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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云涌间，你可曾发现，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已经默默开始了。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办，今年恰逢120周年。依照常理，今年的奥运会本应受到世人瞩目。无奈的是，巴西跌宕起伏的政治局势抢走了奥运会所有的风头。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是习以为常了。然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演变至今日之势？对何人有何影响？体育比赛与政治、经济、文化是何种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却并非人所共知，也并未有盖棺定论。本期外刊扫描，我们来回溯现代奥林匹克的前世今生，再来谈谈美国女运动员的二三事。 奥运会的前世今生 整理自：'The Global Sport Monopoly: A Synopsis of 20th Century Olymp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2. 作者：Kevin B. Wamsley 提起奥运会，我们会想到盛大炫目的开闭幕式、点燃激情的奥运火炬，还有伴着国歌冉冉升起的国旗。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其他的体育赛事可以在参与度和知名度上与奥运会媲美。但是，这些表面的、仪式化的记忆极易遮蔽对活动本身客观而深刻的认识，譬如有关其组织机构、财务运作和指导理念的真实情况。经过一百年的打磨与完善，奥运会和奥运精神已被广为接受且深入人心。而正是这种思想意识的普及给了其组织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以下简称国际奥委会）——以资本，不仅让它有能力组织一次次大规模的体育赛事，而且能够定义何谓“体育”，何谓“竞争”，影响人们对体育的理解，也改变了人们锻炼和展示身体的方式。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实际是一场“托古改制”。表面上源于对古典时代的美好追忆，实则立足于十九世纪的思想和实践。十九世纪是民族国家逐步成型、大规模军队开始组建、国际交换和竞争刚刚起步的时代。体育在以上各个转变过程中都有参与。在国家层面，体育运动常与军事训练和国家荣誉感相关。德国、丹麦、瑞典等国最初用风格独特的体操运动来训练年轻人，同时加深他们对国家荣誉感的热望和对民族身份的认同。英国很注重男性气概的培养，英国人认为国家是靠强有力的年轻男性来支持的，同时借机推广自己的帝国和殖民政策。在国际层面，体育是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和工业制成品、原材料、科学进步一样，都是政治、经济的附属品。
现代奥林匹克之父——皮埃尔·顾拜旦（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便是受到普法战争法国战败的影响。他希望法国人能重视强身健体，以此促进法国在军事和文化上的强硬形象。顾拜旦游历四方，在英国公立学校体育和游戏教育的启发下，他设计了一套学校体育教育的方案。可惜，法国当局没有接受他的建议。顾拜旦被迫转向其他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他注意到了风靡一时的大型体育比赛。当时，欧洲各国都有各具特色的大型运动会，例如德国的体操比赛（the German Turnfests）、苏格兰高地运动会（the Scottish Highland Games）、以及在马奇文洛奇举办的英国奥运会（the English Olympick Games）等。同时，世界性的博览会又给了他灵感。组织世界性体育比赛的愿望由此而来。1894年，顾拜旦联系了一批富有的、热爱体育的高级人士，开始正式商讨活动筹备。这一过程进行地异常顺利，1896年，在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大获成功。尽管如此，甫一问世的奥运会并没有得到媒体广泛的关注，毕竟当时最受关注的国际活动一直是万国博览会。直到二十世纪初，世界局势愈发紧张时，奥运会作为一项国际活动才收获了真正广泛的关注，虽然其中不乏恶名。 国际友好和广泛参与一直是顾拜旦强调的信条，但当时的体育始终难以脱离它的阶级基础和排外性质。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的只有社会的中上层男子，它实际上是利用所谓专业与非专业的分野掩盖了阶级差异。从这个意义上看，奥运会强化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强调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竞争观念。体育比赛变成了人类自然进化程度的假定的衡量标尺。面对种种不公，女性和工人分别开始组织自己的奥运会。女子奥运会（Women's Olympics）的出现是为了应对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禁止女性参加田径项目。工人奥运会（Workers' Olympics）则试图突破社会阶层限制，放宽参加条件。然而，这些尝试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女子奥运会在国际奥委会决定允许女性参加五项田径比赛后就解散了。工人奥运会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反共产主义情绪而被取消。成功吸收或清除其他类似的体育活动也是国际奥委会能够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 从组织建设上来看，到1912年，国际奥委会的内部构成和地位已逐步明晰，顾拜旦牢牢把控着整个机构的运转。作为掌舵人，他的政治嗅觉十分敏锐，他能够在山雨欲来之时保证比赛依然能够正常举办。他在团队建设上也很成功，他精挑细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到了20世纪20年代，国际奥委会已成为国际体坛的领导力量，公信力有了极大飞跃。国际奥委会还和世界其他体育组织建立了紧密而良好的关系，譬如国际田径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hletics Federation）。至此，顾拜旦的奥运理想已然实现。他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国家上层和普通民众的共同追求。原始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一系列朴素的人文主义价值的融合。但是在现代奥运实践中，被机构化的、妥善管理的体育已经渐渐丧失了最初的内核，成为帮助强化时代所需要的价值观的工具。在这种文化语境下，即便人们仍坚持追求纯粹的体育精神，但实际上，这些追求已经是经过装饰处理的了。普世却单一的体育文化就此形成。 20世纪30至80年代，国际政治大环境对体育运动的影响显而易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国没有接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而奥运会也成为了战后重建的契机，不管是1948年的伦敦，还是1920年的安特卫普。1936年，希特勒更是利用奥运会大肆进行政治宣传，当时的与会国其实都心知肚明，奥运圣火传递也是他的创造。冷战时期，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艾佛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顶住层层压力，坚持奥运会必须如期举办。在大国争霸的国际背景下，体育竞赛变成了对成绩和胜利近乎变态的追求。为获得胜利，运动员们开始借助药物突破生理限制。非力量对抗的技巧类项目难度越来越高，危险越来越大，体育与杂技界限模糊。花样滑冰和体操等需要考验身体灵活性的比赛，参赛人员年龄越来越低。托米·史密斯和约翰·卡罗在1968年墨西哥城的奥运颁奖台上无声地抗议世界范围内黑人公民的普遍贫穷和缺少权利，结果他们反而被遣送回国。
国际奥委会在这一时期对上述问题大多只是象征性的干涉，并无实际处理。此时它正忙着从财务的泥潭中挣扎脱身。直到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电视转播的收益开始抵消部分成本，国际奥委会才得以保全。1980年走马上任的主席萨马兰奇（Juan Antonio Samaranch）在其任期始终致力于拓宽国际奥委会的收入渠道。其中最利润丰厚的调整莫过于顶级赞助权的出现。大约5千万美元的价格可以让麦当劳和可口可乐之类的国际公司获得为期四年的奥运会官方授权。电视转播的收益也是水涨船高。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电视转播的利润高达2亿2千4百万美元。而为了获得1988年卡尔加里奥运会的直播权，美国广播公司更是出价3亿美元竞标。政府、城市和各种利益集团对申报奥运会一直热情不减。因为此举既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政府的预算紧缩，又能吸引世界的目光，引发未来可能的经济发展。获得举办的机会先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据估计，申奥团队的活动预算往往高达2千5百万到5千万美元。从奥运会的申办，到正式举办，再到结束后的余波，这场国际体育比赛的每一个环节都被巨大的金钱流动所裹挟。体育与经济也已无法分割。 如此高额的商业利益很难让组织机构不被腐蚀。日本奥组委为了帮助长野取得1998年举办冬运会的资格，捐款2千万美元资助奥林匹克博物馆。申报1996年奥运会的几个城市包揽了国际奥委会考察、住宿、交通等所有费用。盐湖城在1998年冬奥会申报失利后，修改了竞标方案，把一般的纪念性礼物改成了“重要的私人礼物，包括医疗保健、就业、教育、疯狂购物、奢华住宿、盛情款待和现金”。甚至有2000年悉尼申奥委员会成员被指控依靠和国际奥委会成员发生性关系来换取选票。兴奋剂、收受贿赂、裁判失误、腐败等等种种丑闻，迫使国际奥委会做出了一些内部调整，但是它对国际体坛的控制却丝毫没有松懈。萨马兰奇在任二十余年里，国际奥委会获得了财务上的稳定。仅2001至2005年，先后有十个赞助商累积资助6亿美元之多。 尽管奥运会的规模不断扩大，投入和产出都在成倍增长。然而实质上，它也只是一场有大规模群众依托的精英体育赛事而已。对于运动员和教练而言，奥运会是他们需要不断冲击的事业巅峰。对于奥委会官员而言，奥运会是他们确保了他们在体育界的权威。对于每个参加者而言，这都将是一次独一无二的绝妙体验。但是除此之外呢？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除了情绪上的起起落落，以及遗留下来可供参观的各式建筑外，是否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呢？奥运会是否真的提高了民众的运动热情，提高了国民身体素质；是否真的促进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推动民族文化平等？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奥运会四年一次的轮回时，这些真正重要的问题却很难再引起关注了。
自由的象征或欲望的对象？ 整理自：'Icons of Liberty or Object of Desire? American Women Olympians and the Politics of Consump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03. 作者：Mark Dyreson 近年来，关于体育与民族主义的研究层出不穷。在《爱尔兰的体育与民族主义》一书中，作者克罗宁（Mike Cronin）就把世界杯和奥运会视为“把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植入绝大部分爱尔兰民众心中的最佳载体”。自十九世纪晚期以来，体育这个载体在英美国家也受到广泛认可，尤其是在美国。克罗宁通过他的研究发现，通常所谓的国家身份认同似乎只是针对男性。那么女性在这个故事里又扮演这何种角色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美国社会，女性一直处于社会边缘。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推波助澜下，人们将彼时正在不断膨胀中的美国国家实力与美国男性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明显优势联系到一起，所谓“体育共和国”。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强大的男权政治的体现。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女性运动员才开始参加运动会，开始在“体育共和国”中取得一席之地。很多女运动员因为自己在体育方面取得的成绩而大受鼓舞，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女英雄。1920年奥运会上夺得了三块金牌的布莱布特蕾（Ethelda Bleibtrey）在采访时说，她相信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站在世界体育竞技的舞台上，尽管她们要为此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努力，才能打破男性先天身体力量的优势。1924年，当时美国最出色的女性高尔夫球手科莉特（Glenna Collett）在接受杂志《女性家庭良友》（Woman's Home Companion）采访时称，她认为在20世纪的前25年里，女性获得了两个重大权利，一是选举权，一是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在她看来，对于女性的幸福而言，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
1925年，美国国家妇女选举权协会（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的官方杂志《女性公民》（Woman Citizen）把参与体育活动列为了女性的基本权益之一。这本杂志的另一篇文章甚至把女性能否参加运动看作是新旧时代的重要划分。由女性参与体育活动引起的有关性别、政治、民族主义、美国体育文化的讨论在20世纪20年代一直是热点问题。在第十九次宪法修正案通过后，美国媒体经常把这一问题作为政治事务来进行讨论。与此同时，媒体讨论中还广泛存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论调——关注女性体育活动中的色情元素。正如体育评论员保罗·格里克（Paul Gallico）所言，报纸和杂志刊登女运动员的图片和报道，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性吸引来刺激消费、提高销量，而不是为了赞美她们的运动实力。格里克还补充到，当时游泳和高尔夫是比较常见的女性运动，编辑们选取的照片往往是“一排身着泳装的年轻女孩在泳池边一字排开，或是正在做入水准备，或是身体在半空中划出美丽弧线”。这样的照片“体面、有品位，而且捕捉到了有吸引力的瞬间”，最适合作为体育版的封面，吸引男性读者。 因此，在对女性体育形象的描摹中，女性既是自由的象征，又是欲望的对象。这充分说明了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解放依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社会观念对女性的定位。如格里克一般的杂志编辑，虽然出于性吸引的目的报道女性体育，但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宣传和赞扬的作用。而如《女性公民》一样的杂志，也在尝试利用女性的性别吸引力。它们把女性运动员们健美的身姿称为“女性身体的卓越开发”，强调正是通过体育，女性才可以用于如此“精心打磨的美”。推而广之，如果女性能在政治、社会的更多方面得到解放，她们必将焕发出更多风采，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女性运动员身兼自由的代表和欲望的化身两个看似对立的形象，但正是在这一体两面的相辅相成之中，确保了“新女性”依旧能吸引男性，不会因得到解放前后的女性反差过大而被男性抵制，女性解放得以缓步推进。 如前所述，女性的体育活动引起了比选举权更普遍的关注。体育在一部分女性和一部分男性之间建立起了利益关联。有心者自可利用这一点对争取选举权的团体进行内部分化。历史学家林恩·杜美尼尔（Lynn Dumenil）观察到，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女权运动逐步分裂成上百个碎片，每个小团体都有自己关注的“女性问题”。人们追求的已不再是“一个新女性”，而是“很多新女性”。人们找到了除了选举权以外的诉求方式。有政治观察者评论到，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很多女性已经对政治权利不感兴趣了，很多男性也是这样。与之息息相关的是整个社会文化由传统政治文化转向新兴消费文化。 公众知名度让男女运动员们都成了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就像荧幕上的演员成为了演艺明星一样，运动员们也成为了运动明星，化身为“消费文化中的偶像”。直接目的的差异使得不同的女性群体在政治活动和体育活动这两条路上越走越远。前者前行缓慢，而后者则是飞速向前。游泳名将布莱布特蕾、高尔夫选手科莉特、网球明星海伦·威尔斯（Helen Wills），以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格特鲁德·埃德尔（Gertrude Ederle）的知名度远超过好不容易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兰金（Jeanette Rankin）、诺顿（Mary Theresa Norton）和罗杰斯（Edith Nourse Rodgers）。
相对于国会中寥寥无几的女议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女运动员则数量众多。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第一次有女性加入，虽然她们涉足的项目很少，只有游泳、跳水、高尔夫、网球几项。但美国女性运动员在这些项目上优势明显，鲜有敌手。布莱布特蕾包揽了游泳的三枚金牌，40岁的艾琳·里金（Aileen Riggin）在跳台上的表现也是无人能敌。由于女性选手的完美发挥，美国稳坐奖牌榜第一位。胜利的喜悦对美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尤其是女性的情绪产生了明显影响。里金曾写过一篇题为《为你的国家跳水》的文章，告诉全国的读者，美国的女性运动员为了在奥运会上获胜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以此来证明美国的实力远在世界其他国家之上。这些为国家带来荣誉的女运动员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自由的化身。在形象愈发高大的同时，她们的性吸引力也随之增强。布莱布特蕾的成为“纽约的金发美人鱼”。《匹茨堡新闻》（Pittsburgh Press）的封面就是里金、布莱布特蕾，和另一位女游泳选手的合照，题目为“一群漂亮的美国美人鱼”。她们的故事总是出现在画报上，而不是体育新闻里。她们的照片也不同于男运动员，不是比赛过程中的真实抓拍，而是刻意的摆拍。在照片里，她们衣着清凉、妆容精致、姿势妩媚。自由和欲望的双重意义依然主导着她们的形象。
女性参与体育竞赛已是大势所趋，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女性又多了五个田径项目可以参加。然而新的田径项目却带来了与游泳等原有项目完全不同的评论。社会舆论出现了两个极端。在传统优势项目中，美国女运动员依旧发挥出色，七个游泳项目中获得五块金牌，玛莎·诺雷留斯（Martha Norelius）还打破了世界纪录。在田径项目上，美国选手也优势明显。短跑运动员伊丽莎白·罗宾逊（Elizabeth Robinson）一鸣惊人，被誉为“速度与优雅的结合”。这些美丽且能力出众的女运动员依旧是画报的主角，与以前一样，她们身着青春的装束，向公众展示着她们姣好的面容和健康的身材。但是另一方面，女子田径运动也收到了大量负面评论。美国的媒体报道了许多法国人的意见，他们认为应该阻止女性继续参加田径比赛。在4*100米接力赛进行的过程中，甚至有法国女人站起来高呼：“快停止这个残忍的比赛吧！”因为在终点处，女性参赛者们常常聚在一起喘息，甚至累到啜泣。美国体育评论员瑞斯（Grantland Rice）也认为，批评者们的评价也是有道理的。“高尔夫、网球、游泳、跳水、短跑这些项目比较适合女性，但是她们确实没有做好参加马拉松、足球、拳击和摔跤的准备。”所有项目中争议最大的就是800米赛跑。此项目原本观赏性就不够强，最后观众们看到的只有所有运动员在比赛结束后的精疲力尽。女性运动员们优雅地胜利不复存在，即使赢得了比赛，也显得十分狼狈。国际奥委会、国际田联以及世界各国代表经过协商之后，决定把女子奥运田径项目从5项增加到6项，同时去掉800米赛跑。 对于女子田径项目的讨论影射出了当时存在的对性别差异完全相反的两种观点和处理方式。一种认为女性与男性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女性应该有单独的法律和独立的社会认可机制。此为性别分离主义。另一种认为女性本质上与男性没有不同，两性之间应实现彻底的法律平等和社会平等。两种观念放在体育运动的框架内，即变成前者认为女性运动的设计和评判应彻底独立于男性，而后者认为应该把女性完全吸纳进现行男性体育运动之中。分离主义者主张组织女性参加已有国际赛事，而是专为女性设立比赛。他们还主张，太过关注女性运动，会使女性生活的其他方面失调。女性能民主、自由地参加体育运动有益于身心健康，但如果一味追求像男性一样，或是超越男性，并依此证明女性并非弱势性别，这种行为是十分危险且不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分离主义者明确指出，现存的男性体育模式本身也存在着重大问题。他们认为有节制有目的的体育运动才是有益的活动，把体育当成产业运作，已追求胜利为目标，这本来就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误读。分离主义的支持者主要有莎拉·阿丁顿（Sarah Addington）、达德利·萨金特（Dudley Allen Sargent）、约翰·突尼斯（John R. Tunis）等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观点并不能减缓人们参与奥运竞争的热情，还有不断追逐更高、更快、更远的信念。 四年一次的奥运会除了因为战争原因，从来不曾停下脚步。距我们最近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设置了28个大项，302个小项，其中包括127个女子竞赛小项。竞赛内容不断扩充，但女性运动员的形象却似乎并没有太多变化。体育给予女性自信与自由，但似乎对人们潜意识中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并没有产生足以引起变革的冲击。不管是有意渲染也好，无意暗示也罢，在美国当代文化中，将女性商品化的倾向依然存在。美国女性奥运会运动员身上始终贴着两种标签，她们和娱乐明星一样，既代表新的权力与权利，又象征着欲望的对象。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消费文化依旧在塑造美国的政治和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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