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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难的疯子,还是伟大的艺术家

 啸海楼 2014-01-05

受难的疯子,还是伟大的艺术家

—— 读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续)

云也退 昨天 11:52

“坎普”一词是苏珊?桑塔格的用语,在《关于坎普的札记》这篇名文中,她用了25条札记来阐述她眼里的坎普是什么。这些描述冗长、复杂,不过确有必要,她有如盲人摸象一般,描写坎普趣味的种种特征,非得耐心读完才能领会点什么。我特别属意这几句话:

坎普趣味主要是欣赏、品味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评判。坎普宽宏大量。它想愉悦人……它所要做的是在某些充满强烈情感色彩的失败中发现成功。

坎普趣味是一种爱,对人性的爱。……坎普趣味认同于它所品味的东西。

坎普是道德的一剂融解剂。它使道德义愤中立化,倡导游戏精神。

正如19世纪的纨绔子在文化方面是贵族的替代者,坎普是现代的纨绔作风。纨绔子受到了优裕的教养;他的姿态要么倨傲要么厌倦。他寻求那些稀有的、未被大众趣味糟蹋的感觉。……他献身于“优雅趣味”。

对里芬斯塔尔的“法西斯主义美学”的代表作《奥林匹亚》,桑塔格说:“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很可能只是坎普的一种变体。”具体而言,人们一面称赞里芬斯塔尔作品之无可争议的美,另一面“又以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对付它,因为它对美的伪善的提倡”。桑塔格写道:这是一种“形式主义欣赏”,支撑它的是“坎普感受力”,而之所以会解放出这种感受力,“全赖很高的严肃性的考虑。”

读到这里,我才有些摸到《在土星的标志下》的主调。对坎普,桑塔格并非持完全赞赏和接受的态度,但是,看她对里芬斯塔尔这位希特勒钦点的艺术家的评析,我不能不联想到1949年以后三十年间中国的那些政治化的艺术作品,它们对一批八十年代起步并发家的“波普”艺术家而言,始终是个取之不竭的富矿:有人模仿安迪?沃霍,将毛的肖像做成装饰画的样子,有人给天安门标准像添上了格栅……而坎普正是反对波普的,它是高贵的,完全看不起波普的那种愤青和玩世不恭的味道。桑塔格下了个断语:

“波普艺术更单调,更枯燥,更严肃,更冷淡,最终是虚无主义的。”

坎普高贵,波普鄙俗,坎普包容而享受,波普挑剔、暴躁,还自以为风趣。这种批评可以接受。作为对比,她说坎普趣味具有“很高的严肃性”,所以,人们才毕恭毕敬,不敢对艺术作品妄加评判。不过,以坎普来品评人物和作品也有风险:一着不慎,就容易变成文过饰非的乡愿。

《走近阿尔托》一文是桑塔格尽情发挥其坎普趣味的一个例证。阿尔托一生都是失败的,从痛苦中来,到失意中去,但以坎普趣味来看,正好可以“失败中发现成功”。桑塔格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极力赞美阿尔托,说他是一位“自我苛责”的英雄,是“继写出《灵光集》和《地狱一季》的兰波之后最伟大的法语散文诗人”,也就是说,马拉美、克洛岱尔、瓦雷里和纪德等人都不在话下了。论“自我苛责”,“在文学史上受到最高数量的痛苦”这一点来说,也许阿尔托确实很厉害;不过我想钻下牛角尖:我们如何统计、比较痛苦的数量呢?是不是说,尖叫的声音越响,作家的受苦就越多,他就越了不起?

为了坎普,为了欣赏自己想欣赏的,桑塔格用了不少夸张的语句。当然,它们不是软文,在豆瓣这种读书谈影的网络平台里,那些带有软文意图的帖子一眼就能看出来,它们的词句里夹带着极不自然的夸张,以及大量的最高级形容词。桑塔格的夸张,体现在她一口咬定阿尔托的痛苦超出所有人,又是兰波之后的“最伟大”,还有这样的论断:

“尽管关于波德莱尔有丰富的生平资料,而对洛特雷阿蒙伯爵的生平,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作为文学作品,《恶之花》和《马尔多罗之歌》均依赖于这样一种作家观,即作者是一个蹂躏其独特主体性的痛苦的自我。”

我真不觉得《马尔多罗之歌》里散文诗一样流动的句子以及超现实主义视角,同《恶之花》里大胆放肆的诗句是可以比较的;我更不觉得,19世纪有那样一种“作家观”,认为作家必须受虐。总有酒色萦绕的波德莱尔痛苦吗?从他的句子里我看不出来,即使是,他,或者当时的读者,就必定认为一个诗人必须如此吗?

坎普趣味制造出了一种“受难现象学”。终其一生,阿尔托都是疯子,他的医生雅克?里维埃尔企图把他的疯癫“相对化”,但失败了,不过这种努力仍旧是可贵的——桑塔格对疯癫下了一个福柯式的定义,说它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特殊的社会里具有特别的意义。“所谓疯狂,指的是不能从一个特定的社会判断中得到思考的东西”——也就是说,疯子其实是和他同时代的人所不能评判的,因为后者处在“特定的社会判断之中。”于是,桑塔格完成了她对阿尔托的终极辩护:不要去随便评价疯子,如果你不能理解他的话。

坎普的感受力,似乎特别适合欣赏疯子。疯癫界屡出天才,不过往往只是在死后才被人认识到,比如梵高、魏尔伦之类。活着的人无法理解他们。但是,桑塔格对他的疯癫的本身也持欣赏态度,而不是只聚焦于疯子的才华,这又是一种夸张。

为了寻找阿尔托作为天才的证据,桑塔格追溯到了他所受的诺斯替教义的影响,如同她写里芬斯塔尔,点出了她出版的《最后的努巴人》摄影集超越历史的价值一样,敏锐令人称道。此外,她还把西贝尔伯格的《希特勒,一部德国电影》这部长达七小时的电影看了五六遍,才写下了一篇细致入微的影评,无论如何,都得对这种热情与投入表示敬意。

只是,亦是在这篇影评里,桑塔格还是落入了我所不爱看到的那种故意夸大。《希特勒》这个片子“很可能是本世纪最具野心的象征主义作品”,它是一部杰作,“仿佛人口零增长时代出生的一个不受欢迎的婴儿一样”。还有,“这部在主人公死后拍摄的影片,出现在电影艺术史无前例(unprecedented)的平庸时代……”电影在19世纪末才问世,“史无前例”一词,看着实在瘆人。

不过桑塔格对她写的那些人是真爱,我还是相信的。她想从阿尔托、西贝尔贝格、卡内蒂等欧洲艺术家中找出些真正的激情。在上篇里,我说到那位把自己的头像移植进一组老照片里,当作作品参展的当代艺术家,那天展会结束后,我们做了一个圆桌讨论,我便问他:“主体性的游移”,对过去的“参与”,真的可以对应于篡改老照片吗?有没有觉得这样做出来的艺术太廉价了?

我还没问完,对面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抬起下巴,脑袋朝后一仰。“就是玩嘛,”那位作者,以及他周围的几位同僚接二连三地说,半是解释,半是呻吟,“我们玩玩而已,做艺术的人都是很可怜的,不要把我们当成什么大师好吗?”

(责任编辑: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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