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记忆里——我的家庭回忆录

掩卷长叹，是过滤掉喧哗的安静，是苦难之后的背影悄然远去。钱理群先生的家庭回忆录诚如其在后记中所言“是现代知识分子各种选择和命运的一个浓缩”。此书展现给我们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大时代的变迁中——命运的无奈及信仰的坚守。最为朴实的文字，是最为真挚的情感；个人命运的喜怒哀乐包含着时代背景下的苦苦思索。在面对历史选择性记忆的情况下，以理性思考“儿女以仇恨代替对父母本性的爱；研究者将一部分对象人为地拒之门外”这样的怪现象，对我们至关重要。中国正处于和平崛起的关键时期，大时代的复杂背景使我们的国家再也经不起任何的折腾——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历程，于个人、于国家的发展都是值得思考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他以对20世纪中国思想、文学和社会的精深研究，特别是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审察，得到海内外的重视与尊重。

关于钱天鹤先生，若不是通过钱理群先生的悼念文章，我对其可谓一无所知。为什么会遗忘？这与我们一向强调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完全背离的。那是一位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以自己的赤子之心投入到民族的“救亡图存”运动中——不会再遗忘，因为救赎，因为心中的形象是用鲜活的思想刻录下的。钱天鹤先生关于我国农业的思考在当下看来依然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现代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的基本特点即是农业的商品化……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的利润，以便在实质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积极性……为此，就必须从工业、商业、金融、贸易等各方面给农业以实际的扶持……”假若早点整理且践行钱天鹤先生的农业思想，我们的农业发展会少走很多弯路。面对城乡二元结构，从钱天鹤先生的思想中寻找灵感，在今天依然可以为我国农业发展做出贡献。书中，钱理群先生就与父亲“划清界限”写到，“在我这样的十四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读来使人黯然神伤，感到心酸，这是时代对个人犯的罪——那个时代有过辉煌，也有过苦难，这都是今天应该铭记且思考的。

关于建国后部分科学家冲破重重险阻回国建设新中国，我们所熟悉的一般是钱学森、邓稼先等；但是钱理群先生在书中用近一半的篇幅为我们描述了一位把一生献给黄河治理的赤子——钱宁教授。我无意去赘述钱宁先生一生的历程，因为那是文字难以表达的，其人生所承载的苦难辉煌更多的是时代声音。与岳南在《南渡北归》中所描写的大多人文类知识分子不同，钱宁作为自然科学知识分子的遭遇或许会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一种新的视角。钱宁先生在黄河治理与水利工程建设中，追求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的结合，工、理、文的融合——这对现今我国教育发展仍具启发意义。他关于“黄学（黄河研究）”的设想更使我们感动，以其卓越远见为我们指出一条大道。我们都说那是一个拥有信仰的时代，不管经历怎样的委屈与挫折，知识分子把拥有的一切无私地献给祖国。钱宁的一生就是不管社会以怎样的态度对他，他都是用满怀的热情拥抱社会、感谢人民——其实，我们更应该感谢他，不仅是黄河的治理，还有关于自我的坚守。

书中最为触动我内心的一段话是钱理群四哥1981年在写给儿子的家信中说道，“社会风气、党风的破坏，对青少年的毒害，这无形的损伤更难弥合。它将人们头脑中最神圣、最美好的形象、憧憬玷污了。我们年轻一代变得庸俗化、市侩化了。他们视理想为空谈，目献身精神为呆气，使我们老一辈深感忧虑”。作为晚辈，这担忧深深地刺痛我，促使我去反省、去继承。钱理群四哥和二姐都是在学生时代反抗国名党统治压迫、放弃舒适的生活毅然参加革命的，他们聚集在中共“反集权专制、反独裁、争取民主与自由”的旗帜下——但在建国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命运多舛。我们不必回避甚至否认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革命在最后与专制联系起来，狠狠地抛弃了曾经投入它怀抱的赤子青年们？在当下的社会建设中，思考“文革”中人性的善与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我们必须坦然面对的。

读完全书，痛心的是一群赤子在最好的年华里未能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才能，欣慰的是他们在最苦的年代也坚守着自己的信仰与热情。时代给了我们痛苦，也给了我们感动——我们活着的一生终要有所坚持、有所追求，才无愧于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