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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洲 中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的选编,不能是无逻辑的简单拼凑,或是想当然的碎片式文化拼盘,而必须结合国情、教情、文化以及课程功能等多方面因素,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审慎地做出设计与选择。 近年来,中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的变动,成为广受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稍远的争议有“鲁迅的进出”、“金庸武侠的入选”、“周杰伦歌词的入编”,稍近的热论有“民国语文读本热销”、“外国题材选文是否太多”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热议的背后,反映的是社会时代的变化变迁,以及人们对语文学科的不同理解与多样化诉求,其实质是语文教材的内容有限性与功能实现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要想减少争议,增强共识,促进改革,发挥语文科目的本质功能,必须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 科学性与学科性的关系。语文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学科。作为科学,它隶属于人文社会类,是关于汉语语言文字(包括口语和书面语)的产生、发展及其规范使用的探究性活动。作为学科,它与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政治、体育、美术等同列,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科目。因此,中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的选编,首先要兼顾语文的科学性与学科性之间的关系,即它必须是汉语思维与汉语文化的结合,又必须是汉语语言使用与汉语语言品赏的结合。简言之,就是既要利于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又要利于传授并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语文知识,为学生学习其他科目和认识社会奠定基础；既要利于培养学生的母语情感,又要利于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创新精神,为学生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养料。 共性化与个性化的关系。新世纪以来,尤其是伴随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纂出版进入了多元化时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独统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编纂出版的地方版本纷纷涌现。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语文教材的统一性与地方性矛盾问题,也即共性化与个性化的关系问题。如何兼顾语文教材的国家统一标准,又较好地体现地方特色与文化差异,是教材编纂者需要注意把握的关键所在。坚持统一的国家标准,是语文教材体现国家意志和汉语标准的基本前提,而兼顾各地方特色和文化差异,是体现语文教材民族性、区域性的内在要求。因此,语文教材的多元化应是基于国家汉语语言教学标准的多元化,而非简单“因地制宜”的多元化,也即在严格控制相当比例的全国统一化内容的前提下,允许地方根据实际区域差异和文化保存需要,灵活选编部分特色性内容,最终形成一个以符合国家汉语标准的统一内容为主体,以体现各省市文化特色内容为补充的“一主多杂”的格局。 国家化与国际化的关系。正如有研究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母语教学内容都包括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的五个部分,即“一语四文”――“口语、文字、文章、文学和文化”,其本质属性是民族性和国家性,它代表的是民族国家的文化之“根”。因此,世界各国大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母语教学和母语的规范使用。“语文”作为我国母语教学的主要课程,无疑也担负着这样的国家化使命。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交流愈发频繁,从开拓学生视野、引介优秀思想、传播优秀文化、推动世界共识的角度来讲,在语文教材中选编部分国外经典文献无可厚非,但其比例必须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这也是我国语文教材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进行多元化、国际化改革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即要把握好语文教材的国家化和国际化尺度。 历史性与现代性的关系。自1950年“语文”正式成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以来,其发展变迁大致历经了三个主要阶段:一是政治化、苏联化及革命化初建阶段,主要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其主要特征是高度重视语文教材内容的政治性、思想性及政策性,强调体现国家意志,服务革命,同时注重效仿苏联模式。二是工具化、科学化及国际化发展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到21世纪初,此时期语文教材关于政治宣教的内容锐减,文言文、古诗词、自然科学、社会思想等方面的内容明显增多,且强调通过语文教学提升学生的听、说、读、写等基本能力。三是多元化、人性化及现代化完善阶段,主要是21世纪头10年以来至今,尤其是伴随新课改的深化,语文教材的内容选编更趋多元与开放,其时代性、地方性、差异性、国际性、文化性及人性化等现代性元素不断增多。然而,语文教材现代性的快速增长与历史的渐变性和传统的“不变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争议与争论此起彼伏。因此,语文教材的改革在历史性与现代性之间需要保持适度的距离与速度。 总之,由语文科目的基础性、重要性所决定,中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的选编是一项复杂的、科学的系统工程,绝不能是无逻辑的简单拼凑,或是想当然的碎片式文化拼盘,应在认清上述四种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教情、文化以及课程功能等多方面因素,紧密围绕国家新课程语文教学目标,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审慎地做出设计与选择。 (作者系湖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来源： 大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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