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缘相会——韩登安篆书《汉铙歌》一章《上陵》

韩登安先生（1905~1976）是近代杰出的篆刻家。先生原名競，字仲铮，号登安，中年后以号为名。别署有登庵、饮禅、富家山民、耿斋、印农、小章、本翁、无待居士、登叟等。所居曰容膝楼、玉梅花庵、物芸庵、寒研青灯籀古盦。浙江萧山人，世居杭州。先生毕生淡泊名利，以继承与发扬篆刻艺术为己任。其早年获王福庵先生亲炙，印风深受影响。以后上追秦玺汉印，旁及浙派赵之谦、吴让之、徐三庚诸家，融会贯通，自成体貌，以法度谨严，工整典雅，印路广博而著称，尤以细朱文印、多字印、小印最具特色，被誉为印坛一绝。1933年，先生廿七岁时，经王福老推荐，加入西泠印社。抗战后任西泠印社总干事，理董内务。1949年后，为恢复与发展印社活动，尽心竭力，功载社史。

马衡先生（1881~1955）曾论篆书与刻印的关系时说：“刀法为一种技术，今谓之手艺，习之数月，可臻娴熟。研究篆体，学习篆书，则关于学术，古谓小学，今谓之文字学，穷年累月，不能尽其奥藏，其难易岂可同日语哉。”毫无疑问，要精擅篆刻，必先精研篆书。凡开拓篆刻宗派之大家，皆一代名书家，如邓石如、赵之谦、吴让之、吴昌硕、齐白石、赵叔孺、王福庵、来楚生等，无不因为在书法上成就突出，别树一帜，尤其是在篆书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面目，尔后在篆刻上有所突破而出现与众不同的风格。韩登安先生的朱文印之所以享有很高的声誉，并成为篆刻工细一路的代表作家，主要是篆书功力深厚，尤以玉筯、铁线篆为甚，“刚健婀娜，兼而有之，虽受王福老启迪，而体貌愈加瘦挺，转折之处，喜用接笔，是以线条匀整而劲丽，并世难与其匹。”（马国权《近代印人传》）

韩登安篆书《汉铙歌》一章《上陵》成扇共106字，落款为“培余先生方家正篆，甲辰暮春韩登安，时年政六十”，钤朱文“韩”，白文“登安”，另面为其写松，题“苍虬”二篆书，署“登安戏笔”，钤“韩押”长条元押印。此作纸白版新，品相完好。笔者物缘不浅，于数年前所幸获，为百篆楼铭心绝品之一。

此作取法赵之谦（1829~1884），其摹本为赵之谦三十六岁为弟子朱子复（遂生）所书《汉铙歌》“上之回”、“上陵”、“远如期”三章，共书七十一行，（每行三字），末书自识“同治甲子六月，为遂生书，篆法非以此为正宗，惟此种可悟四体书合处，宜默会之。无闷。”钤白文“之谦印信”。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著录于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书法·叁》。1985年12月，曾由巴蜀书社出版，无释文及断句。此册篆书用笔和结构融合了秦代石刻与汉篆，并参以隶书、魏碑笔意，结字略长，中锋用笔，沉实厚重，精气内敛，可见赵之谦书法融铸古今，各体杂揉，终为己用的独特面貌。是为赵氏篆书代表作之一。

《古今乐录》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一曰《硃鹭》，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张》，四曰《上之回》，五曰《拥离》，六曰《战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将进酒》，十曰《君马黄》，十一曰《芳树》，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斑》，十四曰《圣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临高台》，十七曰《远如期》，十八曰《石留》。又有《务成》、《玄云》、《黄爵》、《钓竿》，亦汉曲也。其辞亡。或云：汉铙歌二十一无《钓竿》、《拥离》亦曰《翁离》。”

韩登安于此箑录《上陵》，其文断句为：“上陵何美美，下津风以寒。问客何从来，言从水中央。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沧海之雀赤翅鸿，白雁随。山林乍开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泽何蔚蔚。芝为车，龙为马。览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铜池中，仙人下来饮，延寿千万岁。”韩登安书写时，可能注意力不集中，“醴泉之水”句夺“泉之”二字，也未在落款中说明。此作书于1964年暮春，由于历史原因，是年韩登安离开了自幼即爱，又以大半生为之尽力的西泠印社。宋何承天《上陵者篇》曰：“上陵者相追攀。”但言升高望远、伤时怨叹而已。一向严谨审慎的韩登安，居然会漏写二字，我想应和他当时身处逆境，境况困窘有所关联，从其自述中，可以想见先生在当时的心境是受了何等的创伤……明人项穆论书，说是“出之为言，散也、舒也、意也、如也。”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可以肯定，韩登安书《上陵》其实是其人生积蕴与感受的外化，是他人生和人格在艺术上的一种宣泄与发挥。然而，惟其不经意之作，所以愈觉其率真可爱，特别值得令人赏玩。古往今来不少佳作的产生，其情况往往类此。

韩登安自幼从父亲及塾师研习篆籀，数十年间，用功甚勤，取法颇广，大篆、玉筯、摹印篆等各体皆备，无一不精。从他篆刻上的渊源来看，邓完白、吴让翁、赵之谦、徐三庚等的篆书亦为其所宗法，用心精深。除《上陵》宗法赵之谦外，如1960年代书写的《朱晦翁四时读书乐》册，用邓（石如）吴（让之）的笔法，并汲取王福庵篆书的一些独特构造方法，强调疏密对比，结构紧凑多变，生机盎然，韵味十足，自成一家。韩登安在篆刻上取得如此高超的成就，是建立在同样高超的篆书造诣的基础上的，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西泠余正先生在《矫健清丽，浙派典型》一文中指出：“在几次印学研讨会上，许多学者朋友都分别提到，现在印学界对湖北唐醉石、上海来楚生、浙江韩登安三家在印学史上的地位评价欠当，他们在篆刻艺术的杰出成就，远远未被充分肯定和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曾有识者断言，五十、一百年后回顾这一时期篆刻艺术创作的代表人物，他们应该是在十名之内。”所评极有见地且公允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