5月9日，海丰县长翁桂清发表免去彭湃教育局长职和自兼该职令。5月14日，彭湃和李春涛等在“得趣书室”（彭湃之家）创办油印刋物《赤心周刊》，号召中学生出来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进行社会革命。5—6月间，彭湃和留日同学杨嗣震（江西九江人，彭湃留日同学、共产党员、应彭湃邀请担任海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长）等建立海丰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有8人，对外称“学术研究社” 。6月14日，彭湃在《赤心周刋》第六期发表《告农民的话》，号召农民起来进行斗争，并表示愿意拿出家财来支持农民。 这是彭湃试图从教育入手实现社会革命到选择发动农民实现社会革命的转变。从此没有回头，走完一生。 将社会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将农民视作实现社会革命的主力，组建红色武装，发动武装割据，彭湃堪称中共历史上第一人。海陆丰的红色暴动是1927年“4.12事变”发生后的5月就已开始，其他地方的红色暴动，大都是发生在1927年的7月间，更多的是发生在中共“8.7” 之后。 四、海陆丰农民运动第一阶段的兴起、鼎盛与终结。 这一阶段有3次高潮，3次挫折。 彭湃在海丰组织农会一开始就是公开的社会活动，在《不朽的丰碑》一书以及历来的宣传材料中随处可见。阻力是来自社会和家庭的不理解，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下面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 彭湃开始组织农会，“所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丰碑》第26页】。很清楚，彭湃组织农会的目的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社会和家庭一下子很难接受。“县城内的旧派，谣传彭湃发狂了” 。彭湃在家庭中陷于四面楚歌，致数代和睦的大家庭被迫解体（分家），彭湃的母亲周凤，就曾责骂彭湃是“败家儿” 。彭湃脱下白通帽和洋服，换上粗布衣裳，顶着来自社会的误解和数代和睦大家庭因此而解体的压力，不辞劳苦到赤山等近郊农村公开发动农组织农会。自然引起各阶层各方面的各种猜测和不同反应。一时难以为广大农民所理解和接受。因而，彭湃到处宣传组织农会，收效甚微。海陆丰农运开局不利，这是第一次挫折。 正当彭湃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处于最艰难处境的关键时刻。陈炯明公开站出来支持。1922年5月27日，《广东群报》发表了他对记者的谈话：海丰当前的急务，当用全力注重生产方面，而増加生产又不能不先整顿交通，所以公路之建设为不可缓。至于社会方面，则宜采用化私为公的方法，“即于此时宜组织一个建设生产分配事业的社会（会社），此社须将权力义务事业规定清楚，然后向各处募集会员，多一些会员入会，便多一些社会实际活动家。社员资格不必限于籍贯，尤其不必限于男女，但有生产能力即可加入” 。陈炯明特别强调：“此种运动不仅发展于都市，即海陆丰的农村，亦不妨试办。将来规模愈趋愈大，则现时社会一切私人得享之权利，如教育、职业、娱乐、艺术等等，不难充化为社会公共所有”【《陈炯明集》增订本下卷第944页】 陈炯明公开申明支持在海陆丰的农村试办“会社”的明确态度，彭湃在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有了坚固的支撑点。有了这个支撑点，彭湃艰辛的付出，才取得了农民的信任，换来振奋人心的成果。1922年7月29日，赤山约的6位佃耕农民【彭湃于1923年说是7位，1926年称6位，现在的解说词定“6人农会”】，来到彭湃的住宅——“得趣书室” ，成立了海陆丰的第一个农民协会。1922年秋后，彭湃当众烧毁自已分家所得的田契，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佃户谋福利，在县内引起強烈反响。1922年冬第一次制定农会的纲领有17项内容：1、防止田主升租；2、防止勒索；3、防止内部竞争；4、凶年呈请减租；5、调和争端；6、救济疾病；7、救济死亡；8、救济孤老；9、救济罹灾；10防止盗贼；11、禁止烟赌；12、奖励求学；13、改良农业；14、增进农民智识；15、共同生产；16、便利金融；17、抵抗混战【《丰碑》第15页】，得到广泛的认同。掀起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农会组织很快遍布海陆丰，波及惠潮梅，震动全中国。1923年元旦，在海城龙山天后宫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会员人数达2万户，10多万人，占全县总人数的1/4。由于陈炯明的支持，彭湃想组织一个极巩固的“秘密团体”的初衷，才得以变成了公开的、大张旗鼓的农民运动。赤山约第一个“六人农会” ，才能以其星星之火，点燃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燎原之势。 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宗旨是减租。1923年3月间，海丰发生“粪质田” 案，就是田主要加租，农会要减租引起。 所谓“粪质田” ，是指土地贫瘠的低产田。佃户向田主批耕时先交银两为质。田租长期不变。双方约定如没有欠租，田主不能收回耕地，也不能加租。此项田租比较便宜，对佃户有利，耕此田历数百年者有之。 据称：海丰县城内的恶地主朱墨，因要对公平区黄坭乡余坤等6个佃户加租。余坤等6个佃户以所租之地系“粪质田”为由拒绝加租，并将租田退还。朱墨以余坤等佃户交还的租田不足丘（亩）数，“佃灭主业”为由 ，将余坤等人告上法庭（法庭执事为彭湃同学）。朱墨因在当庭无法提供业权证据败诉。田主方面认为，农会实行共产公妻，运动法官，欺负地主，吾辈以钱买地，向政府纳粮，业从主管，天经地义。彭湃煽惑无知农民，希图不轨，若不早为对待，吾业主之损失，抑政府之危险有二，小则粮不能完，国库恐慌，大则他们随便可以作反。于是，城厢各地500余名田主组织粮业维持会与农会对抗。就该案质询法庭：“受农会运动，不顾业主血本” ，申请再审 。法庭再次开庭。粮业维持会派出七八十名代表参加旁听。因朱墨提供了业权和事实依据胜诉，法庭将余坤等6人收监，以便追回田产。彭湃认为“法庭玩视法律，擅自押人，违法已极，以执法者而违法，民众当不认其为执法之官，非诉以武力不可” 。他极力宣杨：这不是佃户个人的事，是“我们农民一阶级的事” 。佃户如失败，10余万农友皆失败，佃户如胜利，就是10余万农友的胜利。生死关头，海丰农会应全力以赴；连夜派出40人下乡通知农民进城。第2天，彭湃带领6000多农民前往法庭请愿示威，“连衙门的栏杆及吊灯都毁烂了” 。法庭不得己，放出余坤等6人【《丰碑》第131-139页19】。冲突发生后，田主一方如丘景云（彭湃老师），政府一方如王作新等【《海丰县志》第709页：1923年3月海丰县长应为吕铁槎。王作新是1923年5月—1924年7月任县长】，电告陈炯明及广东审判厅，称“农会造 反，擅拥衙门，强劫人犯” 。海丰农会与地方当局的关系剑拔弩张。这是海陆丰农运第二次挫折。 海丰粮业维持会，早在1912年陈炯明首次主政广东时就已诞生的民间自治组织。认为法庭裁决不公，要求再审，派员出庭旁听，无疑是正当的举措。农会拒绝承认法律裁决，从而引发了海丰农会与海丰法庭的冲突，所涉及的是法律裁决是否公正的问题，与粮业维持会无关，更谈不上与农会对抗。 陈炯明一生，始终立足于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他所主张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虽本着以维护各行各业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为终极目的。但天平一方始终是向劳苦大众倾斜。解决广州工人大罢工和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他是这样做的。这次海丰农会与田主因加租个案而引起的政民冲突，他也是这样做。“粪质田”案发生后，陈炯明建议海丰县长吕铁槎，组织主佃双方，粮业维持会和农会各派代表实地堪测，佃户归还隐瞒的“粪质田”丘（亩）数，继续承租，田主不得加租而平息。1923年4—5月间，彭湃专程赴香港，向陈炯明报告海陆丰农运的发展情况。陈炯明明确表态：反对田主加租，支持农会减租，“我回去海丰一定要减租，你们可努力进行”同时，捐港币100元（时价折200大洋）给海丰农会作经费【《丰碑》第157页】。再次表明了陈炯明对农会的支持。 陈炯明支持农会的态度，有效地缓解了障碍彭湃开展农运的压力。海丰农会如虎添翼，掀起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第2次高潮。正如彭湃所说：“农会在此，可说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期，所以得以从容的做宣传及训练农民的工作，并发展农会组织”【《丰碑》第138页】。1923年5月，海丰、陆丰、惠阳三县农会会员达20多万人。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 ，彭湃为会长 。7月，形成了第3次高潮：农会组织发展至潮、梅等县，“惠州农民协会”改组为 “广东省农会” ，彭湃为执行委员长 。海陆丰农民运动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陈炯明偏袒农会冲击法庭，无形中助长了彭湃的激进情绪。农会有恃无恐，发展到挑战政权。1923年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发生因减租引发政民冲突的“七五农潮” 。县长王作新发出布告宣布取缔农会，有声有势的海陆丰农民运动跌入低谷。这是海陆丰农运第三次挫折。 “七五农潮” 发生当天下午，彭湃赶赴老隆，8月23日（旧历七月十二日）抵达老隆向陈炯明面陈一切，要求支持。陈炯明当即向海丰当局发出电报，措辞委婉，表示了支持减租的鲜明态度，并提出解决的办法。海丰县长王作新接到陈炯明的电报，即释放了被捕的农民25人（22位是农会职员，3位是殴打承批商的北笏乡农民），其中黄凤麟、杨其珊、洪廷惠三人，因坚持“要求王作新恢复农会后始愿出狱，否则惟有农会头（农会的领袖，指彭湃）命令叫我们出始愿出”的态度不愿出狱。被判处了半年监禁【《丰碑》第56页、60页】。1923年9月初，彭湃回到海丰，“即召集海丰各乡代表会议，到会有80余人，比前更活跃些，还有农民陆续来入会者” 。为解救黄凤麟等三人出狱，彭湃与李劳工经汕头再赴香港，一是找林晋亭，请他催促陈炯明解决释放三名在狱农友。二是募捐，支持在狱农友的生活。在香港一个多月，彭湃等是住在黄毅办事处。黄毅，广东清远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彭湃称：黄毅“系《国华时报》记者，陈炯明的走狗，与湃从前在东京同学” 。“此处是陈炯明机关报办事处，为陈秋霖、陈伯华所时常来住，他们办事在楼上，我们住楼下” 。林晋亭、黄毅几次致电陈炯明，得不到回复。又由于在香港认识的人少以及无人同情，仅在人力车夫（多为海陆丰籍粤军退伍兵）中募集到港币80元。林晋亭、黄毅建议彭湃直接赴老隆请求陈炯明解决。10月中旬左右，彭湃再赴老隆【《丰碑》第169-170页】。 事实上，为了释放在押农民，陈炯明已经给王作新“去了几次电报” ，催促放人，但没有收到王作新复电。直到数日前，王作新才复电称：“已判了半年监禁” 。陈炯明深感为难，他倡导依法治国，并在广东付诸实施，他不可能、也不敢公然藐视法律，将业经司法程序判决的案件推翻。陈炯明仍向彭湃承诺：对于三位在狱农友的释放问题，不日回汕头时才办理【《丰碑》第第171页】 。 1923年11月16日，陈炯明改变了顺道回海丰的计划，彭湃、李劳工随同陈炯明抵达汕头。陈炯明并没有忘记办理释放在狱农民的问题。他告诉彭湃：“这件事现在只有分散绅士的计划，由我先写信叫我的六叔（陈开庭）不要理，同时并写信劝导老绅士动以利害，使他势力分散，就易于进行” 。次日，决定将彭湃留在身边一同到惠州，让彭湃向军需处长支取20元供零用。后又改变主意，决定让彭湃留在汕头开展农运。目的是：1、“联络各县农会声势来援助海丰农民” 。2、“借以筹款救济海丰在狱农友”【《丰碑》第172-179页】。 陈炯明的威望以及支持彭湃的明确态度，为彭湃在潮汕地区开展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彭湃轻而易举的组织了惠潮梅农会。期间，彭湃随时向陈炯明报告运动进展情况，陈炯明又及时发电报给予明确的指示。不仅促使潮汕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也达到了声援海丰、救助在狱农友的预期目的。 彭湃在《海陆丰农民运动》一书中说得非常清楚：“这个时候，因我是海丰人，以素崇拜官僚的潮汕人，当是要看重我。于是乃出发澄海、潮安、潮阳各县联络，其旧式的先成立恵潮梅农会筹备处于汕头，再联合五华的农会，并定期开各县代表大会。计当时加入者有：海丰、陆丰、惠阳、紫金、普宁、惠来、澄海、潮阳、潮安、五华10县。并向潮梅总指挥（指潮梅镇守使洪兆麟）立案。并一面电告陈炯明以发展之状况，并说农民群众已渐觉醒起来。又一方面向各机关捐（募）款，初时甚难着手，后陈炯明自惠州来电，语意说得非常赞同，而实不主张有农会之组织，在不知陈炯明的心内藏甚么东西的人，是绝看不出陈炯明是厌恶农会的。我们就把这封电报登在报上，并派员向各机关捐（募）款，各机关长官以为陈都赞同，乃纷纷捐款，约可得千元（银元）。但交实得五六百元。乃一面寄回海丰去，并一面将当地农民运动如何进步，如何发展之速以电报告陈炯明，陈炯明以为农会由海丰而发展于潮梅，竟有十余县，并且有数十万会员，彭湃此人若不加以注意，将来是足以东江之患的。所以陈炯明时常都有电来惠潮梅农会给湃，意在向我们联络”【《丰碑》第173—174页】 。彭湃所述证明，惠潮梅10县数十万普通的老百姓、各机关的长官、乃至潮梅总指挥，是冲着陈炯明极力支持彭湃的明确态度，才去支持彭湃的。这就清楚说明，粤东（北）十余县，是凭借陈炯明的威名组织农会的。 1923年12月下旬，陈炯明电召彭湃到惠州。彭湃途程海丰歇脚。这是彭湃自“七五农潮”发生后第二次回海丰。手中持有陈炯明给彭湃的电报，头上戴着惠潮梅农会的花环，堂而皇之。王作新、钟景棠对彭湃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彭湃如是说：“我们何以敢回海丰呢？就是陈炯明一共打了十几个电报请我们去惠州共商革命大计” 。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但（没）因海丰农会解散之后而消沉，并且因解散之后而联合10余县的农民（虽不十分可靠，但声势足以夺人）结合了一个惠潮梅农会，已经令人注意不小，并且汕头的报纸时常登农民运动的消息，所以海丰的反对派，觉得我们有了更大的势力” 。“所以我们一到海丰，就宣传这两件事实，就可以自由行动，王作新的通缉等于消灭” 。“王作新闻我们回海丰，竟对人说：彭湃本人我是十二分拜服的、不过他做事过激，我是他的母舅，本来是很好的亲戚” 。“钟景棠在海丰，闻我们回海丰，也派了一个他的亲信人彭某到来我住处” ，约请彭湃面谈，辨明自己支持农会的一贯态度，指责王作新谎报军情，涂乌了自己的招牌，钟景棠致函通知彭湃：“王县长已准释放农民，请速觅商，盖章前来保领为要” 。因此，要求彭湃出面恢复农会的农民络绎不绝，以致彭湃“几有应接不暇之势” 。恢复农会只是时间问题。陈炯明致电彭湃，称不日回梓，要彭湃不必来惠。彭湃将陈炯明“不日回梓”这一“最妙令人痛快异常的消息” ，“乘机天天下乡宣传，乃整理会务，并组织临时办亊处于得趣山房，于是四方八面都活动起来” 【《丰碑》第60、第176-178页】。 1924年1月底间（旧历1923年十二月底）陈炯明“回海丰过春节” 。彭湃专程到梅陇（现梅陇镇）新寮桥（地名，离县城20里），组织五六百人的欢迎队伍，手持小旗排列于路旁。杨其珊致欢迎词：“600余人是各乡代表，欢迎总座回梓，请许立农会” 。 陈炯明当即表态：“工商学都有会，农民哪能无会” ！陈炯明回到海丰，彭湃成了将军府第的常客，恢复农会成了两者的话题。彭湃计划：“各约农会先恢复，等到出（明）年各约农会恢复齐，然后恢复县农会”【《丰碑》第180页】。得到陈炯明的支持。海丰地方当局，绅士，田主，也就是所谓整个“反动阶级” ，几乎没有人持公开的反对态度。海丰农村各地恢复农会的工作紧锣密鼓，一帆风顺。1924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四），捷胜（现捷胜镇）农会率先恢复，彭湃赴捷胜祝贺，回来即到将军府报告陈炯明。并决定3月17日（旧历二月十三）恢复海丰总农会。 1924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七日），陈炯明离开海丰赴河源。面对孙中山第一次东征，海丰农会命运发生逆变。1924年3月17日，海丰总农会恢复，连续3天演戏庆贺。到了3月21日（旧历二月十七日），也就是陈炯明离开海丰刚好1个月，海丰县长王作新又贴出报告，再次宣布取缔农会。复活仅4天的海丰总农会夭折，宣告陈炯明支持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终结。 【“七五农潮”及王作新二次取缔农会真相另文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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