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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气渐浓的一天，随团去重渡沟出游，晚上入住农家旅馆。晨起，清爽的空气氤氲，使久居雾霾中的我精神为之一震。早餐，主人早已准备好了，是典型的农家特色，刚烙的油饼，又白又暄腾的馒头，黄且粘的小米粥，桌上还摆着几个盛着鲜亮小菜的碟子。我迫不及待洗漱完毕，入座就餐。同桌的老李一声惊呼：“呀！荠菜，我的最爱！”一旁的老李的儿子撇撇嘴：“就那受罪的命，那东西苦不拉几的有啥好吃。”老李并不理会儿子的不屑，兴致勃勃的吃将起来，还夸张似的吧嗒吧嗒嘴。我的目光扫过眼前的各种自制咸菜，落在一碟绿油油的菜上：“这是啥菜？”一根根，一条条，似乎还有着淡淡的绒毛，偶而点缀着嫩绿的叶片，静静地躺在盘里，不是菠菜，也不是空心菜，但很相似。主人见我愣神，诡秘地一笑：“猜猜，这是啥菜？”我们茫然地摇了摇头。“尝尝！”我小心翼翼地夹起了一根，仔细观察了一下，还是看不出什么，才放进了嘴里。“哟！嫩嫩的，软软的，有着一股甜味，还透出一阵清香，真好吃！”我把探寻的目光投向主人，他神秘兮兮地从厨房里拿出一根绿色的、拖着几片叶片的长长的径，几个嘴快的后生叫起来：“这不是咱北方的北瓜秧吗？这也能吃呀？”“北瓜秧？”我把目光重新投向那一盘闪着翠绿色光泽的菜肴，就像看到多年不曾谋面的儿时伙伴,双目顿时发亮。 这是一种久违的菜品，这是一种久违的味道。记忆的屏幕随即也无声地打开,重现着那一幅幅难以忘怀的画面。 七十年代出生的我，童年是和困苦连在一起的。那时，我家三世同堂，老少九口人，属于农村中典型的人多劳少户，生活艰难程度自不必说。那时侯土地归集体所有，每家饭桌上的菜都是按人口分得的。按人口时，我家是分得最多的；而按工分时，总是分得最少的。我们姐弟四个像一头头永远也吃不饱的小猪，无论怎么分，都不够我们吃，总会有咸盐当菜时，特别是在春季，冬储的白菜已出梗长芯，新鲜的菜还未到季节。于是，聪明的乡邻们把地里已肥茎嫩叶,鲜爽中微带苦涩的野菜，杨树上垂挂着的一根根毛毛虫一样的杨狗子，柳树上鹅黄色的柳絮等所有能吃的东西，用水焯焯，放上盐，再用大蒜拌拌，便成了桌上下饭的菜。 爷爷是侍弄瓜菜的能手，他常用一把很小的锄头把爬得满地的北瓜秧一段一段压在土里，把长在主干旁的枝枝叉叉掐掉，把长在瓜秧前端较嫩的一段折下来，为的是不让它疯长，积蓄力量，这样瓜才能结得又大又多。事实也如此，经爷爷侍弄过的瓜地里，爬满了大大小小的北瓜，像一群玩累了席地而卧的顽童，引来邻居“啧啧”的赞叹声。爷爷把那些折下来的嫩瓜秧拿回家，奶奶便把它摘摘洗净，切成均匀的几段，放上几滴油，翻炒几下，顿时那种绿叶菜特有的清香便飘满屋子，成了我们下饭时不可多得的美味。每每有瓜秧菜出锅，奶奶便用小碗给我盛上一点，我便加入蹲在门口的“吃饭大军”，只瞥见旁边小伙伴在我碗里扫来扫去的目光，我冲着那一幅幅馋相，得意的一笑，还故意炫耀似的把嘴巴咂得“吧吧“响。这种“幸福”点缀着童年那段艰苦的岁月。 春夏的几个月里，只要饭桌上缺少了菜，爷爷总会适时用背篓背回些瓜秧，奶奶总会很仔细的择去其中的杂草，摘掉枯老的叶子，很精心地炒制，虽然只放少许菜油，但看着躺在盘子里，绿装少女般的茎叶，我真的有点馋涎欲滴了。这段艰苦的岁月，时常让我产生一个错觉：凡是土地上长出来的绿色植物都是可以做菜的。 八十年代末期，我来到了小城上师范，伙食由国家供给，所以每天中午都能吃到一份堆着几块猪肉的大锅熬菜，那种幸福啊，溢满我小小的心房。灿烂的青春期，我在对眼前生活的满足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中，渐渐远离了那段记忆，它成了留在心灵深处的一块琥珀。 时光像母亲手中的梭子，织出一匹五彩的锦。随之，我们的菜篮子也日益丰富起来。 寒冬腊月，本是大白菜唱主角的季节。如今，嫩得一掐出水的韭菜，鲜亮的黄瓜，翠绿的豆角在摊位上眨着狡黠的眼睛，闪着诱人的光泽。各种错季蔬菜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竟使人难以选择。 家里的菜吃腻了，换个口味，到餐馆去，也不算奢侈。一次同学聚餐，在一个装饰得极为乡村化，名为“人民公社”的饭店里，在一本制作精致的菜谱上，我看到了许多记忆中的菜品，忽又像回到了童年时代。只是，当我谨慎地说出我记忆中的那道菜时，漂亮的女服务员茫然地冲我摇了摇头。有些东西，不经历，是很难理解其中滋味的，比如，女服务员与瓜秧。而只有经历，才能刻骨铭心，比如，瓜秧菜与我。 而今，爷爷奶奶早已作古，我也移居到了城市。过去离我越来越远，我离过去越来越远，属于我们家的那道特殊的菜品只能留在我的记忆里。只是，有时候，那久违的“瓜秧”却时常无缘无故地地葱茏于我的梦里，让醒后的我愣怔半天，唏嘘不已。 作者简介：邢红霞，女，邯郸县人，大学学历，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邯郸市作家协会会员，邯郸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有数篇文字发表。现供职于邯郸县电教仪器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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