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私下谈话中的王瑶2014年5月7日，为纪念著名学者王瑶诞辰一百周年，“精神的魅力——王瑶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研讨会在隆重召开。研讨会由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王瑶先生的弟子孙玉石、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等知名学者与来自海内外的一百余名代表、嘉宾与各界人士参加了会议。  以下为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致辞： 搜狐教育独家网络门户报道，转载请注明出处！ 刚才解志熙老师和高恒文老师所讲到的王瑶，我觉得可以概括说是学术著作中的王瑶。我也写过一篇文本中的王瑶——《读王瑶的“检讨书”》，已经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这个话题过分沉重，好像在今天这个场合讲也不太合适。所以，我今天主要讲的是一个私下谈话中的王瑶。 其实王瑶的学生和朋友都知道，王瑶先生的私下谈话是非常有特色的，与著作语言的严谨不同，充满了幽默和机智，常出人意外，又入木三分，而且点到即止，绝不多说，全靠听者有没有悟性。我记得我当时和平原曾经私下讨论过，准备把先生在客厅里的高谈阔论录音并整理成书，那将更是表达先生思想和精神的著作，但是我们还来不及做就风云突变，先生也被“卷走”了，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在先生仙逝之后，我写出了我印象最深的先生讲话的片断，今天做一个总结，有十四句话。能够公开说的，大概只有九句话。 首先是对我的四次师训。第一次，是1978年我入学不久的师训：“不要急于发文章”。这和今天完全不一样，现在的体制下，不发表文章就麻烦了。先生说：“钱理群我知道你已经39岁了，年纪很大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冒出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一个传统叫‘后发制人’。有些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一举成名，但是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是真本事。” 第二次，是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当先生助手的1981年，这又是我的人生关键时刻。王先生专门找我谈话：“钱理群，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机会非常多，但是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要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你主要追求什么东西，然后牢牢地把握住，利用你的有利条件尽量做好，充分发挥。其他的事情你要抵挡住，不做或者少做，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要拒绝诱惑，牢牢地把握住自己要的东西。”这应该是王瑶先生对我最有分量的一个嘱咐，我一直到今天，还时时回味先生的这段话，始终坚持遵循先生的这一师训。这大概是可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的。 在担任助手期间，先生对我的教诲反而不多。一次在闲聊的时候，王先生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蒙了：老师怎么问我这么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24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24小时。你怎么支配这24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的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我就反复琢磨王瑶先生这句话，我觉得这是对前一句话的补充与延伸，他是在提醒我：你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须要有所付出，甚至有所牺牲。“不能样样求全。”后来我在给北大学生和北师大学生演讲的时候，转述了王先生的这一教诲，并且做了这样的发挥：“要做学问，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要超脱一点。这看起来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物质化和商业化的时代。说实话，王瑶先生的这一教诲的意义，我也是这些年经历了好多事、看了许多人的变化，才逐渐意识到的。” 最后的教导，是王瑶先生逝世之前留下的遗训。那时形势非常紧张，大家都有点惶惶不安。王先生说：“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有人问：“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先生回答：“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一切自己决定，一切自己选择。”说完这些话不久，王瑶先生就“走”了，留下我们这些学生，自己选择，自己决定，一直走到现在。 现在再讲第五句话：这是讲他自己的选择。有一天，王瑶先生突然对我说：“我现在老了，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垂死挣扎’，什么事也不做呢，又是‘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我听了却为之一震，立即联想起鲁迅《野草》里的“死火”的两难：或者“烧完”，或者“冻灭”，而最后的选择也是：“那我就不如烧完！”后来，我在给学生讲《死火》的时候，转述了先生的这段话，并且作了这样的解释与发挥：“这其实是一个古老的人生的哲学问题：所谓‘冻灭’（‘坐以待毙’）就是‘无为之死’；所谓‘烧完’（‘垂死挣扎’）就是‘有为之死’”，“结果都是死，但过程不一样，就有不同价值，所要追求的就是生命过程中的价值”；“所谓‘与其冻灭（坐以待毙），不如烧完（垂死挣扎）’，所要选择的就是积极参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态度”。现在，我也老了，也到了王瑶先生当年的年龄，对鲁迅的，也是王瑶先生的这一人生态度与选择，就有了更深切的体会了：尽管明知是垂死挣扎，也要积极有为，这就是“反抗绝望”。 因为上午听平原讲话，引起了我的另一段回忆，我补充说一下。王瑶先生到八十年代，确实选择了不是做太多的事情，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他选择我做他的助手，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钱理群，我让你做我的助手，你的任务是什么呢？现在的国家，你要不动，什么事不做，谁也不注意你，就把你忘了。你的任务，就是帮我晃来晃去，表示我王瑶的存在。”这个话我当时非常震惊，而且确实，我心里很悲凉，王先生看的太透了，太聪明了。我立即想起来，其实八十年代以后，很少做事的有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王瑶，另一个就是钱钟书。像钱钟书，他基本是整理著作，写的很少。王瑶先生也看得太清楚了。像得后先生说的，王瑶先生说，“你一定搞清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对这个“不能做什么”看得太透了。我在他身边强烈地感觉到，他对现代文学学科的绝望。所以，有人说王瑶，“王瑶与其说是北大的，不如说是清华的”。我还想补一句，还有人说，“王瑶是古典（文学）的，不是现代（文学）的”。因为他觉得，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不能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所以他觉得现代文学不可能真的有大的发展，真正有作为的可能是古典。但是，他又回不到古典，他看得太透，因此就确实非常绝望，但是他又反叛绝望，所以我们不能太夸大他内心的绝望，他总体来看还是积极有为的，积极去做他许多能做的事情。那么就真正体现了鲁迅的精神，“反抗绝望”，既看清楚了一切，但还是努力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我想补充的一点关于王瑶先生的记忆。 我记忆中的王瑶先生的第六到第九句话是谈知识分子的。第六句话说；“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所谓分子，就是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有过无数的讨论和争论，王瑶先生寥寥数语，就讲清楚了。 有一次，王瑶先生突然跟我谈起当代的一些知识分子的表现来。这是很少有的，王先生一般不在学生面前去褒贬什么人，因此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理解，王先生并不在意于具体的褒贬，而是借此概括知识分子的某种典型。让我终身难忘的，是两个概括。 王先生说，某些知识分子看起来很博学，谈古说外，其实都是“二道贩子”：对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贩卖而已。这是一种知识分子。 王瑶先生又说，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很聪明，开始也用功，在学术上确实作出一些成绩，取得了一定的学术地位。然后，就吃老本，不再做学问了。而是到处开会、演说、发言、表态，以最大限度地博取名声，取得政治、经济的好处，这就成了“社会活动家”了。但也还是打着“学者”的旗号，这个时候，学术就不再是学术，而成了资本了。当年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投资，现在就要获取最大的利息了。 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这样的“二道贩子”，这样的“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恐怕是越来越多了，我因此不能不感佩于王先生的“毒眼”和远见。同时也时时警戒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伪学者”。 我要说的王先生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第九句话，现在已经几乎是社会流行语了：“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我记得王先生先是在私下里和学生、朋友说，后来，在政协会上一说，就传开了。一直到今天，人们说起知识分子的处境与选择，也总要提起这句话，王先生确实把中国体制下，知识分子言说的尴尬、无奈和顽强坚守，说透了，而且用的又是“王瑶式”的表达方式。有意思的是，今天人们提起这句名言，已经完全忘记了发明者是王瑶。我由此想到，我们这些学者、教师，一辈子说了无数的话，没人记得住，但是王瑶先生这样一句话就在社会流传，经久不息，大概是很少见的。 王瑶先生在生命最后的时刻给我讲的五句话，我这里就不再讲了，但是我仍然想讲一下当我回想起他这最后五句话的时候，所写下的一段话：一个人的生命是有爆发点的。王瑶先生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将他自己的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正气全部爆发出来，那是惊天动地的，至今我还感受到那样一种震撼力。王瑶的意义也就超过了文学史学科的范围，而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价值，成为北大传统的象征和代表之一，这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王瑶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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