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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小朋友拥有几个汽车玩具想必不算稀奇，那么70多年前呢？埃里克·坎德尔（Eric R. Kandel）当年就有那么幸运。他至今都非常清晰地记得，1938年11月7日，九岁生日的那天，父母送给他一个梦寐以求的生日礼物——一辆蓝色的电动小轿车。坐着它，把控着方向盘，他在家里的客厅、饭厅和卧室里兜了无数的圈儿，开心得忘乎所以。 他完全不可能料到，愉快的童年将在两天后结束。傍晚时分，两个纳粹便衣警察敲开了他家的大门，命令坎德尔一家立即离开公寓。数天后当他们被允准返回，家里已遭洗劫，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了无踪影，包括那辆闪闪发亮的蓝色小汽车。 后来坎德尔才明白他经历的事情，德国人称之为“水晶之夜”（Reichskristallnacht），像他家那样的奥地利犹太人则私下里叫它“calamitous night”，意思是灾祸之夜。大屠杀幸存者、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后来说“与维也纳相比，柏林的水晶之夜简直就是圣诞节”。 开着小车在家中游玩的情景、纳粹便衣重重的敲门声、仓皇出行的恐惧感以及痛失玩具的沮丧心情，这段深刻于心的记忆，成为坎德尔展开人生最强劲的动力。当他们一家人分批陆续逃离奥地利，逃往比利时，逃往荷兰，最终重聚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坎德尔开始想了解那段记忆，理解那场灾祸之夜发生的原因。是的，他遭遇了比柏林更可怕的灾难，但是他也亲眼目睹了20万维也纳市民欢迎希特勒入城的那份狂热。一个热爱艺术和音乐的民族，为何心甘情愿地成为纳粹的拥护者，甚至沦为暴徒？  在哈佛大学，坎德尔专攻现代欧洲历史和文学。他在自己的论文中比较了三位德语作家看待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卡尔·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是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汉斯·卡罗萨(Hans Carossa)保持抽离与中立，而恩斯特·荣格(Ernst Junger)参加了两场世界大战，为反犹主义和军国主义大唱赞歌。他认为，如果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那么急切地屈从于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希特勒未必会得到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可是，为什么那些自诩独立清醒的头脑最终会投降？在难解的行为背后，到底存在怎样的动机？坎德尔觉得，文学、历史和哲学固然有助于理解，却没有直接面对这一问题。因此，他先是转向精神分析，继而开始研究大脑，特别是大脑最重要的功能之一——记忆。2000年，坎德尔因其在“神经系统的信号传导”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坎德尔的儿时记忆让我联想起哲学家伯林。同为犹太人，他的祖父、外祖父、一个叔叔、一个婶婶以及三个侄儿都死在纳粹的枪下。同样的，在与坎德尔相仿的年龄，他的心中也留下了邪恶与暴力的记忆。数十年后他仍旧清楚地记得八岁那年，他看见暴民们围攻一个沙俄政府的警察，把那个濒死的人在大街上拖行。伯林说：“那是我永远忘不掉的可怕的一幕，给我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我相信，正是这段记忆使他对任何狂热的信众都保持警惕，无论他们是绕行伊玛目墓地的宗教徒，还是在巴黎街头筑起街垒的大学生。 对他们的人生而言，童年的记忆为什么具有如此惊人的推动力？没有简明的答案。 作为心智的一部分，记忆指的是脑获取、储存及提取信息的能力。然而，记忆的内涵远比它的定义复杂。首先，单个神经元并无记忆的功能，神经元之间的联结（神经回路）才是关键；其次，不同类型的记忆在脑中各有存储的区域。关于人物、地点、事件和事实的“外显记忆”（explicit memory），暂时会保存在额叶。之后经过海马体的加工，转换为长时记忆，分别存储在相对应的感觉皮层。譬如运动记忆存在顶叶，视觉记忆存在枕叶，听觉记忆则存放在颞叶。另一方面，与技巧、习惯以及条件反射等相关的“内隐记忆”（implicit memory）则储存在小脑、纹状体和杏仁核里。 且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以上文字。比方说你跟教练学游泳，没有记忆这种心智显然是不可能的。教练讲的要领、比划的动作，会由外显记忆加工为长时记忆，分别存储在不同的脑区。当你开始训练时，这些记忆就会被提取出来，指导你的动作。经过长期的训练，关于游泳的内隐记忆就会建立起来，经久不灭。以后就算意外落水，你也无需回忆才想起自己原来是会游泳的。其实，我们说话、骑车、打字、弹琴，还有某些直觉式的反应，都需要内隐记忆。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早年提出的“默会知识”，其实就是内隐记忆的一部分。当然，如果读者还记得，参与内隐记忆的脑结构中，包括我经常提及的杏仁核，就不难意识到，情绪对于记忆功能有着重大的意义。坎德尔和伯林的童年记忆，恰好可资证明。  不仅如此，神经科学家托克尔·克林贝里（Torkel Klingberg）的研究还证明，儿童的短时记忆能力尚未成熟，然而长时记忆的能力却比成年人强得多。比方老师说：“拿出你的铅笔、橡皮、草稿纸和数学课本，翻到第25页，从第四行开始做题”，除非重复几遍，八岁的小学生几乎不可能只听一次就立刻做到，因为这一长串抽象的指令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短时记忆的容量。可是，要孩子们记住具体直观的东西，比如家里放糖果的柜子，凑成一对的扑克牌，或者某种特定的颜色、气味和情绪，却相当容易。而且，正如坎德尔伯林直接经验的那样，童年时期的记忆，即使过去数十年仍然可能保持明晰。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记忆的矛盾之处。很明显，相较于外显记忆，内隐记忆更容易支配我们的行为。更进一步讲，比起有意识的行为，习惯、直觉和条件反射式的东西，往往更强势。我甚至在想，如果当年的坎德尔和伯林，如果不是及早地从那种恐怖的环境中脱逃，而是长期浸淫其中，他们对记忆的筛选，对人生的希冀、规划和评价，都会大不相同。想想那20万欢迎希特勒的维也纳市民，他们后来怎么回忆当年的行为？再想想如今的中国，为什么不少六十多岁的人缅怀地狱中“火红的青春”？会不会是因为内隐的记忆压制或抹灭了外显记忆呢？ 坎德尔说：“记忆是人类行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它使我们能够在一瞬间汇集需要的信息，并立即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从更大的意义上说，记忆使我们的生活具有连续性，它能给我们提供一副与现在脑海中的体验连贯的过去的画面。这幅画面可能并不合理、精确，但它能够持续存在。没有记忆的联结功能，人的经历将会分裂如生活中的瞬间一样繁多的片段。我们因为记忆而成为我们自己。”我也曾经写到，记忆是决策的基础。惟有真实而连贯的记忆，方有正确而周翔的行动。然而另一个声音总在提醒我：“你真是天真。” （本文原标题：《记忆的复杂与天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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