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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视，我国各级美术馆、画院等机构也越来越重视艺术品收藏，然而，这些藏品都是好作品吗？国有机构的收藏有没有标准？什么样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值得关注？艺术机构应持怎样的收藏态度？这些藏品如何更好地发挥社会价值？…… 美术馆首先应该持有一种为公众、为艺术家服务的态度，而不是高高在上、耍官腔。美术馆应该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展览水平，在艺术管理和日常工作中注重服务意识和服务品质，完善服务措施、改进服务方式，不断强化自身作为社会公共文化设施的公益性和服务性。以上做好了，捐赠自然就来了。 ——王明明 北京画院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专业画院，在长达60年的历史中，它对北京画坛及20世纪中国经典艺术的展示、研究与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而成立10余年的北京画院美术馆，正是在北京画院数十年的储备与收藏中奠定了基础与方向，逐渐成为一座呈现齐白石艺术与20世纪中国经典艺术的重要场所，并于2010年被文化部授予“全国重点美术馆”称号。日前，记者专访北京画院院长王明明，请他介绍参与国家收藏的相关经验，并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 用美术史的“眼光”查漏补缺 有别于故宫博物院以古代艺术品收藏为主，中国美术馆以近现代及当代艺术品收藏为主，北京画院建立了自己特色的收藏体系，即关注北京画坛及20世纪中国经典艺术。这一体系的建立，在深度方面可以使所有藏品环环相扣，便于传达艺术历史的变化和发展；在广度方面则基本涵盖了能够体现机构宗旨的重要艺术家和重要作品。 美术文化周刊：北京画院历来重视精品的收藏以及藏品的艺术与文化价值，请你介绍下收藏心得。 王明明：北京画院藏有齐白石的各类珍品近2000件，种类之丰、数量之多是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比拟的。此外，北京画院还藏有20世纪北京画坛以及中国美术极具代表的经典作品、古代及现当代著名画家的优秀作品，并代为收藏了李可染家属所捐赠的百余件作品。我们历来重视对经典艺术的研究与传播，所以在藏品征集方面也主张“厚古薄今”，即重视已故艺术家的研究，重视许多被历史遗忘的艺术家的研究，尝试从不同角度挖掘他们及其作品尚未被社会所认识和接受的新价值，使他们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进而推动美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拓展。 我们非常感谢和感叹北京画院的那些前辈艺术家、领导很有眼光，否则不会有这么多重要的藏品。所以对于收藏机构来说，“眼光”非常重要，否则所藏的作品很可能被历史淘汰。在衡量一件作品是否值得收藏时，收藏机构应该站在美术史的角度去审视艺术家，看他的作品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是否在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等。而什么是美术史呢？真正的美术史是以这个时代领先的艺术家为标志的，中国的美术史往往是一个美术运动史，它当时发生了什么美术争论，产生了什么流派，流派里有什么人等都值得关注。比如，以省级美术馆来说，首先应该梳理本省近百年来的艺术大家，由此对藏品进行查漏补缺，而不是将目光盯在各种美展上，否则就是滥竽充数。 美术文化周刊：目前，越来越多的艺术机构认识到了收藏的必要性，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扩充自己的库房，但困于经费有限又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北京画院的藏品来源有哪些？是否也有来自于艺术市场的作品？ 王明明：北京画院的收藏范围很广，许多曾在北京画院工作过的著名老画家去世后，作品没有适当的保管场所，我们首先就会拨出一定的经费将这些作品收藏。同时，我们还有目的、有计划地收藏了北京画院院外画师的作品，并广泛收藏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影响的老画家的作品、中青年画家的代表作。除以征集、采集、交换、接受捐赠等方式获得藏品外，从拍卖市场、藏家等处购买在当代美术史上具有收藏意义的作品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收藏方式。比如，沈尧伊历经6年创作完成的长篇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堪称20世纪连环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研究20世纪中期以来主题性创作的重要材料之一，因此我们志在必得，我们与沈尧伊先生反复协商，他毅然从拍卖中取回作品捐给北京画院，画院给予一些收藏费。再如，周思聪晚年最后一件李可染先生的白描画像，也是非常罕见和稀有的作品，具有学术价值，也在拍场中竞得。2003年至2008年北京画院举办六届“北京风韵”展，从近千件作品中收藏精品250余件，充实了现代艺术家的作品。 总体来看，北京画院在艺术市场中花了很少的钱却收获了很多京派画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市场上不被人重视，可是对我们的研究却非常重要，因为从美术史上看，如果没有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我们的研究序列就不够完整。比如金城、叶恭绰等民国时期很重要的几位京派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很少，也非常散，形成不了系列，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收集和充实。 当然，我们也经常会遇到一些画家的主动捐赠，这也需要从美术史的角度去斟酌，而不是来者不拒。事实证明，如果不站在美术史的角度收藏，钱很可能白花。尤其是追市场、追潮流、追高价、追炒作的收藏方式很不可取，过了这个时代，这些藏品极有可能就是一堆废纸。 用心服务，好作品会主动找你 随着经济的发展，私人藏家近年来通过拍卖会表现出强劲购买力，将许多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美术品变成与“国家收藏”相并行的“私人收藏”。而对艺术家来说，“国家收藏”神圣化的概念也正日渐减弱，因此，一些重要作品一直藏于个人手中，没有进入公立美术馆的藏品序列。如何突破这一困境，提升美术馆的收藏数量与质量，这给美术机构提出了问题。 美术文化周刊：十几年前，中国的美术馆可能不需要花费太多收藏费，就能有许多重要收藏。但今天，美术馆的年度和专项收藏费增加了很多，有时却也只能是望作品兴叹，一年中有限的收藏费可能买不到一件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吸引艺术家捐赠呢？ 王明明：美术馆首先应该持有一种为公众、为艺术家服务的态度，而不是高高在上、耍官腔。美术馆应该不断努力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展览水平，在艺术管理和日常工作中注重服务意识和服务品质，完善服务措施、改进服务方式，不断强化自身作为社会公共文化设施的公益性和服务性。以上做好了，捐赠自然就来了。北京画院美术馆已做了40余次“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从不主动向对方要作品，而是注重展览的服务性和研究性，反而获得了艺术家家属的尊重、信任和慷慨捐赠。很多艺术家之所以捐献作品，就是感动于我们的诚意和服务。而对于这些家属的捐赠义举，我们也必须端正态度，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不仅让作品有一个好的归宿，还要保管好、研究好、利用好、宣传好。 当前，很多知名艺术家或家属已经认识到作品最好的归宿是美术馆，但还没有考虑好具体将作品捐赠给哪所美术馆，这就需要我们提前好多年去服务。所以，艺术机构的管理者应该用心去和艺术家及其家属交流，任何事情，只要我们注入了情感，真诚地付出，对方就会被感动。所以在捐赠问题上，我们应该改变以往的工作模式，除了主动联络，还要踏实地做好基础工作。 美术文化周刊：你谈到了美术馆应该注重服务意识、服务品质，改进服务方式，那么从收藏的角度来讲具体要如何做呢？ 王明明：美术馆或其他收藏机构对于收藏品涉及两项工作，一是要清点藏品，二是要展示藏品。北京画院的收藏历史已有数十年，但当年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展示。这数十年中，各个画院做得都不太好，有的只是收进来，藏品有可能一辈子都再没有打开，我们画院也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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