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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 1习惯杀人原文：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译文：社会上的习惯，杀死了许多善人；文学上的习惯，杀死了许多天才。 评析：此则言“习惯”之弊端，不仅在使社会失去善人，而且在使文学失去天才。“习惯”在文学上的含义主要是指种种文体程式规范。按照王国维的理解，一种文体在初始阶段往往限制较少，自由度较高，所以才能使文人将自己最真实的感情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表现于其中；而当参与这种文体的人越来越多之后，如何表现真性情的问题容易被搁置一边，而通过一些烦琐的规定和复杂的技巧来逞才使能就会变成一种风气。如此，这种文体的衰落便不可避免。即使有文学创作天赋的人，在这种规范之中，也会沦为文体范式的被制约者，从而失去天才的特征。王国维痛恨“习惯”，理由在此。 2言气质、神韵不如言境界原文：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 译文：说气质，说格律，说神韵，不如说境界。境界是本，气质、格律、神韵是末。有了境界，三者都跟着有了。 评析：此则虽然是强调境界说的本体地位，但同时也是说明境界说的中国古典诗学渊源。气质侧重说诗人本身，格律乃是文体形式，神韵指向文本之外。此三者虽然都与文本有关，但确实多属文学外部之关系，境界说则立足文本内部之情景关系。王国维说境界为“本”，气质、格律、神韵为“末”，从文本角度来省察，是颇具学理的。王国维并非认为气质、格律、神韵不重要，而是认为要将这三者统辖在“境界”之下而已。因为有气质、格律、神韵，不一定就能形成作品的境界，但有境界的作品却必然是不能离开这三者的。 3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原文：“西风吹渭水，落日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 译文：“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周邦彦引入词中，白朴引入曲中，这是借古人的境界成为自己的境界。然而不是自己有境界，古人也不会被我用。 评析：此则言如何在借鉴前人典故或成句的基础上进行境界再创造的问题，体现了王国维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盖古今人情相通，则典故与成句的借用不仅可据为创作之常态，而且可以借此为后来作品增强情感的厚度。但借鉴、化用不等于简单移植套用，而是要突破原有语境，进行境界的再创造。此说与黄庭坚“点铁成金”之说可以对勘。 4北宋词有句，南宋以后无句原文：朱子《清邃阁论诗》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译文：朱熹《清邃阁论诗》说：“古人有好句，今人的诗连好句也没有，只是一直说下去，这样的诗一天作一百首也能够。”我认为北宋的词有好句子，南宋以后便没有好句子。像张炎、周密的词，就是所谓“一天作一百首也能够”一类作品。 评析：此则从朱熹论诗之“有句”、“无句”而说及词之“有句”、“无句”，仍是为境界说补证之意。所谓“句”，乃是指秀句，即最为凝练自然而独拔于全篇者，是一篇之神韵所在。朱熹反对作诗“一直说将去”，也就是反对平铺直叙、既无波澜也无出彩之句的写法。朱熹所说的情况与宋诗中有不少诗人追求“平易”的风格有关。如果一味以平易为贵，则作诗变成了一种类似于整齐句式的散文了，诗歌所需要讲究的秀句和波澜也就容易被淡化了。如此，诗歌的味道便也薄弱了，这其实是对诗歌文体的一种轻浮心态所致。 5辛弃疾《贺新郎》非有意为之原文：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 译文：辛弃疾《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非常高妙，而且每一句话都有境界，这是能品而差不多要达到神品的佳作。但他不是刻意这样写，所以后世的人没有办法向他学。 评析：词学史上对辛弃疾作词“掉书袋”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而王国维拈以讨论的《贺新郎·送茂嘉十二弟》恰恰是用典极多的词。此词除了开头和结尾是一般性的情景描写之外，中间都以王昭君、荆轲等典故连缀而成。因为送别之悲怨，故其所取典故也是多为怨事，以此将悲怨之情感连绵而下，所以王国维说是“章法绝妙”。而所谓“语语有境界”，则主要是针对其用典如同己出的艺术效果而言的。王国维并非一概反对用典，只是主张所使用典故要融入到作者自己的语境中来，而不能将自己的意思拘束到典故的原来语境中去。 6政治家之言与诗人之言原文：“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译文：“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是政治家的话；“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是诗人的话。政治家的眼光，局限于一人一事；诗人的眼光，通识古今而作观察。词人观察事物应该用诗人的眼光，不可以用政治家的眼光，所以感事、怀古等作品，应当与祝寿的词一样为词家所禁忌。 评析：此则区别诗歌与政治的关系，强调用诗人之眼观物，以诗人之言表述。王国维认为之所以在诗歌中出现这两种情感状态，与诗人的观物方式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政治家多着眼于具体的人和事，即使是对盛衰的感慨也是带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与政治家的身份和思维方式不可分割。而诗人观物虽然也可能是由一人一事一物引发，但诗人由此看到的是古今不易的感情，所以诗人的眼界要更高远，所表现的感情也更有代表性。 7有句与有篇原文：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译文：唐、五代的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的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只有李后主投降宋朝后的作品，以及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几个人而已。 评析：此则从篇句关系，宛然将唐宋词史分为“三种境界”：第一等是有篇有句的北宋词（前加李煜一人，后加辛弃疾一人)；第二等是有句无篇的唐五代词；第三等是有篇无句的南宋词。这三等渐次而下，通过篇句关系来再次强调境界说而已。 （摘自王国维《人间词话》，评析者不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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