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伦·霍妮：那些对爱患有神经质的人

编

据我的理解，“神经质”这一术语在「爱情」这种关系中不是指情景神经症，而是指性格神经症，它始于童年早期，而且整个个性多多少少被包围其中。

在谈论对爱的神经质需求时，我是指以意识的不同形式和程度在当今几乎每个神经症中所发现的现象，这些神经症表现出更多的被爱、被尊重、被认识、被帮助、被劝告、被支持的神经质需求，以及对这些需求的挫折增强的敏感性。

正常的与神经质的爱的需求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把一个特定文化中通常的东西称为正常。我们都想被爱，且喜欢被爱，它丰富我们的生活，给我们以幸福感。

在那个程度上的爱的需求——或更确切地说是被爱的需求——不是神经质现象。在神经质中，爱的需求被增强了。

如果一个服务员或报纸小贩对他不像往常那么友好，他的情绪就会被破坏，在晚会上大家都不友好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我不必提供更多的例子，因为这些现象人们都知道。正常的和神经质的爱的需求的差异也许可以系统地陈述如下：

对一个健康人来说，被他所尊敬和依靠的人所爱、礼待和尊重是很重要的，而爱的神经质需求是强迫性的、不加选择的。

这些反映在精神分析中能够被观察得最清楚，因为在病人和心理治疗师关系中有一个特性使它区别于其他人和人的关系。在分析中医生相对缺乏情感介入，病人自由联想，这使人们观察这些反应比在日常生活中观察更加容易。

无论神经症怎么不同，我们都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观察到，接受精神分析的人是多么愿意为获得心理治疗师的接受而奉献，对可能引起心理治疗师不愉快的任何事是多么敏感。

在对爱的神经质需求的所有表现中，我想强调我们文化中非常普遍的一种，这就是对爱的过分重视，尤其指这样一类神经质女人，只要没有人献身于她们、爱她们或以某种方式照顾她们的话，她们就感到不高兴、不安全、沮丧。

我还指那些结婚的愿望具有强迫性质的女人，即使她们自己绝对不能恋爱，与男人的关系极其糟糕，但是，她们只盯住生活中的一点不放——结婚，就像被施过催眠术一样。这样的女人是无法发展她们的创造潜力和才能的。

对爱的神经质需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法满足，表现为极端的妒忌：“你必须只爱我一个人！”

我们能在许多婚姻、恋爱事件和友谊中观察到这种现象。我这儿理解的妒忌不是基于理性因素上的反应，而是要求只爱她们以及永不满足。

对爱的神经质需求不知足的另一个表现是无条件的爱的需求，表达为“不管我的举止如何，你都必须爱我”。

尤其在分析开始时，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时我们也许会有一种印象，病人以挑逗的行为示威，但不是出于敌对的意图，而是祈求“即使我表现得可憎，你仍然愿意接受我么”？

这些病人对心理治疗师的声音的细微差异也会表现出不高兴，似乎在说：“你看，毕竟你受不了我了。”

无条件爱的需求也表现在要求被爱而不必任何付出，不必奉献，似乎是说：

“爱上一个能够给予回报的人很简单，但让我们看看你是否爱我，你是否得不到任何回报还爱我。”

病人得付心理治疗师费用，甚至这一事实对她来说也证明了医生的主要用意不是帮助；否则他从治疗病人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这一点甚至发展到在性生活中，她觉得“你爱我只是为了从我这儿得到性满足”。

对方必须在道德价值、声誉、金钱、时间等方面作出奉献，以此来证明他的真正爱，缺乏这种绝对要求的任何东西都被看作是拒绝。

在观察爱的神经质需求的不知足时，我自问：神经质的人所渴望得到的是否是真正的柔情，或者他实际上不是出于物质利益？

爱的要求也许只是一个幌子，它掩盖的隐蔽愿望是想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什么，比如恩惠、时间、金钱、礼物等的奉献？

这个问题不能用一般的观点来回答。真正热望得到爱、尊敬、帮助等的人和似乎对爱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只想索取所能得到的一切的神经症病人之间有极大的个别差异，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各种转移和细微变化。

在这一点上，下面的陈述也许很合适。那些有意识地完全否认爱的人会说：“有关爱的这番话全是废话，给我一些实在的东西吧！”

这些人在生活早期深受痛苦，确信没有爱这种玩意儿，爱在他们的生活中完全被损坏了。对这些个人的分析似乎证实了我的估计的正确性。

如果接受足够长的分析，他们就开始相信仁爱、友谊和柔情的真正存在。然后像通讯软管或尺度系统一样，他们不知足的愿望和物质渴求会消失，想被他人爱的诚实愿望出现在显著的地位，起先很微妙，然后变得越来越强大。

我们在有些病例中能清楚地观察到，不知足的爱的愿望和一般的贪图之间的联系。

当这些表现出不知足的神经质迹象的人发展爱的关系时，当后来这些关系因内在原因而破裂时，他们就开始无法满足地吃，体重增加二十磅或更多。

当他们又开始新的爱的关系时，这些多余的体重就会消失。这种循环可能反复进行多次。

爱的神经质需求的另一迹象是对拒绝的极端敏感，这种情况在患歇斯底里症者中常出现。他们认为各种事情都是拒绝，并以强烈的仇视作出反应。

我的一个病人有只猫，有时对他爱的表示没有反应。一次他一气之下把猫向墙扔去。不管何种形式，这是由拒绝引发的愤怒的典型例子。

对真正的或想象的拒绝的反应不总是很明显，更经常的是被隐藏起来。在分析中，隐藏的仇恨可表现为缺乏成效，怀疑分析的价值或表现出对分析的其他形式的抵制。

病人变得抵抗是因为他们把解释看作拒绝。我们相信在给予他一些现实的顿悟时，他却视之为批评和蔑视，其他什么也不是。

我们发现有的病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虽是无意识的），没有爱这玩意儿，这些病人通常在童年经受过严重的失望，使生活中的爱、柔情和友谊曾一度或全部被毁灭。这一信念同时起着防护他们不经受实际拒绝的经历的作用。

这儿有一例：在我的咨询室里有一幅我女儿的雕刻。一个病人有一次问我——她承认早就想问我这个问题了——我是否喜欢这幅雕塑，我说：我喜欢，因为它象征着我女儿。

这个病人被我的回答震惊了，因为——未意识到——爱和柔情对她来说只是她从不相信的空话。

这些病人通过先建立起的假设——他们不可能被爱——来保护自己不遭受拒绝，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则以过分补偿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不遭受失望。

他们把实际拒绝扭曲成尊敬的表达。最近我有与三个病人打交道的经历：

一个病人抱着半心半意的态度申请一个职位，被告知那一工作不适合他——美国典型说不的礼貌方法。他却把这一拒绝理解为是说他做这一工作好过头了。

另一个病人想像会诊后我会送她到窗口，后来她承认非常害怕被我拒绝。

第三个病人是我不将其尊重为人类的很少几个人中的一个。他做的梦清楚地表示，他确信我看不起他，可同时他又成功地有意识地说服了他自己，我非常喜欢他。

如果我们意识到这种爱的神经质需求是多么大，神经质的人愿意接受多少牺牲品，为了被爱、被尊敬，为了得到仁爱、忠告和帮助，会在无理性的行为上走多远的话，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什么对他来说得到这些东西如此困难呢？

因为他不能成功地得到所需求的爱的程度和尺度。

其原因之一是他的爱的要求无法满足——很少有例外——什么东西都未曾满足过。如果我们更深入一些探讨，就会意识到暗含在以上原因中的另一个原因，这是神经质的人没有能力去爱。

给爱下定义是很困难的。这儿我们可以满足于以很普通的非科学术语把它描绘成自发地献身于人民、事业或思想的能力，而不是以自我中心的方式把什么都留给自己。

神经质的人一般做不到这点，因为他自己曾被虐待过，因而在生活早期就习得了焦虑，抱有许多潜在和公开的敌意。

这些敌意在发展过程中大大增强，但是出于恐惧，他一次又一次地压抑它们，结果，不是由于恐惧就是由于敌意，他不能奉献自我，不能自我牺牲。

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不能真正为别人着想，几乎不考虑另一个人能给予或想给予多少爱、时间和帮助。

所以如果某人有时需要单独一人呆一会儿，或对其他目标或在其他人身上花点儿时间或投入点儿兴趣的话，他就视其为伤害性的拒绝。

神经质的人一般意识不到自己无法去爱，不知道他不能爱，然而，意识有各种程度。

有些神经质患者公开地说，“不，我不能爱。””可更普通的是，神经质患者生活在错觉之中，以为自己是个大情人，有特别强的献身能力，他向我们保证，“对我来说为别人得到东西是太容易了，但我不能为自己这样做。”

这不是出于如他所信的对他人母亲般的照顾态度，而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这样的原因也许是，他渴望得到权力，或害怕除非对别人有用否则将不被别人接受。而且，他天生具有深深压抑，有意识地不去为自己渴求什么，不去追求幸福。

由于以上提到的原因，神经质患者偶尔能为别人做事，这一事实加上这些禁忌，加强了他的错觉，以为他能恋爱，并且实际上他确实深深地恋爱着。他抱住这种自我欺骗不放，因为它有使自己的爱的要求合理化的重要功能。

如果他意识到自己基本上不关心他人的话，要求从别人那儿得到那么多的爱是不能维持的。

这些想法帮助我们理解“大情人”的错觉，这是一个我今天不能深人谈论的问题。

我们开始讨论的是，为什么神经质患者如此难获得他所热望的柔情、帮助、爱等的原因。至此我们已经发现了两个原因：一是他的不知足，二是不能爱。第三个原因是对拒绝的巨大恐惧。

这种恐惧能大到阻止他通过问题或甚至友好的手势去靠近别人的程度，因为他生活在别人会拒绝他的不断恐惧之中，出于害怕拒绝，他甚至不敢赠送礼物。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真正的或想像的拒绝在这类神经质患者身上产生强烈的敌对。拒绝的恐惧和对拒绝的敌对反应使他越来越退缩。

在不太严重的病例中，仁爱和友谊也许使神经质患者短时间内感觉好一些，而较严重的神经质患者不能接受任何程度的人类温暖，我们可把他们比作双手被绑在背后的挨饿的人，他们确信自己不能被爱不可动摇地确信。

这儿有一例：我的一个病人想在一家宾馆前面停车，门卫前来帮助他。但是当我的病人看到门卫向他走来时变得很害怕，心想，“噢，我的上帝，我肯定把车停错地方了！”

还有，如果一个女孩很友好，他会把她的友好解释为讥讽。

你们都知道当你向这样的病人诚实地恭维时——例如说他很聪明——他会确信你这样做是出于治疗的考虑，而不是真诚地这样认为。这种不信任多多少少可能是有意识的。

在处理精神分裂症的病例中友好可能产生严重程度的焦虑。一位对精神分裂症有很多经验的朋友告诉我，一个病人偶尔要求他额外治疗，我的朋友就会作出恼怒的表情，查看他的预约手册，最后抱怨地说：

“好吧，如果非得这样的话，那就来吧。”

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意识到友好在这些人身上会造成焦虑。这些反应也经常在神经症中出现。

请不要把爱和性混淆起来。一位女病人曾经告诉我：“对于性，不管是什么，我都不恐惧，但我极害怕爱。”

事实上她几乎不能发出“爱”字，她尽了一切力量与人保持内心的距离。她很容易进入性关系，甚至于完全达到性高潮。

然而，她在情感上与男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带着一种像谈论汽车时所采用的客观性来谈论他们。

任何形式的这种对爱的恐惧都值得详细讨论。扼要地说，这些人用完全封闭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抵制生活的众多恐惧和基本焦虑，用克制自己的方式来保持安全感。

部分问题是对依赖的恐惧。这些人实际上依赖于别人的柔情，像呼吸需要氧气一样需要柔情，所以，进入令人痛苦的依赖关系的危险确实是很大的。他们更害怕任何形式的依赖，因为他们相信其他人对他们是敌对的。

我们能够经常观察到同样一个人在生活的一个阶段里是如何完全无助地表现出依赖性，而在另一阶段里又是如何全力避开与依赖有一点点相似的任何东西。

一个少女在进入分析以前有过多少带点性特征的多次恋爱事件，都以极大的失望告终。那时她变得极度不高兴，陷入痛苦之中，觉得她只能为某个特别的男人活着，似乎她的整个生活没有他就毫无意义了。

实际上，她与这些男人完全没有关系，对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真正的感情。

几次这种经历以后，她的态度转向了对立面，也就是过度急于拒绝任何可能的依赖。为了避免来自这一原因的危险，她把自己的感情全部封闭起来。

她现在所渴望的就是把男人掌握在自己权力之中。有感情或表达感情对她来说成了弱点，所以是卑鄙下贱的。

下面的例子是这种恐惧的一个表现：她在芝加哥开始与我一起进行精神分析，后来我迁移到纽约，她没有理由不跟我一起去，因为在那儿她的工作也不受影响。

然而，由于我的缘故而去纽约这一事实困惑着她，以致她三个月不断地困惑我，抱怨纽约这地方是多么讨厌。其动机是：不要让步，不为其他任何人做任何事，因为这已经意味着依赖，所以是危险的。

这些是神经质患者取得成就十分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

无论如何，我想简单提一下向他们敞开着的取得成就的道路。我这儿指的是一些你们都熟悉的因素。神经质患者努力获取成就的主要手段是：吸引对他自己的爱的注意力；恳求同情；威胁。

第一个手段的意思可表达为：“我这么爱你，所以你也必须爱我。”采取的形式可不同，但基本姿态是一样的。在爱的关系中这是非常普遍的态度。

你们对恳求同情也很熟悉，其先决条件是完全信赖爱和确信他人身上无不具有一种基本敌意。在这些条件下，神经质患者感到，只有通过强调他的无助、软弱和不幸，他才能取得结果。

最后的办法由威胁组成。一句柏林俗语表达得很好：“爱我，要不然我就杀了你。”在精神分析以及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态度。有公开威胁伤害自己或别人的；有威胁自杀的；有威胁破坏名誉的，等等。

然而，他们也可能是掩饰的——如以生病的形式——当爱的愿望无法满足时。完全无意识的威胁可以用数不清的方式表达出来，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可见到：恋爱事件、婚姻以及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怎么来理解带有紧张、强迫和不知足的对爱的神经质需求呢？有几个可能的解释。可以认为它仅仅是幼儿的特点，但我不这样想。

与成人相比，孩子确实更需要支持、帮助、保护和温暖——费罗恩兹就这一主题写了一些好文章。的确如此，因为孩子比大人无助。

一个健康的小孩成长在受宽待、受欢迎、有实际温暖的环境里——这样的孩子在爱的需求上不会不知足，摔倒时他会去妈妈那儿得到安慰。可是被系在母亲围裙带上的孩子已经是神经质了。

人们也许还会认为爱的神经质需求是“母亲依恋”的表示，这一点似乎被梦所证实，这些梦直接地或象征性地表示想吸母乳和回到子宫的欲望。

这些人的早期历史确实表明没得到母亲足够的爱和温暖，或在童年就已经被类似的强迫和母亲系在一起了。

似乎在第一个情况中，爱的神经质需求是坚持渴望母爱的表示，孩子在生活的早期没有得到自如的母爱。

但是这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如此固执地抱住爱的要求不放，而不去寻找其他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如完全回避别人。

在第二种情况中，人们会认为它是依恋母亲的直接重复。

可是，这一解释仅仅把问题不加澄清地扔回到早期阶段。首先，这些孩子为什么需要过分地依恋母亲，这还有待于解释。这个问题在两种情况中都没有得到解答。

是什么动力因素使童年习得的态度保持到后来的生活中？是什么动力因素使这一幼儿态度不可能被放弃？

在许多病例中很明显的解释是，爱的神经质需求是特别强烈的自我陶醉性格的表现。正如我前面指出的，这些人实际上不能爱别人，他们确实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但是，我相信人们使用“自我陶醉”一词时应该非常小心。在自我怜爱和建立在焦虑基础上的自我中心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

在我的印象中，神经症患者之间的关系恰恰不好，他们通常视他们自己为最坏的敌人，总是坦白地鄙视他们自己。如我后面要说明的，为了觉得相当的安全，为了提高被扰乱的自尊，他们需要被爱。

另一个解释是害怕失去爱，弗洛伊德把这看作是女性心理的特别之处。失去爱的恐惧在这些病例中确实很大。

然而我要问，这一现象本身是否不需要解释了呢？我想，只有当我们知道一个人对被爱给予多少重视的时候，这一点才能被理解。

最后我必须问一问，增长的爱的需求是否实际上是力比多现象？弗洛伊德一定会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对他来说柔情本身是目的被压抑的性欲望。

虽然在我看来，这一观念至少可以说未被证实。人种学研究似乎表示柔和与性感之间的联系是相对晚些的文化习得。

如果人们认为爱的神经质要求是一个基本的性现象，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它也出现在性生活满意的神经质患者身上。

而且，这一观念必然引导我们不仅把柔情欲望视为性现象，而且把劝告、保护和辨认的愿望都视为性现象。

如果强调爱的神经质需求的不满足性，那么整个现象用力比多理论的术语可代表“口腔性爱依恋”或“回归”的表示。

这一观念的先决条件是愿意把复杂的心理现象降低为生理因素。我相信这一假设不仅站不住脚，而且使对心理现象的理解变得更加困难。

这些解释是确实的，但它们都面临这一事实：

其重点只放在现象的一个特别方面，即不是放在柔情的欲望上，就是放在不满足、依赖或自我中心上，这就使人们很难看到现象的全面。

我在精神分析情景中的观察显示出，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因素仅仅是一个现象的不同显示和表达。

我想如果把它看作保护自己不受焦虑困惑的方法之一的话，我们就能理解整个现象了。

实际上，这些人受难于增长的基本焦虑，他们的整个一生表明，对爱的无止境的追求只是缓解焦虑的又一尝试。

对精神分析情景的观察清楚地指出，当病人被某一特殊焦虑施加压力时，对爱的需求就出现增加势头，当理解了这一联系时，对爱的需求就消失了。

既然焦虑在分析中必然被激起，所以病人一次次地设法仰赖心理治疗师是可理解的。

例如：我们可以察觉到，一个在压抑对分析师的敌意的压力下充满焦虑的病人，开始寻求心理治疗师的友谊或特别在这一情景下的爱。

我相信，被叫做“肯定的转移”和被解释为重复原来对父亲或母亲的依恋的一大部分内容，在现实中是寻求保险和保护不受焦虑骚扰的欲望，其座右铭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如果把不加区别地选择人以及这一欲望的强迫性和不满足性看作是这种保险需求的表达方式的话，两者就可理解了。

我认为如果能认识到这些联系、揭示它们的一切细节的话，分析中的病人如此容易陷进的大量依赖是可以被避免的。

假如把病人的爱的需求分析为保护自己不受焦虑骚扰的尝试，你就能更快地到达真正焦虑问题的核心，这是我的经验。

爱的神经质需求常常以对心理治疗师的性诱惑形式出现，病人要么用行为要么用梦来表达他对心理治疗师的爱，并渴望某种性参与。在一些病例中爱的需求主要或全部表现在性领域。

为了理解这一现象，人们应该记住性欲望不一定表示真正的性需求，但是性欲也可以代表与另一个人接触的形式。

我的经验表明，爱的神经质需求越容易采取性形式，那么越多的与别人的情感关系就被扰乱。

当性幻想、梦等出现在分析的早期时，我视之为一个信号，即这个人充满了焦虑，与其他人的关系基本上很差。

在这种病例中，性欲是少数几个中的一个，或可能是唯一的一个与别人沟通的桥梁，对心理治疗师的性欲被解释为焦虑基础之上的接触需要时很快就消失了；这打开了通往解决焦虑的道路，意味着焦虑被缓解。

这种联系帮助我们理解某些增强的性需求的出现。下面我简要地陈述一下这个问题：

神经质要求以性的术语表达出来的人将容易从一个又一个性关系开始，好像受强迫似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只能这样，因为他们与别人的关系被扰乱得太厉害了，以致不能在不同的平面上处理它。这些人很难容忍性禁戒也是可以理解的。

至此所说的有异性爱倾向者的一切，对同性恋或两性爱者来说也是真实的，大量以同性恋倾向出现或被解释为同性恋倾向的情况，事实上是爱的神经质需求的表现。

最后，焦虑和爱的增长需求之间的联系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俄狄浦斯情结现象。事实上，爱的神经质需求的所有表现都能在弗洛伊德所描绘的俄狄浦斯情结中找到：

依恋于父母一方，对爱的需求不满足，妒忌，对拒绝的敏感以及拒绝后产生的强烈仇恨。正如你们所知，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结看作是基本上由生理遗传决定的现象。

然而，我们与成人病人的经验使我们想知道，有多少童年反应——弗洛伊德对此作过仔细观察——是由焦虑以我们在后来生活中看到的同样方法引起的。

人种学的观察使得俄狄浦斯情结作为生理决定的现象显得可疑——鲍姆和其他人已经提出了这一事实。

那些和母亲或父亲有特别强的牵连的神经质患者，他们的童年史显示了很多这样的因素，我们知道这些因素在孩子身上引起焦虑。

基本上，下列因素似乎在这些病例中联合起作用——敌意的觉醒，它们因为同时存在的恐吓和同时存在的自尊下降而表达出来。

我不能在这点上详细谈论为什么压抑的敌意容易引起焦虑的原因，用最一般的方法可以这么说，孩子身上引起焦虑是因为他感觉到表达他的敌意冲动将彻头彻尾地威胁他的生存安全。

这最后的评述不是想否认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和重要性，我只是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多大范围上是由神经质父母的影响造成的。

最后我想简单说一说，我说的增强的基本焦虑是指什么，在“生物焦虑”意义上这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现象，在神经症中这一焦虑增强了，可以被简单地描述为在敌对和过分强权的世界中无助的感觉。

个人大多意识不到这样的焦虑，他只意识到一系列带有不同内容的焦虑：害怕暴风雨、害怕街道、害怕羞愧、害怕感染恶习、害怕考试、害怕铁路等等。

当然，为什么一个人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恐惧，严格取决于每个具体病例。可是，如果我们更深地观察，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恐惧都从潜在的增强的基本焦虑中衍生。

有不同的办法保护自己不受这种基本焦虑的骚扰。在我们的文化中下面的办法最普遍。首先是爱的神经质需求，遵循的座右铭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是顺从“如果我让步，总是做人们期待的事，决不要求什么，决不抵制——那么没人会伤害我。”

第三个办法阿德勒，特别是库恩凯尔已经描述过了，这就是强迫努力去夺取权力、成功和财产，其座右铭是：“如果我是强者、更成功者，那么你就不能伤害我。”

第四种办法包括情感上从人们身边退缩，为的是安全和独立。这一策略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努力完全压抑这种情感，以至于不会受伤害。

另一个办法是强迫积聚财产，在这个情况中不是附属于权欲，而是附属于独立于别人的愿望。

人们经常发现神经质患者并非仅仅选择其中一种办法，而是努力用不同的、常常是相反的手段取得镇定焦虑的目的，这就把他引入了不可解决的冲突之中。

在我们的文化中最重要的神经质冲突发生在以下两者之间：

在一切环境中成为第一的强迫而不顾别人的愿望，同时被每个人所爱的需求。

PS：明天晚上（5月21日，是个好日子）9：00 ——10：00，继续我们的哲学微课堂，邀请到的依然是喵老师（武大哲学博士，留德两年，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和美学）。

Via：慧田君编｜有异议请私信其微信「cc2cc-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