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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飞翔 钱理群先生在《我的精神自传》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他初入学术界的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常发一些“惊人之论”，因而遭到一些人的非议。这时他的导师王瑶先生便劝告他：“你在学术界还没有站住脚，你不要那么冲；学术研究既要显出你自己的东西，又要讲策略，你得要存在，要不别人掀倒你太容易了。”王瑶先生的此番讲话无疑是“一个智慧老人的忠告”。后来钱理群先生在一篇写王瑶先生的回忆文章里这样概括王瑶先生对自己的教诲：“研究者本身不得不考虑保全自己的问题——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研究者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王先生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打太极拳’、‘擦边球’、‘外圆内方’）。他一再告诫我，在学术研究中，既要有‘求真’精神，绝不可作违心之论，但也要注意分寸，掌握什么时候，可说，不可说，说到什么程度之类的分寸。” 王瑶先生的话让我想到了季羡林先生的那句名言：“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为什么“真话不全说”呢？这是因为说真话也要讲究场合和时机，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说真话。什么时候说，说多少，这是大有讲究的。“假话全不说”，是一个人的道德人品问题，表现的是一个人的良知；而“真话不全说”，是一个人做人的技巧问题，表现的是一个人的生存哲学和智慧。 李泽厚与易中天在一次对话中也谈到了学者生存这个话题。易中天先生说，不管是谁，都要养家糊口过日子！“墨子独能任，奈天下何”？何况清贫也不等于一文不名，基本的生活总要有保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他还可以“种豆南山下”。一旦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餐餐饭都要靠别人施舍，想到庙里挂单都不行，有几个人能不被收买？人，总有扛不住的时候，除非下定决心饿死在首阳山。可是，就算你自己扛得住，老婆孩子呢？要不要管？基于此易先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没有经济独立，就没有人格独立；没有人格独立，就没有思想独立。 联系实际，现实中无论是写文章还是讲话，学者们往往不得不有所顾忌。很多时候他们是一边做学问，一边又要提防“老鼠来咬脚后跟”。就连杜维明教授也感慨“国内学术界内耗太厉害”。 何谓学者？以我的理解，就是被上帝从芸芸众生中挑选出来承担某项特殊使命的人。上天怜悯我们才派他们来引导我们、拯救我们，他们爱极了，也狠透了。世人愚昧，虚妄遮眼，往往视这些人为“异类”，加以排挤甚或是迫害。因此无论是鲁迅，还是季羡林、王瑶、钱理群、易中天，任何一个一心向学、一意求真的学者都要面临一个如何生存的问题。人们常说，鲁迅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战略家、策略家，其实一切希望在中国生存下去的文人、学者都是不能不考虑策略、方法以及自我保全，而这一切相对于学问本身又实在是另一门大学问，是需要用一生去琢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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