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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2004） 伊丽莎白·霍克维克
河西译
除非在极度无助的处境中，没有人会愿意去死。药物、医院等救死扶伤的医疗设施被用来尽可能地挽救患者的生命，但是不可能，除了向死神投降之外，我们别无他途。苏珊·桑塔格是个例外，她和死神搏斗，向他发起挑战。去年的12月，她去世了，这令那些热爱她的读者，那些将其辉煌的作家生涯视作珍宝的读者们伤心欲绝。几十年前，她就遭受了人生的巨大打击。一种疾病迫使她来到巴黎求医，她学究气地认为，在那儿她能找到一种最有希望的治疗方法。在过去的一年中，她有几个月是在西雅图的医院度过的，因为她的癌症又复发了。治疗失败之后，她回到了她在纽约的家，在那里她忍受了更多的治疗，更多的折磨，终于病重不治。令人感到伤感的是，她的一生就此落幕了。 她出生于纽约，少年时期却在加利福尼亚度过。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她在好莱坞高中上的中学，随后在那个知识分子热衷于激进实验的年代考入芝加哥大学。有人也许会说，身为一名美国颇负盛名的批评家，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她在巴黎的那段时光，因为欧洲的文学景观基本已经成形。西蒙娜·薇依、加缪、萨特、娜塔丽·萨洛特以及其他作家是她在《党派评论》上发表的早期批评文章中的主角。确实，桑塔格没有写过霍桑、梅尔维尔、爱默生和福克纳这些我们时代的英雄。美国对她来说，更让她感兴趣的是电影以及其它艺术，她的论题是布列松、戈达尔和雷乃。有一次，当被问及这一点，她回答说，她的批评的要旨是“当下”。她依靠光彩夺目的充沛精力来实现她的理念。 很多桑塔格的文章得到过恰当的评价，但可惜未被太多的人所重视，比如在《炽烈的女人》中，杰克·史密斯就将其称之为“令人震惊的诗学电影”。而有些人喜欢表现出他们道德上的愤怒。在一篇名为《令人迷醉的法西斯》的短文中，她考察了莱妮·里芬斯塔尔的电影，也是在这些文字中，她激烈地向权威挑战。在《意志的胜利》获得巨大的声誉之后，在拍摄了关于希特勒的行进的士兵的迷人的胶片之后，里芬斯塔尔在二战结束后来到了和平的努巴。努巴人以仪式化的摔跤比赛来表现男性原始的美和力量，但并不杀死或羞辱失败者。桑塔格从努巴人的照片中发现，他们还有另一种野蛮的仪式，为了男性精神使命而战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纳粹思想传到非洲后的产物。里芬斯塔尔的艺术开垦之旅为她一手操控，但却不为人们所知。 《坎普札记》也许是过去十年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文学批评。坎普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表演理念或行为方式，桑塔格将其读解为历史现象，就和拉斐尔前派式的穿着打扮以及各种时尚观念差不多。格林威治村克里斯托弗大街有许多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他们的姿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恰恰相反，它们是旧货店中的货色，是对那些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行为的效仿。 “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是坎普的黄金时代：蒲柏、康格里夫、沃尔浦尔，但不包括斯威夫特……慕尼黑的洛可可教堂和佩尔戈莱西是坎普当之无愧的代表。稍后，则是莫扎特的众多作品……《泰特斯·安德洛米克斯》和《不同寻常的幕间短剧》也可以算是坎普的，或者可以视作坎普来演出。而戴高乐在公众场合的举止行为以及雄辩的演说纯粹就是坎普。”很少有读者能通过那些定义坎普的历史和艺术来理解她的激烈情绪。无论如何，这篇评论就像乘气球在空中旅行，炽热的阳光让我们目眩神迷。“坎普就是一个闲逛的女子，穿着一件由300万根羽毛做成的衣服。”她的警句带有奥斯卡·王尔德的风格，是典型的坎普式趣味。 《疾病的隐喻》是桑塔格最后一本评论集，虽然并不是她的最后一部作品。（注）公众谈虎色变、避之不及的疾病和死亡是对人类受难历史的否决。对于一个动不动就伤感的浪漫主义者来说，肺结核患者消瘦的身体和苍白的面庞具有特殊的诱惑力。年轻女子在她临终之时终于见到了她轻浮的情人，随后咽下最后一口如烟般的空气，一命呜呼了。癌症是另一个问题，她说：它“不可思议地美化了疾病。”“通俗小说对癌症的心理描写常常以古代的权威人士为楷模，他们起源于加伦，他通过观察发现：‘忧郁的女性’比‘乐观的女性’更容易得乳腺癌。” 苏珊·桑塔格的死，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她的友人、读者、特别是她的儿子大卫（他本人也是一位有天分的作家），都是一个损失。最后，没有什么比想到她自己的损失－－无法再在舞蹈晚会、上演歌剧和电影的夜晚碰上许多“意外的奇遇”－－更让我们感到难过的了。有一回在市政厅里，作家们聚在休息室里闲聊，一个年轻人跑到她的跟前，问她：“你因何成名？”她回答说：“靠的是在我的黑发底下白皮肤的疾驰。” 注：她的文集《重点所在》由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2003年，她还出版了一本论摄影的书《论痛苦及其它》。
2005.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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