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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北大之家”的全家福，李黎2015年春节摄于石板山村。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读书与命运相比，似乎地位与作用过于卑微。那么，“读书改变命运”这一命题，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呢？
我们家在我的家乡略微有一些名气，有被称为石板山村“北大之家”的说法，因为我县迄今仅有的两名农村北大生（父母都是农民的），都出自我家，而一门两个北大，在我县也是独家。命运且不谈，关于风水有这样一个故事。奶奶的伯父龚太白是私塾先生，也会法术、会看风水等等，而在孙辈中他最喜欢的是先父。先父从爷爷家分家时，龚太白为我家选了一处他一生中看过最好的也是最后一块地，打地基时，父亲觉得山坡上这处位置有点靠外，去问是否可以靠后一点。龚太白思量一番答道：“往后好！越往后越好！越往后越好！”连说几遍。这句谶语，在村里人看来，就应在我家出了两个北大生上。 说到“读书改变命运”，我们村里比较喜欢拿姐姐和爹爹（小姑，父亲最小的妹妹）的故事来做说明。姐姐比爹爹小半个月，当年刘家这一“双喜临门”在村里也比较轰动。但前后脚出生在同一家庭的两个女孩，之后的人生道路有很大差别。尽管龚太白是私塾先生，爷爷奶奶这一辈却几乎没人念过书，爷爷也不希望后人念书，父亲作为长子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就回家种地、挖煤，据说招兵的十分喜欢父亲，但爷爷奶奶死活不同意父亲当兵，还到生产队去哭天抹地要赶走招兵的人。母亲也常说自己当年十分聪颖，去上学只有几天却学了很多东西，但身为生产队长的姥爷坚决不同意母亲念书，老师家访求情也无用，只能回家种地。父母自己没能跳脱农门，就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发奋让我们姐弟几个读书上进，因此有姐姐于1992年、我于2001年先后考入北大的佳话。姐姐大学毕业后定居深圳，工作还算稳定，从村里人看来是幸福的城市生活。（当然她自己多半不会同意，可以有很多苦水倒出来。）而爹爹读了几年小学（比姐姐晚一年入学），之后按部就班：退学务农、成家，相夫教子。目前已育有两子，都挺听话，两口子都勤快能做事，家里婆媳关系等也是我村的典范，从城里人看来算是很幸福的农村家庭。只是小姑爹在务农之外以挖煤为生，前两年成为矽肺，这两年都在为劳动赔偿而奔波于法院与劳动局之间，其后几十年的生计也较成问题。 我村似乎是建始县大学生最多的农村之一（有新闻这么提过），读过大学留在城市的同龄人比比皆是，当然更多的同龄人仍在故乡务农或者全国四处打工。从这个对比来说，“读书改变命运”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它让农村人有机会跳出农门，实现从体力劳动者到脑力劳动者的转变，也符合“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科举和高考，在这个意义上是等效的。但是，读书对命运的改变程度力度有多大，也许因人而异。我没有做过访谈调查，本文只打算主要从自身经历，谈一谈感受。
姐姐1992年考上北大数学系时我还在读小学，等到我2000年参加高考，这已经成为莫大的压力：北大生的弟弟能不考北大么？（我基本上就是在“这是北大生的弟弟”、“这娃以后也得是北大生”的眼光包围下度过的其间这八年时光。）我县很多年才能有一个北大生，所以学校和家里都以为我必须填北大才能对得起他们的期望（填了能不能上是另一回事）。姐姐这一年研究生毕业，只有她不觉得我必须上北大。这一年高考我数学没考好，估分630分，志愿只填了清华（有赌气的因素），最后实际是629分，没能上线，于是复读。当时北大分数线我倒刚好能够到，只是一时无缘。（北大清华分数线在我省经常跷跷板，恰好这年清华更高，而次年北大更高。） 2001年高考其实没什么悬念，我估分662分（实际666分），应该清华北大都在囊中，不过志愿填得比较多，连第三批都填了。填志愿之前有个小插曲，应届生里有个优生是副校长的儿子，估分比我差一点但是也想上北大，于是几个校领导轮番找我谈话动员我不要填北大，仿佛北大在湖北的招生名额一定是分了一个给我校，只要我填了就会把副校长之子挤下去一样——前一年也是这些人，轮番动员我一定要填北大，因为我如果有幸考上了是他们的成绩，不幸没考上的话对他们也无损失，只是我自己命不好而已。当我落榜后考虑是否去恩施复读，也是这些校领导轮番谈话拦下我留在本校，我要是走了对他们倒是莫大损失了。 中学数年也有多次参与省级乃至国家级数理化奥赛的经历。考得最好的两次，一是初三的化学奥赛省级一等奖，一是高四的数学奥赛全国二等奖，只是后者对我都是传说，因为校领导表示我县从没见过这个级别的奖，所以把获奖证书没收了，以供载入校史，反正我自己从未见过，后来恩施州给了我一个州级特等奖证书充数。（也有一个说法是复读生不允许参加奥赛之类所以我是没有成绩的，我不知道哪个说法更对，但是那年数学老师确实拿了一个很高级别的指导老师奖。）这种竞赛成绩似乎表明乡下也能出高材生，但是，这个成绩真的全靠自学。乡下老师中，没有谁有能力指导我们这些奥赛生，就是能见到的竞赛用书也极为有限，我是有姐姐在北京才能见到几本，可是也只能自修。高三物理奥赛的复赛在武汉，那是我上大学前唯一一次踏出恩施，对手们则大都是省城各种附中的高材生们，谈论的都是老师所教授的大学课程，在我都是闻所未闻：我的聪明无法给我补上知识欠缺的课，跟省城学生也就完全无法竞争。所以，我只把这次去武汉当做一次游历。 我们姐弟之能上北大，我想首先要归因于天分，父母遗传给我们聪明的头脑，这算是命运的一部分。其次则是父母有决心让我们读书从未打过退堂鼓，一再说“就是卖血也要供你们”，而我们同龄人中，仅仅因为家境就辍学的人大有人在。有这样的父母，是我们的幸运，也是属于命运的因素吧。然而除了这些以及严加管教，父母无法在文化教育上对我们有任何帮助。而我们在乡下所受到的学校教育，恐怕乏善可陈，并不是说我们都是无师自通，但确实修行在个人，老师是引路人。So, 我们是因为努力读书而改变了命运，还是我们的命运本该如此，恐怕难以定论。 还有一个小插曲是，县里在2001年挑了考入所谓十大名校的二十几个学生来表彰（其它学校有些是在省内都不太入流的，不知道遴选标准是什么），每人发奖金一千元，给我的十张大票子中，有两张是假币。应该不是每人的信封里都有假币，仍然是我运气不好而已。
于是我到了北京，the capital city of China. 我那时候的志向是环保，但是据说城市环境专业学成后是掏下水道的，于是选了大气科学与大气环境专业，进入物理学院。最初也有学数学的想法，但2001年北大数学系在湖北只招定向生。老师同学们都说，学大气啊？那学完是在央视播天气预报的哦，以后能上电视，牛！在对专业性质、就业前景的了解上，我们乡下师生的理解就是这种水平。更不用说，我们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相比，尽管上同样的学校，起点差了会有多远。 要说城乡差别，资源、人脉乃至贫富等的差别只是其中一方面，其实更大的差别在于价值观、眼界以及由此所决定的行为方式、处世态度、社交能力等，这些进一步决定了在学校以及离开学校后的发展方向。 贫富差别在我求学几年中有所体现，但并没有很深刻的感受，毕竟姐姐姐夫已工作能负担我的一定开支，而且自己也能挣点钱。住宿舍、吃食堂，并没有多大开销，最多就是买衣服、电脑、手机之类有差别。能上北大的学生怎么说智商、情商都得比较高三观比较正（个别奇葩不论），因此也没什么攀比之风，反而从老师到同学都还比较照顾我们农村学生，补助、奖学金之类即有所倾斜。我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就穿旧衣服长大，在北大这样的环境中，我也从不觉得一件衣服穿十年会很寒酸。冶游方面，主要都是很经济的户外活动，或者学校、院系、社团出资，也并不怎么花钱。当然，离家远兼交通不便，假期回家的路费和时间是很大的成本，所以我回家次数不多。 前面已经讲到竞赛的事情，大学同学中不少保送生，中学就学过了大学课程，因此对大学学习驾轻就熟，可以将精力用于其它。而我要学好那些课程简直需要九牛二虎之力。最有共性的是计算机和英语，乡下学生这两门普遍差一些，而据说现代世界最不能缺的就是这两门课，因此我首先就跛了两条腿，而且一直跛到现在。物理学院的课程并不轻松，前四个学期110个学分，简直是拼了老命（啊我居然有刻苦学习的年代，甚至当上了学习委员）。只不过那时不太看得上大部分同学期末狂啃两个通宵去考试的学习方式，而是愿意平时多下功夫，直到大四我才有通宵备考的经历（大气动力学不是盖的啊而且我那时候确实已经堕落了）。 进入北大的头几年，我都觉得学经济学是唯利是图的表现，因此对当时刚刚兴起的经济学双学位热潮十分看不上，而是热衷于上中文系、历史系做旁听生，觉得好好学文化才是正途。（然而毕业后不久我花了个把月时间看书考了经济管理中级资格，算是现世报吧。）本科同学也有很多致力于学好英语以便出国，我们在乡下学的英语与此差距太大，于是酸葡萄之，如此等等。那时候我的观念里，对于自己够不上的，仿佛只要做出瞧不起的姿态，就能比它高级了（纯正阿Q范），而并不想着如何让自己真的做到比别人强。毕竟，从尖子生变成在北大垫底，落差还是有点大的。更何况，基本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
才艺特长方面，更加乏善可陈，乡下压根没有这方面的环境与资源。我唯一会的乐器是笛子，自学而成，可进校之初我都不知道竹笛和长笛是两回事，而且没学过乐理，完全不识谱，自己都是胡乱吹，直到大一进民乐团，才有点比较系统的训练。同学们大都记得会吹笛子的我，但很少有人知道我甚至买不起笛子，上大学后买的这支是班主任以演出需要的名义帮我从班费里出的，我拿它参加过学院晚会、军训汇报演出等，而后来它一直跟我闯荡，现在则在波士顿的壁炉架上落灰。同学中间多才多艺的很多，我见到只有叹为观止自惭形秽的分。 要说爱好，我似乎唯有读书与户外运动，都不费钱。最近十来年我平均每年读书一百多册，不过基本都是闲书，从没务过正业，不信可以看我的年度阅读总结，以及前几年写的《阅读的历史》。为何会有阅读的爱好，也许因为乡下太缺书所以反而渴求，也有可能正如我对友人笑谈的：因为没有别的事情打发时间，本质上跟打游戏打发时间是一样的，可是我又没有那个能力学会打游戏；城里孩子从小读了够多的书，不用像我一样需要补课。读书十几年上千册但没有什么进步，也就能够证明读书于我而言果然纯粹打发时间而已。户外运动其实与读书很相似，某种程度上算是逃避，把自己放在一个安静的角落，而不问世事。尽管获得了不少知识，获得了不少对世界的书面以及视觉感知，可真的面对实际，仍然“百无一用是书生”。 我在北大只参加过两个社团，爱心社和山鹰社，在爱心社做过万里行领队，在山鹰社做过登山队攀登队长。混社团要么自己玩儿得开心要么培养点领导力之类，我前一点倒是做到了，后一点则收获不多，自己也从不适合担任领导（研究生导师评论我：是将才而非帅才，十分准确）。万里行领队我就做得很失败，前期准备、实际执行、后期总结都一团乱糟糟，队员们倒是很能容忍我，帮了我太多。登山相对纯粹些，而且攀登队长主要关注技术、装备等而非与社会打交道，我做得还算差强人意。 关于见识，这里记载一则小笑话。某学期电子线路期中考试满分30分，出成绩的那堂课后，回宿舍的电梯里，有同学极兴奋地和我说：“姚明得了30分！”我问道：“哦，姚明是二班的吗？”另一桩糗事是我拿乡下人的眼光看待校园草木，于是做出了偷伐学校竹子的行为被通报批评。城里人与乡下人，即便同桌而食同屋而眠，总有些方面是格格不入的。 在我忙于自己玩得开心、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时候，同学们则或出国深造或实习找工作，都设定好了自己的人生路向，而我却至今都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毕业之前我从未找过实习，也算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可是，正如《你的登山》里所写，登山回来，你还是要面对实际的生活。
找工作的那一年对我也算一种煎熬，也是人生又一个关键节点。尽管变数很大，但事后来看，似乎有些事情也是早就注定了的。我这样在北京毫无背景的农村学生，即便成绩还过得去，又能找到多理想的工作呢？自己的期待一步步放低，最后，成了今天的样子。 我起初的目标是公务员，事业单位，能够较为稳定，有户口，等等，尽管这种工作未必适合我的性格。应试教育在我身上是很成功的，报考国家气象局，我成功做到了笔试第一、面试第一，然而在体检上被人做手脚，以至于三次都无法过关，只能认命（甚至我当时并没意识到是被做手脚了，还以为自己登山运动员的身体真的有问题）。接下来我向北京气象局、环保局投过简历，但我既未参加京考也不是京户，他们也爱莫能助。 退一步报考朝阳环保局，我也成功地在七天时间里掌握了两门我没学过的课程，做到在一百多人的笔试里考出第二名。但原定招聘规则中的“笔试取前两名进入面试”操作中成为五人，最后公示录取的则是笔试第五名的河北农业大学（你听说过这个学校吗）的一个本科生：前四名不是北大就是清华，不是硕士就是博士，看来面对一个京户岗位北大清华的学生并无竞争力。其实，暗箱何必搞得这么麻烦，直接改笔试成绩不是更简单么。 于是，当年想要献身环保事业的我，就这么报国无门，铩羽而归。当然，如果不是局限于北京，我还是有一定施展空间的。只能说，北京人才太扎堆，我这样的实在排不上号。 我还应聘过学校社科部，并且进入公示名单，满心以为自己有戏留校。但是这事并无下文，很久之后我直接给部长发信，部长则亲自回信说，我们不招了。我也无心去查证，那一年社科部是不是真的没有招人。还应聘过中科院，最后一轮面试属于等额面试，可是我居然不在最终录取名单里，我想如果是我表现太差，又何必让我进最后一轮呢。还应聘过学校新成立的一个学院（忘了名字，与国防科技有关），最后一轮面试的第一个问题是酒量如何，我的命运可想而知。 应聘各种事业单位的经历大抵如上，只有湖北气象局是个异数。家乡气象局很希望我回去工作为家乡建设做贡献，当然并非做播音员，而是去全国气象系统八大科研中心之一的暴雨研究所。但当时我并未下定决心离开北京，毕竟大学同学友人多数都在京，回到家乡一切又从零开始。所以，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份橄榄枝。 这条线我应聘的最后一个单位是学校的学工部。尽管他们要求党员而我不是，但面试还是相中了我。但我去过几次学工部看到的都是学生在干活而老师们在玩蜘蛛纸牌之类，我心想，难道以后要一辈子玩蜘蛛纸牌？还是算了吧。有好友为我叹息，就是为京户委屈几年也好啊，何况还有分房之类的。今天的我深以为然，当年却是不屑一顾。这算不算我思想上的进步？
找工作的另一条线是企业。但无任何实习经历的我，似乎与这条线不怎么搭界。考虑到自己喜欢读书，而且读书内容驳杂毫无专精，也许适合图书业，于是我以此为主要发力方向。但是，一厢情愿还是不够，出版社招应届生，瞄准文科生的居多，而招理科生所想要的专业背景知识，我又是相对缺乏的（我真的是不学无术的典范）。 最终接纳我的公司是我一开始拒绝去面试的一家，因为名不见经传，而那时我尚未入行，完全不知道它在图书业内的地位。有一个同学被这家公司录取了，推荐了我，于是公司再次与我联系，并在面试后将我录取。此时我别的方向都已经走投无路，也就只能接过这柳暗花明。当然，以图书业的定位而言，这个入口是非常适合的。 在职业道路上，我想没有太多平等可言。我的求职经历大概可以说明，即便是在天子脚下，体制内的大门也并非向每一个人敞开。国企很多方面与事业单位是同一性质，这一点我后来去地方工作数年，深有体会。你以为自己有才，可很多时候才能是衡量到最后一刻才需要考虑的东西。当然也有人说“天下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那么还是说自己不善于经营自身好了。 从2008年至今，我在五家单位工作过，这个流动频率也是醉醉的。而且我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无法为自己的职业方向做一个规划。似乎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做，但又似乎没有哪一项是我最为拿手的。我似乎是做到了“君子不器”，结果就是不被任何地方需要。尽管我希望自己能献身出版业，但出版业好像也并不需要我，我一直只能在出版业的外围打转。做了两年的图书市场研究，做了两三年的电子书，还有两三年时间是在纪录片摄制组打杂扛三脚架。想当编辑，也相信自己能胜任编辑工作，但尽管我是当年编辑职称考试省内最高分（应试教育在我身上真的很成功），我也还是得不到一份不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编辑工作。人生的痛苦之一，大概就是有理想，但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越来越遥远，所以自己知道实现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与此同时，我的同学中，要么创业成功成为上市公司老总，要么在自己的行业风生水起开创事业新天地，要么成为青千载誉归国名至实归，要么在国外的科研界稳扎稳打成为华人中的翘楚，都不负北大的名声。就算是不太出名的，也基本实现了有房有车、经济自足，能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而我，一事无成，经济上也仅能自保。所以，当同学们在朋友圈高瞻国际大势、纵论金融风云，或者晒欧洲的云淡风轻、澳洲的万里无云时，我却在中国最偏远穷困的农村里，和一群浑身是泥的孩子们一起在泥地里抓青蛙，在河上赛竹排。这些年，每当有人一脸惊讶说到：“原来你是北大的啊！”我就知道，我又给母校丢脸了。 当然，人生的成功是一个多元函数，这么强烈的反差并不完全由我的农村出身决定，毕竟农村出来而在城市过得很好的也大有人在。但是，造成这差别的，在于价值观、眼界，还有自卑心理，而更深的根源还是贫困的背景。既缺乏资源、人脉，也缺乏经验教训，个人的抉择、努力就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之改观，也就是让反差不那么大而已。
在纪录片摄制组时曾和制片聊到当年找工作的经历，说到因为蜘蛛纸牌而拒绝了留校机会时，制片笑言：那种生活和你现在这样在国企混日子有什么区别！你不是越活越抽抽了么！这是大实话。所以后来我又辞职了，可是还是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那么，既然总是回到一无所有的原点，是不是命定我就是找不到什么还算可以的工作，让自己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读书是否改变了我的命运，多大程度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很羡慕那些知道自己的命运方向并为之努力的朋友们，他们有目标，他们的努力都在为自己的人生加分。虽然我比较不情愿那种一眼能看到几十年后的自己的人生，但彻底的迷失大概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随纪录片摄制组走遍大江南北时，主要都是在农村拍摄一些原生的生活状态。看着那些景象，包括孩子们和成年人，我有时候想着，我原本的生活，也许会和他们一样。聊过一些童年经历后，导演也和我说，你就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绝佳例子呀。小时候插秧放牛、偷瓜被打的我，和长大了在图书馆里读书、在公园里约会的我，和而今在会议上听人讲政治而昏昏欲睡的我，在起草的各种文件里对政府曲意逢迎的我，都是同一个我。那么多不同的人生路向，竟然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想想都觉得很奇妙。这么多变化里，哪些是读书带来的呢？ 是的，我如果没有读书，那我会和父辈们一样，在农村扎根，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好打理。随着时代大潮，也许会进城打工，劳作足够年头，带一身伤痛回乡下，进行又一轮循环。可也因为读书太多变得迂腐（这是不少人对我的评价），面对社会总是驽钝不堪，疲于应对。 当然，读书给我带来的改变，正面多于负面。读书让我跳出农门，让自己拥有与父辈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读书重塑了我的价值观，让我能更好地认识自己，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关于读书有太多比喻，我想我不需要在这里接着堆砌什么。尽管，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些年没有变过的理想是希望自己于文化的创造和传播方面有所贡献），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己还需要做出更多的改变，但目前的遥远既可能是因为读书太多而迂腐，也有可能是还没读够的缘故。左右无事可做，还是先读读书吧。
而今故乡成异乡，却在他乡谋稻粱。 这是有一年我返乡时写下的一句感受。那时在车轮上走遍大江南北，总在高速上辨认各种路牌决定行止。而那次回乡，在花坪友人家小住后再同去恩施，高速上看到牌子，恍然觉得与千千万万个别的指示牌并无区别。我的故乡并不比别的地方对我更亲近，我也并不对我的故乡更熟悉一些。在外漂泊这些年之后，感觉就是故乡也成了异乡。我这个处处碰壁的人，也无法为家乡做点什么，尽管家乡还有那么多需要被改变命运的人，在渴望跳出农门。我这个先一步跳出来的，最多只能偶尔回头看看。 当然，我长大的山村与州府还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我去过州府的次数也屈指可数，这样的陌生和疏离情有可原。可对我度过了四年高中的县城，乃至对我童年的山村，我也已经渐渐没有了归属感。尽管思乡，乡愁却没有落脚之处，这一方面因为家乡在一二十年间改变太多，另外也因为我们自身改变太多——这改变主要是因为读书。 遗落了原本的故乡之后，我并没有能找到一个新的故乡。尽管在北京生活也有十几年，但我从未有过归属感，我想大部分北漂也都是这种感受。今年离开北京之前，我曾对着北京的漫卷白云发出过“浮云游子意”的感慨。十几年对北京而言恍如一瞬，它不会记得我，我也不可能在城市扎下根。有句话叫做“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描述的就是这种疏离而漂浮的状态。我们这一代跳出农门的人，为了改变命运，被从故土上连根拔起，扔到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接受另一种生存规则的拣选。同村一个朋友和我说，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就该是被牺牲的一代，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我们是进入城市的第一代人，我们只有牺牲自己，才能换来下一代的扎根于幸福生活。听他讲时我也有点羡慕他，因为尽管辛苦，他也是知道自己目标，知道自己的努力会有什么结果的人。被读书改变的命运，在向着一个清晰的方向前进。
有一个段子是这么说的：小学同学的娃都在上小学，初中同学的娃都在上幼儿园，高中同学的娃都在嗷嗷待哺，大学同学都结婚了，研究生同学则都在单身中。其实这背后也是“读书改变命运”的线性版本。我从小到大的同学中，在我读研时，大体上也符合这一写照。另一线性版本是，小学同学目前大部分在村里（务农或出门打工），初中同学大多在县里，高中同学大多在州里或省里，大学同学则全球各地。 对有些同学、亲友的命运，我时常会有惋惜之感，尤其是不少女孩子，天资聪颖但生在农村，如果能读书上进，她们本可以极大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是早早嫁人，相夫教子。这种时候，并不是一句“造化弄人”的评语可以打发。没有跳出农门的人，很多都并非不能成才，只是机会不够。有没有读书，或者说有没有机会读书，对他们的命运有天壤之别。 但仅仅说“读书改变命运”也太苍白。尽管高考是目前最公平、最不坏的人才筛选制度，但高考面前的不公平，仍然触目惊心。北京保姆的段子城里人看来是笑话，乡下人看来都是心酸。2001年，我虽然上了北大，但如果依北京分数线，我校可以上北大的，会有六七十人，而不是多少年才能捧出我一个。我曾与一些北京同学辩论过这一问题，他们说，北京虽然分数低，但北京学生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啊，话语里满满都是身在帝都的自豪感。我想，给乡下人一个好的教育条件，能学不会那些才艺吗？易地而处的话，恐怕他们的悲愤会更甚于此时的自豪。即便同一省份，省城和较发达城市，与乡下的教育资源不均衡也是极大，农村学生想凭一己之力进入名校，诚然是越来越难了。以北大而言，似乎扩招以来的十几年时间，农村生源的比例逐年降低，不知道近两年有没有升高。与此相似，科举是希望为人才输送、阶层流动形成管道，但有能力通过科举步入上层的人，绝大部分还是世家门第，不会有太多鲤鱼跳龙门的事情发生。 而且，农村学生即便改变命运，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压力也比其他同学大得多。我至今没有过家庭负担的压力，是因为上面有姐姐有哥哥，他们替我承担了那些，使我到现在都还可以漂着而不被生活压到。我同村那位朋友说到牺牲时，不只是指自身，也指他在老家的家人。他有一个妹妹在老家替他尽孝，使他能相对轻松一些。我们这代人是被撕裂的，我们最多能承担自己在城市中打拼出一片生活空间的压力，无法照料远在深山中的亲人，无法许给上下几代人的幸福生活，只能放眼未来，用“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等等话语安慰自己。
与“读书改变命运”相对的，自然就是“读书无用论”，在不少时代它都常常沉渣泛起，让人不得不常常重新定位自己的价值观。段子里也有同村俩人一个读书一个不读书，不读书的在农村如何幸福事业有成，读书的如何在城市度日如年的描述。而至于读书不好的人当大老板，雇用读书好的人为自己打工的段子，也比比皆是。（真想攒一本书叫做《段子里的中国》……）读书究竟有用与否，还是看自己的价值定位，就是你希望自己的成功是什么。这方面，《明朝那些事儿》完结前那段我觉得也是大实话：所谓成功，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我来加一句：读书的作用就在于，让你有机会知道，你最喜欢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这样你才有可能做出选择，并为之付出代价。 马致远有这样一首曲子： 叹寒儒，谩读书，读书须索题桥柱。题柱虽乘驷马车，乘车谁买长门赋？且看了长安归去。 全曲用的是司马相如的典故，他离开故乡去长安时，在故乡桥头上击剑题词，大意是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之类，那桥似乎至今还在，至少号称还在。这首曲子意思是说，你们这些穷酸书生啊，读什么书啊你们？读书得以成为司马相如那样的人为志向吧？可就算你在桥上题了字，中了功名，驷马轩车，衣锦还乡，你够得上有人花千两黄金买你一篇文章的水准么？要是没这个水平趁早歇了呗，咱还是在帝都随便转一转玩一玩回家得了，就当见见世面咯。拙作《给我一条地平线》全书最后一句也是这“且看了长安归去”，用的也是此曲此意。 这是几百年前就有的对“读书改变命运”和“读书无用论”之争的大实话：读书不要指望自己能做到千古一人，当然了能见见世面也是好的。马致远是在抨击那个对读书人并不友好的时代，可他要是没读书，也留不下这么经典的句子给千年之后的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你山穷水复了也许就中了五百万，你人生巅峰了也许转眼就“接机被嫖娼”，那些都是我们无法把握的命运。 所以，一命二运三风水，到第五才轮到读书，这是有道理的。对于读书带来的改变不可寄予太高的期望，就好像《纸牌屋》里烤肉爷爷教训孙子：别信那个骗子的，你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当上美国总统。然而，这也是我们唯一可控的部分，或者说我们可控制的自变量里系数最大的一个。所以，我们能做的，也就剩下好好读书了。 如果你真的是在读书，相信我，虽不中亦不远，命运不会让你太失望的。 2016年5月20日，于波士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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