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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主演的《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桥》相继在中国上映，引起轰动。前者的瓦尔特形象深入人心，后者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传唱至今。 这是南斯拉夫电影的辉煌，也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80后如我，虽未能躬逢其盛，只能后知后觉，但也仍可感受到它们与《地道战》《地雷战》的大不同。 尽管同属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电影乃至文艺仍需为政治服务，即使也隐含着个人崇拜（尽管瓦尔特确有其人，是25岁便牺牲的萨拉热窝抵抗运动领导人，但片中角色身上有许多铁托的影子，以至于人们以讹传讹，认为瓦尔特的原型就是铁托），即使也是游击队和反间谍这样的老题材，但南斯拉夫电影仍然能体现出与众不同的趣味，并由此呈现艺术性。瓦尔特之类的英雄形象固然以高大全深入人心，但民众并未因此沦为陪衬，所以才会有“请看这座城市，她就是瓦尔特”这样的台词。  ▲ 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剧照 南斯拉夫电影的辉煌，本质是南斯拉夫与南共的辉煌。南斯拉夫电影的与众不同，本质上也是南斯拉夫和南共在东欧乃至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特立独行，意识形态的自由使得电影能够摆脱桎梏，不落俗套。 巴塔·日沃伊诺维奇的一生伴随着巴尔干半岛的跌宕。他于1933年出生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一个小镇，此时，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家已存在四年。 南斯拉夫以当年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塞尔维亚王国为基础，经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战后，形成多民族国家，即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步入独裁专制，改名南斯拉夫王国。二战期间遭轴心国入侵，王国解体，南共成立反法西斯游击队奋起抵抗，于1945年底宣布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与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一同成长的巴塔·日沃伊诺维奇，起初是话剧演员，1955年参演电影《库姆巴拉山上的歌声》，1959年凭借电影《没有时刻表的列车》走红。他一生中参演电影达三百多部，以游击队员形象深入人心。  ▲ 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剧照 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历史仅有四年，却是二战中最为不屈的记忆之一。在战争中，这个总人口仅一千多万的国家牺牲了一百多万人，大多数游击队员未能亲眼见到胜利。战后，游击队题材电影层出不穷，多半取自真实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早在60年代，东西方世界仍壁垒分明时，南斯拉夫电影便出现了不少合拍片，如1969年的《内雷特瓦河战役》，便由南斯拉夫、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国合拍。这一来说明南斯拉夫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德国和意大利这两大当年敌国参与拍摄“打自己脸”的片子，既是反省，也是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敬意。1974年的《游击队员》也是一例，由美国和南斯拉夫合拍，有意思的是，片中的游击队长非但不是高大全形象，还差劲得很，也可见南斯拉夫电影的与众不同。 这种与众不同当然需要底气。1944年，苏军援助南斯拉夫，解放贝尔格莱德，但沿途劫掠，大肆奸淫女性，引发南斯拉夫民众恐惧，也使得铁托为首的南共心存不满。苏联在南斯拉夫铺设的情报网被南共一一破获，也使得双方濒于撕破脸皮的地步。1948年，双方决裂，苏共决定将南斯拉夫逐出社会主义阵营，南斯拉夫则坚持独立，在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等兄弟国家的政治事件相继爆发时，仍能安定发展。 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南斯拉夫是东欧世界唯一未加入华约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更是独立自主，不好大喜功，成为东欧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且“富在民众”而非“富在数字”。从50年代开始，西方文艺作品和西方游客均可自由进入南斯拉夫，当时每年涌入南斯拉夫的西方游客甚至达到六百万人次。  ▲ 铁托（1892-1980） 在当时的东欧和中国，这种文化交流几乎不可想象。且不说东欧，中国当时正处于无穷尽的运动中，北影接到《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译制任务时，一度无从着手，因为当时国产片拍摄已陷于瘫痪，电影工作者多半已经下放干校改造，无人可用的北影只好临时从干校召集一批人回来承担译制。 据1976年的统计数字，南斯拉夫的人均GDP已超过两千美元，汽车、住房、电视和冰箱是多数家庭的标配，八年义务教育早已落实，富庶程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首屈一指。当然，日后分裂的经济隐患也已显现，最富庶的斯洛文尼亚已与意大利、奥地利旗鼓相当，马其顿等则是欧洲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当然，最大隐患来自于政治。铁托以强人政治维系多民族共存，不惜以整肃维持稳定，如1953年整肃德热拉斯、1966年整肃塞尔维亚的兰科维奇，后者持续到70年代，整肃塞族干部达四万余人，这些行动尽管极具震慑力，但却埋下不信任的祸根。在他死后，南斯拉夫渐渐陷入泥潭。 1992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宣告解体。2003年，南斯拉夫联盟不复存在，不断的种族战争使得这片土地不复昔日繁荣，一个接一个的独立国家合力上演了一场巴尔干版战国七雄。 作为南斯拉夫最受欢迎的演员，巴塔·日沃伊诺维奇无法逃避大时代的变迁，甚至还卷入了政治漩涡。有意思的是，在他去世的相关新闻里，有人称他“不仅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电影演员，同时也是塞尔维亚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之一”，这种不顾事实的为尊者讳，实在让我发笑。1990年加入塞尔维亚社会党的他，曾当选该党副主席，2002年8月曾被推举参加塞尔维亚总统竞选，但因米洛舍维奇反对而作罢，2003年退出政坛。而且，他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支持，也使他失去了塞尔维亚自由派以及其他前南成员国民众的心。 他当年竞选总统时，我并未留意他便是“瓦尔特”。第一次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是前几年读金雁那本《从东欧到“新欧洲”》。在书中，金雁写到米洛舍维奇，巴塔·日沃伊诺维奇恰恰是他的追随者。 金雁写到，当时国内对米洛舍维奇的评价明显两极化，有人认为他是“巴尔干屠夫”，有人认为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认为他“对南共表现出少有的忠诚与坚定”。 金雁则认为，非塞族人将米洛舍维奇视为屠夫并不难理解，但从塞尔维亚内部而言，米洛舍维奇固然专制，而且统治期间不乏政治舞弊与暗杀，但在90年代的民主大潮下，仍无法改变多党制的存在，所以“政治自由在米氏时代是多少的问题，在铁托时代是有无的问题”。但米洛舍维奇作为旧体制的“推墙者”，对南共绝非“忠诚与坚定”，顶多只是忠于塞尔维亚。 也正因此，所谓米洛舍维奇是“铁托第二”的说法压根站不住脚。铁托的民族主义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米洛舍维奇所推动的则是极端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二者甚至对立。当年铁托一力推动一党制，就是为了彻底消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以维系多民族共存。 作为米洛舍维奇的追随者，巴塔·日沃伊诺维奇被推上前台并非偶然。他成为竞选总统候选人时，米洛舍维奇已经身陷囹圄，社会党也希望打“铁托牌”，争取民众支持，而深入人心的“瓦尔特”当然是绝佳人选。但身在海牙的米洛舍维奇仍可遥控，不同意其为候选人，而是指定了塞尔维亚激进党主席舍舍利。 或许，“瓦尔特”并不适合政治，更不适合血雨腥风的政治。他曾在电影里保卫过的萨拉热窝，在那段分裂岁月里再度遭遇炮火摧残。波黑战争是二战后欧洲最惨烈的战争，萨拉热窝恰恰是战争的焦点，无数人死于这场战争，其中就包括当年与巴塔·日沃伊诺维奇一起合作《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的导演哈·克尔瓦瓦茨。这位导演是“游击队电影”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穆斯林，他不愿离开家乡，结果在战火中因饥饿而死。 如果说二战时的“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一种悲壮诗意，那么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波黑战争的炮火，又算是什么呢？  ▲ 电影《桥》中的塔拉河峡谷大桥，位于黑山北部 （本文原标题：《成也南斯拉夫，败也南斯拉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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