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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于道，据于得，依于仁，游于艺”。中国绘画艺术是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样式之一，对中国画的探究不仅不能脱离中国文化、历史，而且必须在中国文化这一大背景中进行。绘画的内源活力在于其物化形态，对于中国绘画来说，主要是运用中国本土特有笔、墨、纸等来承载文化意义，同时以文化、历史的文脉作为其演化的内驱动力量之源。我们可以从中华文明的角度来看一看中国绘画文脉传承的轨迹。中国绘画始终沿着自己的规律发展着。它既是表现客观形态，也是体现主观的感受，中国绘画始终是把追求天人合一、华滋浑厚、秀润天成作为最高的艺术境界。如何达到主客观的统一？如何在静止的画面上描绘有生命的大自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艺术家很早就提出了“形”与“神”的问题。早在晋代，顾恺之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了“以形写神”的观点，认为形是物质外在的手段，而“神”是表达的目的。这个观点虽然是就人物画提出的，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南北朝时期，谢赫提出了“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写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他把“气韵生动”放在第一位，成为中国绘画的精神要领。谢赫的“六法”论成了绘画的基本原则，也是欣赏的原则，此后历代绘画理论都提出了“神韵”的问题。 而中国绘画的文脉，始终贯穿着追求神韵的境界。开始的认识是指对客观物质的神似，以后逐渐包括主观认识和自我表达。无论神与形的关系如何，中国绘画自古以来未离开形来谈神，有生命的物质才有神韵，有生命的绘画作品才能真正感染人，才会产生美。中华民族的艺术大师们，面对无比丰富的大自然，抓住了它的美的核心，即它的绘画生命力的本质———神韵，通过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创造出丰满而特有的艺术语言、形象。从人物画到山水画，无不贯穿这样一个有生命力的文脉内核。 中国画表现形象，历来都是通过结构的关系，即对象固存的生长规律来进行的。画家的表达生动变幻的形象前，以最大的主动，掌握住形的基本特征和规律，而后摆脱开对象，表现内在的精神，从而达到绘画的最高境界———内美。 从中国古代的壁画和雕塑中（敦煌莫高窟），可以明显看到描绘、塑造人物程式化的结构处理逐渐成熟。我们从敦煌壁画、魏晋雕塑及唐代壁画，已看到各自都有概括而生动的结构程式的脉络，而这种程式是一种符合视觉美的合理表现，如敦煌壁画中表现力士、表现力度夸张的肌肉块，而表现菩萨温柔的女性特征，多用圆线条来表现。对人物造型夸张的手法，是中国传统绘画对形体的一种表现手法。 而隋唐时代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个辉煌灿烂的高峰，给人以宏伟、绚丽、端庄的大唐气派。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大批的大师级的人物和不朽的绘画作品，如阎立本所绘《历代帝王图》、《步辇图》，吴道子所绘《天王送子图》，张宣所绘《捣炼图》，周妨所绘《挥扇仕女图》等等。 随着绘画的发展，画种的相互结合、借鉴、分离出独立的画种。山水画的独立画种在唐、宋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仅在绘画上，在理论上也有许多新的理论。宋代郭熙对山水画提出了“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的理论。“势”是对山水的总体认识，“质”是对山水结构脉络的认识。 山水画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视觉的客观描写。古人提出“畅写山水之神情”，就是要体现自然景观的内在运动、气韵，体现大自然雄浑的气魄及精妙的含蓄。 早在六朝时代，画家宗炳就提出在描绘山川造型上必须“比小喻大”的理论，正确的解决了大自然与视觉之间在画面上的理论视觉问题。到了五代、宋，山水画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并实现了对自然景观在画面中的“三远法”的运用，即“高、深、平”三远。宋代郭熙具体解释为“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而中国绘画中的独特的散点透视，使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极为丰富。散点透视在绘画中综合运用，是以画家的眼睛为中心，在运动中观察物象，将山川、河流、树木与物体的结合组织，这样再不受自然界的限制，由画家对自然界的不同感受，重新来表现，从而达到一种时空的重新组合，使绘画高于自然的境界。 中国绘画的表现是以线为骨架，可以说线是表达物质的最直接、简炼、概括的形式，因此中国画的发展过程，也可以说一个线的发展过程，线的作用从表达客观物象，发展到用线的变化表达主观情感思想，以至具有了独立美学个性。可以说线是中国绘画的形式感的基本架构。 中国古代艺术家很早就领悟到书法中线的美学因素而相互融合，从而大大丰富了绘画中的线的表现力。 谢赫把六法中的骨法用笔排在第二位，就说明古代人于水墨线条的重视。张彦远谓“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与用笔”，可以说是对骨法用笔的精妙解释。用笔表现出来的线条，并不是对象的外轮廓，而是它们的基本结构，故中国画历来讲究用笔。近代大画家黄宾虹先生在古人笔法论的基础上总结出“五笔”说：一曰平，如锥画沙；二曰圆，如折钗股；三曰留，如屋漏痕；四曰重，如高山坠石；五曰变，参差离合、大小斜正、肥瘦短长、俯仰断续、齐而不齐是为内美。 黄先生的“五笔”论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理趣，有一种深厚文化内涵的价值。中国绘画的笔法最终于超越于形象、色彩、布局之上，用笔的无穷魅力成就绘画的独特魅力。 中国绘画的追求表现意境，抒发主观情感，主导着中国绘画艺术的形式发展。用笔、用墨、用色的发展也使中国画的表现形式随之发展。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画对色彩已形成“随类赋彩”的基本理论。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画从内容到色彩都出现变化。 唐代绘画出现形式多样的表现形式。一方面是以佛教壁画和贵族生活为内容的重彩画，另一方面以吴道子为代表的画派将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对后代有极大的影响，他把线发挥到了极致，认为不加色的线可以独立成画，即“白描”。他认为运用线的笔力和变化，将情感倾注于其中，可以使线条更富于生命力。 至宋代时，绘画渐趋成熟，题材范围扩大，表现手法丰富，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画家，如李公麟、梁楷、李唐、李成、范宽等等，人物、山水、花鸟画都得到极大的发展，使画家观察表现物象的视角更加开阔深入，也促进了技法的深入发展。同时兴起的文人画是一股新兴力量，赋予绘画以新的精神和方式。其表现方法，倾向于主观写意，是对笔墨的一大解放，加上宋以后宣纸的广泛应用使笔墨有了充分发挥的条件，笔墨的结合，丰富了线的表现力，使线与色进一步结合融化到笔墨之中。笔墨既包括了线也包括了色，成为中国画艺术语言的文脉，加上书法，篆刻的结合，笔墨不仅表现主客观，并且具有了独特的美学意义。 文人画主张表现主观，表现自我的观点，强调艺术的个性化，这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艺术不断创新，才能有活力。明代董其昌主张“以画为乐，以画为新”的文人画，在绘画上更强调文人的修养，强调笔墨的情趣，他将水墨的变化推为上乘，主张“画家以古人为师，己自上乘，尽此当天地为师”。 石涛一反当时的拟古之风，在立意、构图等表现手法上都有独特的创新。他的笔墨技法千变万化，已经进入“无法为法”的境界，从而使笔墨本身具有了更加独立和抽象的美感。 石涛云：“山水情趣，须是入野看山时见他”，认为对自然景物的观察，不应停留于外貌，更要得乾坤之理和山川之质，通过搜尽奇峰打草稿，进行高度艺术概括，表现出山川形势之质，达到山川景物与作者神遇而迹化的境地。 可以说先辈艺术家的探索，是中国传统画的一条鲜明的文脉轨迹。从中国绘画的发展可以看出，绘画文脉的主流是从比较严谨的注重画法，发展到注重心灵抒发，注重神彩气韵的写意画。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变化表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的迹象。中国绘画几千年的传承发展，始终没有脱离中国民族特色，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注重于表现和抒情的品格，而这种品格正是中国绘画的美学本性，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生命文脉传承的强大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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