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政治污点背负一生——赵孟頫的名节

一湾清澈明静中略带几分沧桑的湖水。一带憔悴垂杨。一座历经整修几失原貌的破败石桥。一幢高墙宽檐，重钥深锁，乍望之下就使人预感里面也许会藏有某种不为人知的故事的恢宏宅院。今年初春的一个下午，当我陪同一位专程前来凭吊遗迹的外地朋友，站在位于现今湖州月河小区甘棠桥边的赵孟頫旧居门前，我们的第一个奇异感觉就是自己仿佛时间隧道的激情穿越者，转瞬之间就从二十一世纪光电斑驳的网络世界重回到了笔墨纵横的古代。斜阳。衰草。枯萍。昏鸦。带有明显南宋建筑风格的临河廊屋。青衣布鞋倚立门前的老者，蹲踞河埠的浣衣少女的窈窕背影。真的，如果不是楼头木格窗棂内传出的电视机声音和附近月河桥上不时驶过的豪华轿车的时代标志，一切幽秘得简直就像是此间主人当年所绘那幅著名的《苕溪渔隐图》的一个精采片断。虽然时间与历史已将原先的跨街骑楼和门前相传由赵手植的那棵大银杏树的浓荫无情斫伐，包括宅中富赡的藏书，金石字画，私人游舫，还有《云烟过眼录》所载初次出仕从京城弄回来的那几十件价值连城的书画古物。甚至当年水边绾系画舫绵缆的兽型柱石，也早已为岁月的手掌轻轻抹平。但这幢古宅历经兵火与劫难神奇地留存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应该已足以令人欣慰。考虑到宅主历代为人诟病的暧昧的政治身份，加上当地侈谈气节、标榜情操的士风的因素也许更该作如是说。根据地方文献学家的考证，宋元以后这里曾分别作为明成化年间千户孙氏衙门，清代丝绸巨商钮氏，民初江南著名藏书家密韵楼主人蒋汝藻等的私人住宅。这些殷实有力者的居住既反映出赵身后其家族门弟的迅速衰败，客观上也为旧居的修缮与苟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尽管它的现存面积一如门前的月河，尚不到当初鼎盛时的四分之一，但对于象我朋友这样虔诚的后世朝拜者来说，想必已足够令他神情激荡并感慨于不虚此行了。虽然我对这位当地历史上最著名的艺术大腕一向不怎么感兴趣，临行前于落日残照、暮烟苍茫间蓦然回首，内心还是不由自主有一种爱憎交加的复杂情感。   　　从旧居出来到莲花庄，   这对绝大多数的慕名来访者都是一个必备节目。步月河桥东拐过四面厅，前后才不过短短的几分钟，若采用船行的方式更是只有区区一水之隔。但在精神之途中，赵当年走完这段路程足足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位货真价实的宋太祖赵匡胤的第十一世孙，由于先祖自高宋南渡后就一直封邑湖州，其父赵与訔又长期任官浙西，因此，位于该城东南横塘的这座江南名园既作为他的襁褓与摇篮，也是他后来在内心世界唯一为自己细心保留的一方净土。在公元一二七五年岁末蒙古人的铁骑席卷沙尘与马粪味骤然降落到门口以前，赵似乎一直由母亲丘氏督导着在这里学习、生活和成长。他的两位老师分别是当地大儒敖继公和宋末杰出画家钱选。据赵成名后自己不无炫耀的回忆，五岁入塾学书时的一些涂鸦之作，当时据称就已达到了“时人持去可以鬻钱”的水平。对于一个世代尚武，钟鸣鼎食，并无多少家学渊源可溯的将门之子而言，这样的质材颖悟、出手不凡确实令人吃惊。吴兴山水深邃的文化命脉加上身体内部某种命定的天才力量，也许可以用来作为对这位注定要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盛名的杰出人物的唯一解释。当时赵是那样醉心笔墨，好学不倦，以至十二岁那年父亲在杭州因故猝亡这样的突发事件，似乎也没能让他泼墨挥翰的手腕轻易停顿下来。同时他的生母丘夫人也声泪俱下、言词疾厉地告诉他：“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吾世则亦已矣”。包括几年后他的援例以父荫补官，后又被授予真州司户参军一职，事实上也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学业。因为这种明显带有抚恤性质的所谓朝廷恩命，说穿了不过是让一个宗室子弟无功受禄，白白享用一份丰厚的官俸而已。      　　《岳阳楼书画录》里留有存目的赵传世最早的那卷作品——十一页的《行书读书乐趣》，从时间上看，应该就写于这以后不久吧？落款地点即为现在莲花庄中区松雪斋后林石掩映中的印水山房。那天黄昏我们曾在那里逗留了不少时光，于花气氤氲、水光潋滟的初春暮色中，一边闲看一边讨论。引起我们兴趣的当然不是这篇即兴随笔文采或命意上有什么独到之处，另外由于全集里未见收入，是否真能确定归入他的名下也还是个问题。但作者文中展露婚后生活场景“既归竹窗下，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那段描述，除了文笔生动，朴素，令人神往以外，内容上也与后来他试图将自己出仕元廷的荒唐行径解释成为生计所迫时再三强调的“向非亲友赠，素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倒也丝丝入扣。由于他与女画家管道升令后世歆羡的婚姻事实上迟至与异族统治者合作后的第三年，即他三十六周岁当年才真正得以结合，因此，几乎可以很肯定地说，在此之前赵应该早已另有家室并至少已经生有一子。其次卷尾所押“印水山房”朱文方印也很有意思，这不仅在赵一生留下的书画中绝无仅有，更重要的是即使它在现实世界里真的存在，其原址在武康山中的可能性肯定也要远大于湖州。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处胜迹恐怕只能是一个膺品。包括园内的其它景点如松雪斋，鸥波亭，清胜轩，紫芝亭等，也大都出自好事者的移植与附会。根据到目前为止我所掌握的资料，被明代以后的郡志强派到他名下，以莲花喻出污泥而不染之意，为其仕元一事开脱的所谓“子昂别业”，与他本人青年时代以后的生活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赵自己笔下对此从无半句言及。现存世界各大博物馆与私人收藏家手里的近千件存作的题识与落款中，你更是休想找到哪怕一丁点儿与此有关的信息。而我的一个大胆推测是：自至元十二年赵二十二岁那年冬末湖州沦陷，这座园林很可能已大半毁于兵火或成为蒙古人的屯军之所。在此前后赵氏全族数百人于惊恐之下早已纷纷各自作鸟兽散，藏匿乡下或避乱山中。即使多年后赵以新朝奉训大夫、兵部郎中的显赫身份富贵还乡，迎娶新欢管氏，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又曾经重回此园居住。相反，在他一生所留下的为数颇众的诗文中，倒是毫不掩饰自己对一座湖杭交界处的县城德清的深沉情感。不仅多次言明该地有他的居所与别业，还爱屋及乌地对那里的文化、物产和山水进行了由衷颂赞。如果有兴趣翻一下四库版的十一卷本《松雪斋集》，就会发现仅以“德清别业”为题的诗，在他的文集中就有八首之多。      　　于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史学界的问题，至此不可避免地再次浮上了水面——那就是赵生平与德清的既微妙又神秘的关系。这位祖籍开封，生长湖州，在政治和艺术领域都曾经大出风头的两朝名士，一生中何以对天目山下一个小县城情有独钟，说起来这确实是件相当令人感兴趣的事情。那里不仅有他的别墅、亭阁、画室、书舫、田产与奴婢，我甚至断言中国书画史上的一所重要艺术原创地——大名鼎鼎的松雪斋——就座落在山水幽绝的余英溪畔，（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紫芝亭记》“集贤直学士赵君之隐居，在德清龙洞山之阳”。仇远跋《与陈仲美合作吴兴山水幅》“大德五年辛丑秋仲，仲美访子昂学士于余英之松雪斋，霜清溪碧，作如此活”。戴与仇都是与赵同时且齐名的好友，所述应该完全可信。）而绝非如历代郡志所胡乱指点的在前述湖州甘棠桥边老宅中。所幸一九八五年在德清乾元山出土，现今尚躺在该县博物馆仓库内不为人注意的一块墓碑，相信可以给所有关注此事的研究者一个大致满意的答复了。根据墓文作者李埙自述，死者为他的长兄李熙。兄妹四人，二姐嫁武康军节度使赵与芮，查《宋史·宗室表》可以得知，此人为宋理宗赵昀的亲弟，是个来头很大的人物。《齐东野语》说他后来又娶隆国黄夫人之女为继室，生子孟启过继给哥哥，从而又鬼差神使地成为宋朝第十六世皇帝宋度宗的生父，位高权重，这也不去说它。埙为老三，而真正令我们感兴趣的应该是老四，“次女适迪功郎新饶州司户参军赵与訔’’，也就是赵孟頫的父亲。杨载《赵公行状》里说赵父原配为“硕人李氏”，死于赵出生前四年，两者相合起来丝毫不差。至此，赵与德清的因缘之谜总算全部解开。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故先大母的父亲李仁本，此人系南宋名臣参知政事（副丞相）李彦颖的嫡孙，自己也曾以承议郎领浙东提刑按察使，在当地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大姓，家财饶富，政声遍闻。可以想像，在元兵南下、临安告危的风声鹤唳的日子里，作为家道中落的寡母诸儿二十余口，加上身上又带着令人畏惧的宋室印记，如果想要出外避难，看来确实没有比德清山中的外公家更好的地方了。赵生前选定自己与管夫人的身后葬地为洛舍东衡，可以看出这座曾给予他庇护与慰藉的县城在他一生情感上的份量。      　　松雪斋时代就这样差强人意，在毫无选择余地与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开始了。作为赵宋亡后政治态度的一个标志，尽管此名的由来缘自父亲遗下的两把古琴“大雅”与“松雪”，但他毅然选定后者并决定开始用它行名于世， 私下里显然应该包含着比音乐更多的内容——比如说，展示心志与思想。何况这一喻意与他当时的遗民身份又是那么贴切。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猜想，在赵最初的人生理想中，不能排斥确实打算从此啸傲林下，在布衣蔬食、诗书琴画中从容消磨自己的一生。他曾花费数年时间写就一本音乐专著《琴原律略》，似乎也有意无意为我们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根据后来戴表元在为该书所作序言里的描述，青年时代的赵既孤僻倨傲，又愤世嫉俗，俨然一个有意与主流社会保持距离的另类形象。许多年后为《淳化阁帖》撰写题跋时赵自己也承认，当初他为求购此书，两年中曾多次进出杭州的书铺，并先后弄到两部缺本，后又多方托人调换方得凑齐全帙。这样的精神与闲情，想必也可从另一侧面让我们体味到他那段时间的真实心境。      　　但他的生母丘氏显然对此不以为然，进而深感不满。这位似乎天生具有政治家头脑且信奉“有奶便是娘”人生哲学的女人，自从全家在德清安顿下来以后，就曾振聋发聩地大胆预言：“圣朝必收江南才学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读书，何能异于常人？”当然，她强调的读书肯定并非书画与琴艺，而是封候拜相所必须掌握的经世治国之术。作为世食宋禄的皇亲国戚，其身又贵为宋度宗的姨娘，如此开放搞活、好象有意要与岳飞母亲对着干的言论，即使在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听来仍不免令人感到吃惊。由于这段文字最早见于赵身后由门人杨载撰写的行状，台湾学者潘柏澄在感叹“丘氏无故国之思，竟督子昂仕元”，并表示“甚奇”以后，不得不怀疑这样不尽人理的说法是否有可能出自赵自己的弄鬼。他经过反复思考辨析后提出的一个有意思的观点是：“或因子昂不能以死拒当政之邀，（左面右见）言出任后，深知悔恨，乃思假奉母命以求人谅恕。弟子杨载从之三十年，闻其语，而记之如是也”。这样的推测尽管过于苛刻，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不管怎么样，在为期十余年的松雪斋时代后期，赵的思想已明显有了某种微妙的变化。至少我们发现他的身影已经渐渐从琴桌翰几前离开，开始专注于朝政和经史名籍。另外，交游也成为他生活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当时他跟一个名叫顾善之的书法家打得火热，甚至还有可能通过此人结识了几位同样癖好书道的地方蒙古官员。作为对上述慈母一番良苦用心的酬答或应付，赵生平最重要的一部学术著作——《尚书集注》——就依稀成书于那几年中。也许，与世俗的荣华富贵相比，所谓精神的高洁有时确实显得过于沉重与奢侈了。从政治形势上来看，占下汉家江山的元廷似乎也不像原先传闻中那样野蛮与无知，一些汉人文职官员开始陆陆续续受到征用。他的原任湖州最高地方官员浙西安抚使的叔叔赵与可献城投降后官运亨通，他的另一位叔叔赵与（上票下四点水）甚至已在元世祖忽必烈身边做了近十年的侍讲学士。这些发生在身边的故事犹如大风摧松，春阳融雪，日复一日影响着赵的生活和思想。同时，尽管李府上下时有接济，但全家二十余口仰食于人，何况又非亲生骨肉，经济上长期这样下去也总不是办法。因此，我们应该有理由可以相信，在至元二十四年出仕元朝前的那几年中，当寄居德清的赵于深夜的灯下无语独坐，思虑万千，昔日名园巨宅、紫衣玉食的生活早已成为记忆中不堪回首之往事，眼下最重要的事情，看来就是如何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审时度势，瞄准机会，以图东山再起。上述丘氏那番为后人诟病的名言，估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次次告诫赵的。是的，在挣脱了气节、情操之类的精神桎梏后，发愤著书立学，争取早日出人头地，确实已成为赵当时远较心灵问题更值得关心的现实课题。      　　从事后披露的内情来看，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的课余笔闲之际，他偶然结识了邻村西茅山下一位乡贤管伸。老头祖上曾居湖州城西二十里栖贤山，后因某种不为人知的缘故迁移至此。自称战国贤者齐人管仲之后，生性落拓，喜好风雅，对这位出身高贵，眼下正处于逆境中的年轻人不免青眼另加。同样持这种钟情态度的似乎还有他二十多岁尚待字闺中的女儿管仲姬。尤其是后者于操持家务、缀弄针线之余练就的一笔生意盎然的墨兰，更是为两人迅速发展的感情提供了某种养料和基础。可以想象，又一个落套的张生崔莺莺式的传奇故事，就这么匆匆忙忙上演在今天德清干山乡境内的桑巅篱落之间。虽然据称素有“倜傥侠义”之名的管公在剧情后来的发展中坚持扮演与崔母相类的角色不免令人扫兴，但考虑到赵当时已结婚生子，更致命的障碍是他犹如文革中走资派代表人物子女似的危险的政治身份。这一切打算让一个世代安分守居的士人发扬大无畏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接受下来，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过分，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颇有些强人所难。好在赵管恋情最终还是以缘结秦晋而告结束，时间是公元一二八八年的春天，也即他时来运转，应召出任元朝兵部郎中大约两年以后。鉴于赵一向有名的敏感、倨傲的性格，管这样见兔子撒鹰的做法未免令他内心受挫，并自觉有理由心怀怨恚。在老丈人身故后所作《管公楼孝思道院记》一文中，他挥纵春秋笔法，寓不尽之意于言外，特别标明“仲姬特所珍爱，至元廿六年归于我”就相当有意思。另外，由于生前没有写真留存下来，有关管姿色的猜测一向也是令后人感兴趣的话题。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女人性情刚烈，处事敏捷，其生活能力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至于说到容貌那恐怕连中人之姿也谈不上。因此，她与被誉为“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的赵的婚姻，很有可能就是属于周恩来邓颖超那种相濡以沫的纯感情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赵官做大后一再提出想娶妾，终因管隐含威胁之意的反对——一首《我侬词》，其名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现在的话来翻译大约就是“我不会抛弃你，你也休想抛弃我”——而怏怏作罢。当然，我如此持论对那些仰慕才子佳人故事的读者显然是个残酷的打击。但只要我们平心静气认真想一想：一个乡下大姑娘，祖籍山东，又是才女，二十多岁还嫁不出去，会是怎样一种状况？这种事情发生在七百年前的古代又是否有些不太正常？更重要的理由是：在赵后来为管所作的墓志中尽管说了后者不少好话，又是“生而聪明过人”，又是“天姿开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备，翰香辞章，不学而能”。“处家事，内外整然”，就是没有一句敢从正面赞及她的美貌。相反，他在题《二乔图》中视三国时代的江东美女大乔小乔为红颜祸水，同时发自内心地对主张娶丑妻求平安的蜀国首相诸葛亮大加赞赏，进而推崇备至。用他自己诗中的原话来说，那就是“不见当时老诸葛，独聘丑妇何其高”——一种不无惺惺相惜之意的夫子自道——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思在里头。当然，对于当时急欲建立功名事业的赵来说，与管的交往在他的生活中估计也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更何况当初为这段乱世恋情所提供的政治背景似乎又特别的触目惊心。几乎两人花前月下每一次欢会的过程中间，无不笼罩着时代与历史一连串重大事件的深长阴影：陆秀夫抗元不屈而亡。幼帝赵昺死葬南海。文天祥在北京刑场上慷慨赴义。加上其间发生的亡父茔墓的意外被盗。种种不尽人意的国事家事，看来都逼迫赵必须当机立断，面对现实，为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提前作出安排。由于那时已有新政府将废除科举制度，改用推荐与征召的方式选拔人才的传闻，赵的身影开始频频走出松雪斋，多次往来于杭州周边城市，结交名流，拜谒权贵。据任道斌先生《赵孟頫系年》一书详介，那段时间先后出现在他朋友名单上的牟巘 、周密、戴表元、李衎、袁桷等人，都是其时东南文坛上颇具号召力的重要人物。尽可能地抓住时机，扩大影响，让自己的真才实学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可以认为是赵占断机先，未雨缪绸，为两年后终于到来的政治机缘预先定下的一着妙算。      　　当德清山中的赵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松雪斋门口搔首弄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异族王朝的国家机器也开始了它最初的运转——所幸基本沿袭的还是标有“儒家”“程朱理学”的前朝的旧辙。机会与运气有时就是那么充满神奇色彩不召自来。几乎就在赵赠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蒙古人夹谷之奇，委婉表示自己有意于效忠新朝的当天，两千里外的皇帝忽必烈在历经艰难基本平息了来自家族内部的连年战争后痛定思痛，终于力排众议，作出了一项在当时看来也许不无冒险的大胆举措：即立汉法文治为国策，大量起用汉人中的才干卓异者进入各级政府权力部门，辅助蒙古官员一同治理国家。对于宋亡后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政治之外的汉族知识阶层中的那些跃跃欲试者，这显然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由于选拔出真正的、品学俱臻上乘的人才是此事成功的关键，一位此前降元多年，深蒙宠信的名叫程钜夫的行台御史于是再次受到重用，被委以负责每年向朝廷提出推荐名单，并按图索骥将人带到皇帝跟前接受面试的重任。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政策对当时大病初愈寒热无间的国家肌体无疑起到了镇静剂与营养液的作用。一大批曾侈谈气节、精神、义理的隐士于是纷纷从山中林下走出，争先恐后加入了庞杂浩荡的候选者的队伍。至此，犹如枯木逢春、葵花向日，架设在松雪斋与大都行辕之间的通行障碍看来已全部拆除。      　　生活在一个异族统治的时代里作为前朝遗民的复杂感受是很难向后人描述的，尤其是以这些人中精神表率著称的知识阶层。他们既对西风残照里的宋家陵阙满怀依恋与哀痛，同时又不甘心于自己的一身所学抱国无门，就这么烂在肚里。故国情思与现实人欲与其说形格势禁，不如说更多时候却是以一种相互纠缠、混杂、恩怨难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直到忽必烈的人才总监程钜夫访贤的车辎浩浩荡荡停在西子湖边，他们中的某些识时务者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几年来费心构筑的精神平台，在物质引诱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这方面元人杨瑀《山居新话》里的一个笑话很有典型意义：“昔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另外元初诗人陈绎某次因事到北京出差，也曾看见许多先前号称隐居林下的名士拥挤在东长安街两傍的小客栈里等候选荐，因而深有感触，写下“处士近来恩例别，麻鞋一对当蒲轮”这样极尽嘲讽的诗句。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留梦炎、高彦敬、方回等南宋旧臣，他们后来分别成为新政府枢要部门的重要官员。     　一向讲究运筹帏幄，   自重身份的赵显然不该被划入上述诗句讥讽的范围之内。综合现在所能找到的文献史料，赵的出仕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的第一个契机发生在至元十九年初，由于与当时担任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的夹谷之奇良好的私人关系，后者经努力后曾为他在翰林国史院弄到了一个编修的位子。但赵毅然拒绝了这一好意显然并非事关名节，而是这个职务与他内心的政治理想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宋史翼》中也谈到是年年底赵“闻天台杨叔和急公好义，子昂转入天台依杨氏”，半路上意外为元兵所获，被带到初次下江南访贤的程巨夫面前。由于看到这位皇帝身边的红人对自己自负的才名实际上并无多少了解，生恐再次受到委曲的赵不得已以“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頫贯（出生）已为微、箕，愿容某为巢、由”一番含糊之词与程周旋后，“钜夫感其义，释之”。（陆心源《宋史翼。赵若恢传》）然后事情又这么过去了几年。至元二十二年秋天，在松雪斋中高价待售、问津无人的赵看到同行中人已纷纷任官京师，而自己的前程依然一片渺茫，情急之下不免妙计奇出，一反以往守株待兔的保守策略，开始频频出击。他分别上诗本省各位居要津者要求举荐，什么“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什么“数公如见问，为说混风尘”。又主动给李仲宾收藏的王羲之《眠食帖》题跋。其中赤膊上阵，犹如重镑炸弹令朝野侧目的那篇著名的《明肃楼记》，更是给人一种完全豁出去了的感觉。连一向小心维护赵生平声誉的任道斌，在所著《赵孟頫系年》一书该年条下，也不得不记上“元廷于雁北筑圆营屯兵，孟頫名之曰‘明肃’，且有《明肃楼记》，颂元廷功德”这么一笔。当然，事后证明赵的这些努力在现实效果上可以说相当成功，我们将有幸看到，在次年经皇帝御笔钦点的引荐名单上，赵的大名已赫然在目。包括他的五姐夫张师道，虽然当时已年近五十，居然也福星高照，顺势搭上了便车。      　　京师的二月在风沙与柳絮中犹如政治舞台上复杂、明暗不定的深色背景。公元一二八七年春天，两个彼此知名已久，且互有所图的人物——七十三岁的忽必烈与三十四岁的赵孟頫——在好不容易卸下民族、节义这类令双方都难免头痛的重负后，终于在北京的皇宫内欣然相见。据《元史·赵孟頫传》所载，当“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的赵由程钜夫引带到皇帝面前的那一刹间，后者显然为眼前这位赵宋王孙儒雅、高贵的气质深深打动了，以至当场表现出高兴过了头的孩童那样的任性与失控。不仅当即将赵亲热地拉到自己身边，甚至还让他坐在右丞相叶李的前面。接见过程中又吩咐侍从安排纸笔请他代草诏书，以便有机会当场验证一下仰慕已久的赵的笔墨文采。应该说，忽必烈不同寻常的破格礼遇中既有对赵才华的高度赏识，更多的恐怕还是作为胜利者在接受降臣朝觐时一般所愿意展示的宽爱与嘉勉——或称怀柔之术。几天后赵得到的正式封赏是奉训大夫领兵部郎中，受命总管天下驿置的整改事宜。这个职位论大小虽然不过是个从五品，但能与贰臣中的大腕叶李几年前初被荐时所授浙西道儒学提举一职旗鼓相当，想必内心应该已足以令赵感到欣慰，并自觉身价不菲了。当天晚上他在《初至都下即事》一诗中写下“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这样几近感恩戴德的句子，事实上并不让人感到奇怪。那时包括赵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坚持相信，世祖的青眼另加绝对是一个意义明确的信号，既然多年向往的政治生涯已经有了这样良好的一个开端，未来封候拜相的热闹场面只怕不是什么非份之想。      　　然而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喜欢跟所有相信它的人开玩笑，就在赵次日起来兴冲冲去兵部衙门报到的几乎同时，元代历史上第一个黑暗时期突然到来了。原先政府的宗教事务大臣桑哥意外得到年迈的皇帝宠信，几天内便官拜尚书省平章政事（丞相），并被允许以自以为是、釜底抽薪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税收与漕运。作为忽必烈时代晚期权势熏天的人物，此人最大的能耐据说就是排斥汉僚和凭着性子掌下属嘴巴。从左右参知政事到下面的文武百僚，几乎无人能逃此劫难。在兵部的公事厅，一再要求自己谨小慎微，以尽可能老庄持重面目示人的赵很快发现，尽管自觉上任以来一向勤勉职事，对驿制、参议钞法、确定贪赃罪的数额界线，讨论其时发行的至元宝钞与旧币的标准兑换率等颇有贡献，却依然感到自己一直身处同僚的岐视与排挤之中。一天早晨他因上班偶尔迟到了几分钟，竟也被强迫跪在堂下接受耳光的惩罚。仅仅因为与桑哥关系不错的叶李代为说情，好不容易才得以幸免。而每逢这种时候，一向爱将手下蒙汉大臣分为自家骨头与疏远之臣的皇帝最多也不过出来客串一下和事佬的角色。几个月后两位汉人副丞相杨居宽与郭佑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同时赐死，不免令赵发热的政治脑袋一下子清醒了不少。何况此前已有张雄飞、温迪罕、卢世荣等多名汉人大员走马灯似的起起落落，不是被炒鱿鱼就是下令处决。其中桑哥的前任卢世荣死后甚至还受到以其肉饲禽獭这样令人发指的酷待。总之，不清楚赵对自己官场前途的担忧与畏惧究竟始于何时，但至少在次年年底寄杭州友人郭佑之的私人信件中，一派心灰意懒之态已跃然纸上，其中有云：“夙兴夜寐，无往而不在尘埃俗梦间。视故我已无复存者，但赢得面皮皱折，筋骨衰败而已”。类似情绪还集中流露在同年所作《罪出》一诗中，“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复谁顾，毛羽日催槁”，整个一个含冤受曲，哭诉无门的可怜形象。虽然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一切都不过出于他的自找。      　　这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令人胆战心惊的事情。一日忽必烈于南书房约他闲话，突然间就提出了两位降臣高官留梦炎与叶李人品谁好这样事先根本意想不到的问题。由于与他同样选荐上来的叶李此时已位居中书省右丞这一令人眼热的要职，自以为有机可乘的赵当即以“李所读之书，即臣所读之书，李所知所能，臣亦无不知无不能”为由试图贬叶，同时将他的父辈朋友、南宋末年以媚权相贾似道起家的尚书留梦炎誉为“为人性厚重，笃于自信，思虑甚远，善断国事，有大臣之器”。但紧接着皇帝的一番疾言厉色的训斥犹如兜头一盆冷水。忽必烈认为：“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能伏阙门上书，请斩似道，是贤于梦炎矣”。他同时又毫不客气地挑明问题的实质在于：“卿以梦炎父执友，故不敢斥其非”。作为对赵的惩罚，皇帝命令他当场写一首诗将留讥侮一番。自以为得计的赵在这样弄巧成拙的事变面前，为求自保又焉敢违逆？也活该他的朋友兼前辈倒霉，“状元曾受宋家恩，国困臣强不尽言。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在把留骂得一文不值的同时，又忍气吞声拼命表明自己对元帝国及皇帝本人的忠心耿耿。在赵的一生中，无论政治与生活方面，这都堪称是他生平所受到的最大羞辱。尤其让人觉得后怕的是：在明明已有自己固定结论的情况下，忽必烈如此一番居心叵测的举作，显然暗示着此人政治上对自己已怀有戒心。于是，在几个月后皇帝又向他请教对宋太祖赵匡胤的看法时，余悸未消的赵只好连连谢罪，干脆以“臣不能知”加磕头为对。《赵公行状》说他此后“自是稀入宫中”，《元史·赵孟頫传》也谈到“孟頫自感久在帝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如果这些纪录可以相信的话，这表明同僚倾轧、蒙汉对立，尤其是伴君如伴虎的险恶的政治环境，已经令赵从内心深处感到厌倦与恐惧。在反复权衡利弊、掂量得失之后，他为自己确立的新的现实形象是苏东坡那样诗酒风流的文章太守。次年六月，赵多次要求下派到基层锻炼的申请终于获得朝廷批准，出任山东济南府总管同知。作为极富象征性的巧合，这一年，他的岁数正好距离“四十不惑”剩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大约在此前后，打算放弃政治雄心，以交游与书画创作构筑生活主要内容的后赵孟頫时代终于要开始了。这是元代乃至古代中国艺术的幸事。我们还无法断定赵当初作出这一重大决定时，精神上所经历的痛苦而复杂的过程。因为头上这顶乌纱毕竟来之不易，何况为此他甚至还付出了牺牲个人名誉及有可能受到后世唾骂的代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他两年后济南任满回京交付公事完毕，以丈人病重为由乞假回到湖州时，昔日心雄天下的济世抱负，依稀已化作一片似真似幻的纸上云烟了。他先后寻找借口婉辞了国史馆主管和山西太原路汾州知府兼劝农事的任命，除中间为书《藏经》应召短暂回过一次北京外，一直以身体不好及先人陵墓亟需迁葬为由赖在家中潜心绘事。多年的艺术积累加上内心难与人言的委曲与怨懑，在才情的驱使与引导下犹如瀑布狂泻——在洁白的纸绢上渗开、凝固、意态纵横——从而形成一种极富创造性，被当今艺坛的权威理论家王伯敏誉为化作家气为士气的新的画风。如果有兴趣查一下台湾学者戴丽珠整理的赵的著录及流传编年表，就会发现他一生中许多重要作品均成于这一阶段。在其中唯一存世的那幅我们熟悉的自画像中，其年四十五岁的赵儒雅、潇闲，俨然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旁边还有他当时意犹未尽题写的一首七律：“致君泽物已无由，梦想田园霅水头。老子难同非子传，齐人终因楚人咻。濯缨久判从渔父，束带宁堪见督邮。准拟新年辞官去，百无拘系似沙鸥。”尽管自赵数年前应召出山那一刻起，为了掩饰自己热衷仕途的志趣，对周围的朋友及社会舆论有所交代，山中林下什么的作为一个潇洒的话题就一直出现在他笔下。但从这首诗中如此坚决彻底的态度来看，似乎不大像是闹着玩的。另外细读《元史》也可以知道，他的济南同知一职虽说因去京公干作罢，其内在原因却为与一个省政府监察部门的蒙古官员韦哈剌哈孙长期不合，后者一次次向上头打小报告，说他坏话这才干不下去。      　　这里我想稍稍旁涉一下德清的水势，至少这可以帮助我们对赵在该地别业的位置作出大致无误的判定与确认。在作为一个个人政治标识的松雪斋时代行将结束之际，这一点也许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由于环渚皆山，溪涧密布，从而使任何想弄清从西天目下来的诸峰湍流如何在这座县城里纵横交错的努力困难重重，甚至在当地的县志里也一向纠缠不清，但它的三条主要水道——余不溪、龟溪及汇总后由湖州入太湖的余英溪——仍然不难分辨。虽说它们在当代的水利志里总名霅溪，其间各段水源历代以来却一直有着自己的独特称呼。而就对此文至关重要的余英溪而言，指的应该就是从武康城外至湖州埭溪乡总长约二十余里的这一段。根据前引戴表元文及元初书画里的有关题识，松雪斋的确切位置在余英溪龙洞山下这一点基本上可以无异。龙洞一名虽说自元末起一向湮没，但通过对历代郡志及有关图籍的阅读与分析，我个人倾向于认为位于现今德清龙山乡境内的王母山——明代以降又名响应山与黄陇山——即古之龙洞。这不仅因为此山的高度及地理位置大致与之相符，更重要的是它独特的人文景观：瀑布、亭阁、寺庙与龙穴 ，无不与当年《剡溪文集》里的具体描述丝丝入扣。而且，在除计筹山外德清的大大小小三十余座山峰中，这也是唯一留下有名寺和古代高人居住记载的地方。可以想象，在大德初年前后，赵偕妻乞假归隐，以逸待劳那几年中，这对恩爱夫妇除偶尔去杭会友及参加艺术活动外，一直隐居在山下的别墅里拈管吮毫，朝夕相伴，其“绿蕉泻影昼挥翰，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旖旎风光该是多么自在且让人神往。由于当时赵在朝廷中唯一的倚仗元世祖忽必烈已经去世，好不容易平息下来的皇室内部围绕权力的争斗再度迭起高潮。继位者成宗皇帝铁木耳虽说已经登基，但占据青海新疆一带，同为成吉思汗孙子的海都却对他丝毫也不买账，于是，同室操戈，积尸如山，这场争夺皇位的战争一直延续到成宗死前一年（公元1304年），才终于以后者战败去世得以结束。因此，无论就政治机变及个人安危角度来考虑，其时赵为自己断然作出的“隐而不拒于出也”（戴表元语），以退为进、静观其变的策略都不失为一项明智选择。再说在德清的乡居生活确实也使这位前朝王孙新朝宠臣深感宁静与喜悦，至少令几年来畏谗受讥、战战兢兢的内心压力得到了有效释放。宋濂《姑苏幻住庵记》说他与后来成为生平知已兼精神导师的吴中高僧中峰明本的结交就始于此时，这一点非常重要。其间他写下大量寄情山水、渴慕清闲生活的诗篇，还多次沐手熏香精绘陶渊明彩像，用于赠人或自赏（其中一卷形式上颇肖现代连环画的力作《陶潜遗事》甚至有十余幅之多），依稀可窥其当时迷惘消极心志之一斑。      　　几十年后，门人杨载为他私谊甚深的老师写传记，显然出于为尊者讳和不愿开罪朝廷的双重考虑，对赵四十二岁至四十七岁出任江浙儒学提举前的这段特殊生活思想经历照例只字不提。《元史》里的本传虽说成书年月已是明初，除了简洁得不免令人生疑的“久之”二字，居然同样也只是一片空白。由于这两篇文字是现存有关赵生平资料最原始也最权威的著作，因此，对那些致力于在从松雪斋到鸥波亭的途中搜寻转折信号的研究者，这显然是件麻烦和不幸的事情。好在赵个人的诗文集里还多多少少留下了一些可供参阅的线索与痕迹。或许正是鉴于与上述同样的原因，这本四十五岁当年即由作者自己选编停当，好友戴表元为之作序的集子生前却一直不敢贸然出版。另外，从时间上看，此书的定稿也正好处于前后赵孟頫时代的一个完美的临界点上。如果说此前政治理想与济世抱负一直是他人生的主要兴奋点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假如没有什么意外事情发生，我们将有幸看到，他的才华、情感与天赋终于想到要返朴归真，抱元守本，打算通过画绢与纸张认认真真向世人集中展现出来了。      　　江之汇位于湖州市区馆驿河头苕梁桥下，是这座当年名闻江南的文化望郡目前仅存的古老地名之一。从天目山下来的两股主要水源——著名的苕溪与 霅溪——在分别由东西方向浩浩荡荡进入城内后，在这里汇合、冲激、蓄积，然后穿过不远处的骆驼桥由机坊江北流太湖，这显然就是它当初得名的由来。尽管眼下日益狭窄的河道、倾圮的石埠、低矮破烂的旧式民居，使它在周围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的挤压下显得极为灰暗、刺眼，但在八百年前的宋末元初，这里是湖州最繁华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富人别墅区。毗连的烟波浩淼的月湖（月河原名，面积远较现在为大）象一面巨大的明镜辉映出财富、功名、门阀、建筑与文化的迷人景观。由于湖西今竹安巷底至湖州大厦一带自唐代以来一直是该地的客航码头兼主要商品集散地，加上犹如珍珠般点缀湖面的数不清的亭台楼馆，因此，其甲第连云、富丽奢靡之景象甚至较之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唐以前这里即为古之白苹洲，有关此说我将另文详述——尚有过之而无不及。仅以现在月河桥西至苕梁桥一带为例，郡志里留有记载的寓主就有尚书倪思，名士王子寿、沈自诚，名宦兼巨贾莫君陈父子等官僚豪绅或文坛泰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及后代在宋亡之后一直倾向于持一种消极、观望的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至元二十六年当赵孟頫出仕元廷后第一次返回湖州，用世祖皇帝忽必烈见面时赏赐的五十锭中统宝钞（折合白银约五千两）在这里买地造楼，修筑后来成为中国艺术胜地的鸥波亭，迎娶相爱近十载的红粉知己管道升，事实上也并不敢有多大张扬和想象中万人争睹的热闹场面出现。这固然与他一向低调的处世原则有关，同时当地舆论的訾议与不屑想必也是他当初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包括他同族中的许多亲戚、朋友，据载当时就不乏有人与他断然绝交以示不满。这也可以用来解释赵生平为何一直喜欢寄寓德清而绝少回到家乡居住。由于婚后管长期随夫辗转任职北京、济南等地，这座巨宅很长时间内一直只由家人看管。元贞、大德年间一方面由于赵自身政治态度的某种微妙变化，一方面居住乡下的丈人管伸身染重疾，为求诊治方便不得已迁居郡城，加上自己母亲丘氏年事已高也时需探望，赵回湖州的次数及居住时间想必较前已有所增加。这方面一个有意思的判断依据是他留在画幅上的落款。即以大德二年为例，松雪斋与鸥波亭在他笔下以差不多同等的次数出现，透过纸光缣色，似可依稀看见他频繁往来两地的匆忙身影。在其时写给一个和尚朋友南谷大师的信中，他自己也称：“旧年廿六日还乡，除夜来德清。新岁二日，忽路家（湖州路总管府）迁吏见请。三日，急回城中，乃蒙隆福有书经之召。今日至德清别墅，明日即过杭诣省中计事。”当然，将这样的自白仅仅看作个人生活记录显然是不够的，从精神或政治角度来理解，这也是当时赵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的一幅绝妙肖像。      　　一辆进口旅游大巴于正午时分穿过暮春江南常见的丝丝小雨，停靠在湖州市中心豪华的浙北大酒店门前。当游客们纷纷下车涌入大堂办理住宿手续，他们中的一位却不顾满身风尘，敏捷地跳上一辆三轮车，过仪凤桥直奔金婆弄尾的苕梁桥头，与事先等侯在那里的一个当地朋友秘密会面。两人的接头暗号是一本同治版《湖州府志》的古迹分册。这种类似当年地下党作派的描述在旁人看来也许不无夸张，事实上却是我与前述那位外省的赵孟頫研究者最初见面时的真实情景。此前他曾多次来信表示想找到鸥波亭的原始位置，而我刚巧对此也开始产生了兴趣，于是就有了这次在彼此事后的回忆中充满浪漫色彩的联袂踏勘。根据目前最权威的《成化湖州府志》——元代无郡志，成化志为赵殁后首部地方志——里“鸥波亭在府城内江之汇南，元赵孟頫筑，今为旗纛庙的原始记载，经过反复勘查、确认、寻访，包括辨析各种有关文献以及向专家和地方耆老请教，事情似乎很快有了眉目。就大致范围而言，将现在苕梁桥东南临水的近千平方米理解为当年赵鸥波亭的具体位置所在，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差错。而且这一判断同时也得到了湖州博物馆的资深考古学家陈兴吾先生理论上的支持。一九九○年当他闻讯市有关单位决定将这一地盘划归一家房产公司拆迁开发时，曾费时数天对那里的地形与建筑进行了专业角度的细心勘查。他的一个意外发现是虽然几十户人家杂然而居，但其地墙基的深固广绵，砖色的统一，廊柱梁檐的宏壮与匠心，均显示出当初不同凡响的气象和建筑规模。出于专业本能和保护地方文化的双重公民责任心，陈当时所作的努力是立即向上头打一报告要求暂缓开发，加以保护，事后自然了无音讯。所幸他的一番敬业精神如今看来还是应该没有白费，至少为十余年后两位业余考据爱好者的一时兴起提供了莫大帮助。因此，尽管此亭的遗址上现在耸立着一座公共厕所与一座垃圾中转站多少叫人有些扫兴，但我们的内心仍然沉浸在喜悦之中。晚上在厕所隔壁的文豪大酒店楼上倚窗看水，开怀痛饮。算起来，这个位置应该正是原先鸥波亭的生活起居部分。假如铝合金玻璃的宽大窗台能退回到从前的雕栏明牖，视线里那几根粗陋的电线杆也一律改换成古松翠竹，七百年前赵与朋友赋诗挥翰之余如果想到要喝上一杯，大概也会象我们这样站在窗前极目纵眺，逸兴遄飞，一边饮酒一边闲话的吧！      　　我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说过，鸥波亭是赵有意让自己的现实形象从政治竞技场中淡出，开始全力在艺术领域展示手脚的最初尝试。其定名与寓意显然与杜甫的名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有关。无论就时间背景以及思想上的象征意义而言，它在公众视线里的正式推出频频亮相，无不预示着赵个人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另外从选址角度来看，当时他的丈人老管买宅金婆弄，母亲及族人均住甘棠桥老宅，而鸥波亭正好位于两者中间，彼此相距均不过数十步之遥。如果将友情因素也一并计算在内的话，如住在南园（今九八医院）的牟氏父子，客寓潮音桥边慈感寺清容轩的好友袁桷，以及家居月湖南侧横塘时常与他诗酒相酬的同学兼诗友章德一，这样的架式与地利优势，无不呈现出这位其时对仕途前程已失去信心的政治明星打算暂时安顿下来，以退为进的种种迹象。说起来那几年他在书画上的确也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尽管当时的知识阶层对赵失节仕元的“壮举”尚记忆犹新，但在看到从这里流传到社会的一幅幅精美绝伦的作品时，除了表示由衷钦佩和叹为观止，他们另外又能做些什么呢？再说那个时代汉人中不甘寂寞与异族统治者恬然合作的也不止赵一人。何况这个出身高贵、举止文雅的家伙在公众场合又总是表现得那么谦逊、低调，善于与各种种样的人打交道。即使当初他的现实身份并没有任何改变，是类似清初的钱谦益、吴梅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周作人、胡兰成那样的人物，仍然无法阻挡那些善良的，被他笔下对山水的一往情深和天才魅力弄得神魂颠倒的同道与崇拜者愿意遗忘并宽恕他。至少认为可以将政治问题与艺术区分开来对待。大量来自全国的慕名求请与后者基本保持的有求必应的态度，无疑在很短时间内就将他的知名度与人气指标迅速推向了高潮。据同时代作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提供的统计数字，仅《千字文》赵一生就曾先后给人写过一百多卷。可以说，从松雪斋到鸥波亭，其间的不同策略与手腕，犹如以新投放的极具亲和力的画面取代以往浓墨重彩的拙劣宣传，简直可以作为一个成功个案被写入中国广告学的发展史中。        令人奇怪的是，   在当时与赵政治态度上判若水火的文化精英圈子里，持这样宽容、暧昧态度的居然同样也大有人在。钱选、戴表元、牟巘父子、周密、仇远，这些元代历史上的遗民领袖和儒林表率，虽然一生中持身严正，或寄迹市井，或隐居林下，但与赵的私人交情均可谓不浅。至于同样仕元的高克恭、邓文原、马昫等那就更不用说了。对艺术的推崇与尽可能不因事废人固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赵其时为挽回自己的形象所展开的卓有成效的公关攻势同样也功不可没。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一二九二年济南归来为同乡前辈周草窗所绘的那幅著名的《鹃华秋色图》。对于祖籍山东，因世乱兵危、国破家难流落江南，并一直为此积郁在心的周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式能给予他慰藉与解脱，并为他提供在精神世界里重回家园的捷径呢？尽管作为南宋遗老的代表他对赵政治上的失节私下里肯定不以为然，但在这样的殷勤与主动示好面前，又焉能翻得下脸来？何况在此前后赵又三天两头给他寄诗、写信，嘘寒问暖什么的。同样的例子还有赵对与他齐名的鲜于伯机、高克恭、李仲宾，包括故老相传一向不给他好脸色看的堂兄赵子固等的恭维与吹嘘，包括在人家的书画作品上主动题跋，推崇备至，表示自己技不如人，如此等等，无不是他在当时的被动局面下所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这里还应该提到的一个著名人物是吴中高士宋子虚，此人宋亡后隐居不仕，品学俱优，是受人敬重的文坛前辈。尤其是他晚年呕心沥血所推出的力作《啽呓集》，借政治讽喻诗的形式，将历史上的一干忠奸人物尽情褒贬了一番，嘻笑怒骂，痛快淋漓。其中涉及元初部分如叶李、留梦炎等降元宋臣均难逃笔伐之厄，却单单漏掉了同为降臣的赵孟頫。此事从表面看虽然有些不尽合理，事实上不妨同样看作是出色的公关能力运作的结果。考虑到赵一生自重身份，很少为人作序。因此次年宋的新书《翠寒集》卷首那篇珠唾玉咳的文字，恐怕就不能简单看成是朋友间的相互捧场了。何况两人当时甚至还不相识。当然，赵善舞的长袖固然能于生前抹去所有针对他的不利批评，身后的事情恐怕就很难再由他自己来作主了。比如见于《式古堂书画汇考》的《春郊挟弹图》卷末那首著名的七言歌行，就曾将他骂得狗血喷头：“赵松雪，宋宗室。画唐马，称第一。至今笔踪俨若生，张弓弹雀意气横。会将文墨动元主，拜官翰林贵无比。诗辞婉丽字风流，千金未许易片纸。金莲醉动玉堂仙，父子归来共被眠。锦缆牙樯非昨梦，岂无十亩种瓜田。李潭州，文丞相，口血模糊尸铁强。一瓣香，为有此，何人慷慨崖山死。董狐有笔直如弦，元宋分明两青史。”作者黄溍为元至顺间诗人兼经史学者，书画上也很有一手，说起来还是赵的一名后世崇拜者，岂料原则问题上说话行事却一点也不含糊。与这首真实的慷慨激昂的诗篇相比，同为元人的姚桐寿《乐郊私语》里记载的那个故事则因过于夸张离奇从而显得有些不大可信。“赵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乐仕进……公从弟子昂自苕中来访，公闭门不纳，夫人劝之，始令从后门入。坐定，公问：‘弁山，笠泽（分别为湖州、吴江著名山水，世多高人隐居）近来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泽佳何？’子昂惭退。公使令苍头濯其坐具（吩咐奴仆将赵所坐之椅冲洗一遍），盖恶其作宾朝家（出仕新朝）也。”由于今人蒋天恪经考证已得出赵子固的卒年在宋亡以前这一结论，从时间上推断两人事实上不大可能有此一番交往。但从另一侧面，也可看出民间舆论对赵以宋室子弟身份仕元一事的态度以及不肯放过一切机会进行讥刺与抨击。      　　杭州的街道在炎夏中呈现出新旧交替时代所特有的那种混乱肃杀景象。西子湖边昔日山外青山楼外楼的繁华盛况固然依稀尚在，但游船上歌妓弦间令闻者心荡的吴侬软语中，早已夹进了几分金戈铁马和胡笳羌笛之声。凤凰山上的宏伟宫殿也因一个妄人杨琏真迦的肆意毁坏——据称为断宋朝龙脉——从而瓦砾遍地，芟夷芜秽，令人无不起铜驼荒草之思。佑圣观到官巷口一带的商业密集区看来也好不了多少。沿街的大小酒店门口到处是耀武扬威，且喝得醉熏熏的蒙古人、色目人和番僧。由于连年战争引起的供给紧张，物价昂贵，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全面爆发。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使得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前程无望，甚至连生计也成了问题，于是不得不降尊纡贵混迹风尘，靠在衙门打杂和给瓦子勾栏写曲子聊以度日。其中为我们所熟悉的就有马致远、关汉卿、白朴、张养浩等知名文人，这种情况跟今天作家、诗人为了赚钱争着给电视台写连续剧倒有几分相似。尽管对元代的文学史来说，这倒未尝是件坏事。最近四川的文化大腕魏明伦继余秋雨、余光中之后在长沙岳麓书院开讲，试图以他个人发明的术语“编剧主将制”界定此一时期的特殊创作现象，指的应该就是这帮穷愁潦倒的才子对于中国戏剧的杰出贡献。      　　与此相反，对于同一城市里以识时务者自居的那一批人，时代为他们提供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机缘。首先，在山水绝秀的西湖沿岸有一幢别墅，是这些人的一个共同标志。富裕的家产，差强人意的官职，不菲的俸入。当然还应加上宅中收藏品的数量以及书画或文学上的赫赫声名。其次座落在葛岭附近的新派隐士鲜于伯机的霜鹤堂，也是衡量当时文人社会地位的一个有意思的观察点。元成宗大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当此轩落成之际，几乎江浙行省辖内所有跟文艺能沾上点边的官僚政客、名公大儒均摩肩接踵来此庆贺。作为主人对来宾除酒宴外的盛情款待，是一卷新弄到手的北宋郭熙《雪霁江行图》真迹和由郭天锡收藏的王右军《思想帖》残本。在事后由他们中的皎皎者赵孟頫主笔的题款中，还保存了一份珍贵的与会主要人物的名单。“大德二年二月念三日，霍肃清臣，周密公瑾，郭天锡佑之，张伯淳师道，廉希贡端甫，马昫德昌，乔篑成仲山，杨肯堂子构，李衎仲宾，王芝子庆，赵孟頫子昂，邓文原善之，集鲜于伯机池上。佑之出右军《思想帖》真迹，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之势，观者无不咨嗟叹赏，神物之难遇也，孟頫书。”（四库本汪珂玉《珊瑚网》卷一）截止此时，赵的身份应该还是象他自己说的所谓厌官思隐的急流勇退者。一个月后他甚至又满怀虔诚之情精绘了一帧陶渊明像，同时在爱姬管氏刚脱稿的《梅竹卷》上题下“小径幽然临石砌，斜蹊清雅护苔封。炉香枭枭茶烟好，逸兴飘然岂俗同”这样似不食人间烟火的雅句。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那时的赵实际上已处于政治上又一次飞黄腾达的前夜，象一个老资格的斗牛士再度勇猛上场且已将红绸在眼前抖开。由于整个过程都是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对于他绸布后面的面容，以及面容后面的真实思想，我们事前几乎一无所知。      　　一年后的盛夏，薄暮时分，吴山下森严的江浙行省官署照例在夕照中发出眩目的光辉。由于当时正逢大小衙门退堂时刻，省府门前轿舆起降，皂吏喝道，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派富贵威赫气象自难描述。这样的场景里如果谁正好看到有一个熟悉的气度轩昂的中年男子前拥后呼从里面走出来，那也没有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这个人就是我们相识已久，相知已深的艺术大师兼资深政治家赵孟頫。在借口养病从当初险恶而复杂的庙堂形势中脱身，潇潇洒洒过上几年逍遥的江湖生活以后，既为自己胸中久久盘旋不去的济世之梦，同时世祖崩后一度内乱的铁木尔政权逐渐稳固，部分恢复新政，以及改江淮行省为江浙行省，并决定将省府从扬州移往杭州等重大举措，看来也有足够的理由令他感到深受鼓舞，并毅然决定再度出山。不清楚在这次带有突发性质的重返政坛中赵个人意志所占的比例，但至少从他上任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倒也不像是如当年那样想在仕途上高歌猛进的样子。也许，既不开罪朝廷，同时也尽可能满足个人利益，大约就是他为自己设计的最新角色定位吧！更何况他坐上的正三品江浙行省儒学提举这把交椅，那可是比当年杭州的风流太守苏东坡还要惬意的职务。是啊，让一个人以牺牲个人名誉为代价效忠新朝的人说不干就不干了那也实在是太难了。不用说当时有意将其树为宣传典型的元政府不会轻易放过他，就是赵自己夙夜扪心，恐怕也会觉得这样做实在有些太不划算。      　　搜集中年赵孟頫主要作品的各种临本及印刷专集，企图通过对文字和内容的研究揣摩进入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也许是我在此文的写作中最费时费力且劳而无功的事情。更要命的是，这一努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反倒成为对我自己最初动机的一种反讽。看看他笔下这些令人思邈神远的动人图景吧：清绝的山水，古松修竹，凌寒独开的梅花，草庐中静修或小艇上独钓的隐者的背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情操，可以说在他传神的画笔下被演绎得尽善尽美。不过叫人遗憾的是，相比较他略晚的元代另一杰出画家倪瓒，赵的这些作品显然更多地带有装饰风格和灵肉分离的特征。也就是说，当他的才华与艺术功力在纸面上腾跃的时候，他的心灵却不在那里。我注意到在他公元一二九九年八月再度欣然出任前夕，尚精心绘制了一幅《桐荫高士图轴》送给一个朋友。甚至还在宋高宗赵构所书的《孝经》上题款，恭称“中兴皇上，非独以孝敬达于中国，而以奎画行于天下，遒劲婉丽，稼纤巨细，一崇格法，虽锺、王复书，虞、诸再世，未易过此。”前后也就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位宋高宗的嫡孙转眼就成了元成宗的宠臣，而桐荫下号称隐而不仕的高士头上的荷冠，恐怕也得改换成一顶簇新的“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的官帽了。      　　还有什么比让一个扬言退隐的人在官场重又频频出镜更严厉，同时也更具戏剧性的惩罚呢？尽管赵表面看上去不露声色，一副心安理得、气定神闲的样子，私底下想必也会为自己好不容易扭转过来的形象重遭损毁感到十分尴尬。好在多年的官场履练早已使他学会了忍耐与逆来顺受。再说与由此获得的现实的利益相比，这点精神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个职位跟从前在京师的侍臣生涯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至少对他其时正处于高峰期的创作状态并无多大影响。首先公堂上可以随意摊纸泼墨就是一大便利。其次工作量不大，职能相对独立，不必整天处于政治漩涡中担惊受怕，两位主管上司左右参知政事燕公楠与郝天珽又都系文人出身，喜欢艺术与经史，且与他私交都相当不错，也颇令人惬意与喜出望外。《客杭日记》的作者郭畀公元一三○八年秋天来杭公干，由知情朋友提供的有可能顺利找到赵的地点，竟然是西湖边的几所知名寺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到玄同观……是日郝左丞赵子昂方会而去。”“湖上兜率寺见赵子昂学士不遇，乃侄赵仲美具茶讫，致意。”“玄同观见赵子昂，时郝左丞坐正席，子昂问都下事。”在漫长的为期十年的江浙儒学提举任上，这几乎可以看作是赵工作及生活实况的一个缩影。如果说那时他除了每月定期回德清或湖州的家中度假外还有什么别的爱去的地方，估计就是因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而闻名于世的杭州名士郭天锡的此静轩，或者与他书法齐名的鲜于伯机新盖的规模宏丽的别墅了。在那里他们切磋技艺，议论时事，临摹或品评鉴赏前代的法书名画。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其时赵的身份已由采菊东篱的雅士魔术般变回从前路人侧目的朝廷新贵，但朋友圈子里的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似乎并未有多大变化。而他自己偶然在某种场合遇到诘责与蔑视时也总爱以“自知世事都无补，其奈君恩未许归”或“功名到手不可避，富贵逼人哪得休”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搪塞和自辨。言下之意当然是试图让公众产生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出仕并非他的本意，无奈朝廷错爱，不肯让他歇着，不得已只好出来勉为其难。前引《赵孟頫系年》一书在记录这帮元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才子的日常言行交往方面，做了大量详尽而有实效的工作，但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条下称“是年，鲜于枢为孟頫书五言绝句四幅”一事显然由于作者失察误读，以至未免张冠李戴了。该书原引《石渠宝笈》卷三十七《元鲜于枢大书二十字一轴》中的原始文字是这样的：“至元甲午良月，北村市舶之赵翰林，以此四纸求余作大草书。久病目昏，不能对客，聊以应命，殊愧不工。他日再易，必又是病目时也。呵呵！鲜于枢。”任道斌先生似对文中“北村市舶”这一关键词未予深审——误人名为地名——从而将困学斋主人赠当时正打算去拜访赵的杭州著名诗人、画家，曾任庆元路市舶提举的汤北村的四屏大草，错判为应赵孟頫之请而书了。其实，从卷末赵题跋中“困学之书，妙入神品，仆所不及。然四幅不若合为一幅之为佳，爰使能者重装潢之”这样的口气，也能很容易看出此书跟赵应该并无直接关系。当然，少此一番翰墨因缘，于鲜赵两人的交情不可能有什么实际影响。事实上自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在杭州结识直到十年后鲜于枢辞世，赵对这位身世、经历、志趣与自己均有几分相似的朋友一直持礼甚恭。在明代杰出艺术家董其昌的著述中，后者还被夸张地说成是赵初学书艺时的老师。先后加入这个艺术圈子的还有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批重要人物。他们大多象赵那样言谈风雅，行事可疑，在艺术领域与官场上均有不俗表现。为了给自己既渴慕归隐，又难以割舍尘世享乐的尴尬境状寻找到理论上的有力支持，于是一个所谓“吏隐”的虚玄的概念，就在这前后被重新炒热，并很快成为当年度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顶高帽首先由赵在《寄鲜于伯机》一诗中慷慨地抛给了对方，接着其时已有些耐不住寂寞的浙东大隐戴表元在《紫芝亭记》里又将它回赠于赵，然后上述诸人一个个如获至宝并开始互相抢着往自己头上戴。从字面上分析，它的寓义应从庄子“大隐隐于朝”一语中派生出来，只不过自我标榜之心更显而易见，动机也更功利罢了。与那些不守戒律的俗僧打着“酒肉穿肠过，佛在中间坐”的招牌花天酒地几乎就是同一个意思。尽管此前已有宋末大儒王若虚曾对此予以深刻揭露，认为“吏则吏，隐则隐，二者判然其不可乱。吏而曰隐，此何理也”，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事情的实质在于“尸位苟禄者，遂以为借口”，但这样尖锐的批评似乎并不影响这些新一代的热衷者依然借此自高身价，互相捧抬。而赵作为他们中的典范及始作俑者，玩起这套把戏来那就更是得心应手。说起来，尽可能让官场背景淡化在自己的艺术声名之中，这也是鸥波亭时代政治上的重要特征之一。      　　但在通往前朝曲折的精神道路上，爱恨交加与怅然若失似乎依然凸现出赵情感的内在秘密。一个秋天的下午当他伫立冷雨霏霏的岳坟边，凝望似曾相识的故国山川，久久封闭的心灵闸口一刹间波涛汹涌，并以迅疾的不可阻挡的方式奔泻出来。于是，一首赵一生中最杰出的诗篇，就这样在短短几分钟内诞生了。“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按照元史专家幺书仪的说法，此诗之佳处显然在于“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和一个书生无力回天的叹息交织在一起”。即使后世那些对他改节仕元一事颇多成见的人，如虞堪、董其昌、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等，也不得不承认诗中开阔的襟怀与哀婉的情愫，自有一种沉痛的、动人心魄的力量。当然，这样真实呈现自己情怀的瞬间在赵一生中应该并不多见，与他几个月后主动上诗元室，颂赞其铁腕统治“仁风遍满九垓，望霓旌缓引，宝扇徐开，喜动龙颜，和气蔼然交泰。九奏箫韶舜乐，兽尊举，麒麟香叆。从今数，亿万斯年，圣主福如天大”或“八音奏舜韶，庆玉烛调元。岁岁龙舆凤辇，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寿与天地齐年”的那些谀词烂调相比较，就算放在科技时代的高精度显微镜下，恐怕也很难使人相信上述诸作竟会出自同一人之手。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复杂关系，在他手下被阐述得如此完美，这真是一个奇迹。也许，在赵秀外慧中、大智若愚的外表下面，精神与肉体确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能够各自分别存活的特殊功能。它们偶尔也会表现出相依为命，但更多的时候却分道扬镳。如果有谁对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感兴趣，那么我想，只要他能准确测量出从松雪斋到鸥波亭之间精神上的实际长度，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得到解决。         自从济南罢官当年为周草窗绘《鹃华秋色图》的新的个人时代以来，   通过展示令人惊叹的艺术才华消弥因出仕一事引起的舆论风波，争取得到知识界的谅解并为之重新接纳，事实已经证明赵的这一策略相当成功。同时值得庆幸的是，杭州十一年的儒官生涯非但没有想象中功亏一篑、欲饰无辞的窘迫情状，反倒为他改变自己形象的努力提供了大量的机缘与时间。当时一方面由于元廷统治经过多年的励精图治基本上已趋稳固，另一方面随着民族矛盾的逐渐淡化，也使得汉人知识分子在政府中任职的人数越来越多。手头的一个现成例子还是要提到筑室浙东奉化的戴表元，这位被同时代人誉为“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的儒林领袖，当年在闻讯赵欲应召出仕时，曾一口气写下长诗《招子昂歌》力加劝阻，此时自己居然也兴冲冲为了一个信州儒学教授的蝇头微官，而不惜将三十年隐居林下的清誉卖尽。由于杭州在元代是除北京外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那里的湖光山色、酒楼歌馆自然成了这帮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大致类似的身世，同病相怜的命运，对书画及文学的共同兴趣，加上穿插其间的大量的应酬、聚宴、游赏、观摩及其它社会活动，从而令这些原先或隐或仕，在人生原则上判若水火的家伙很快变得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至少表面看上去是这样的。有意思的是，等到公元一三一○年五十七岁的赵因新帝登基，被召令必须立即回京待命，接受新的职位安排时，主流文化圈子里的那些人这才发觉自己甚至已有些离不开他了。当时署名松雪斋或鸥波亭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已成为抢手货。加上鲜于枢、周密、高克恭等也已先后谢世，赵的书画市场已俨然稳居全国第一。特别是他于传统技法中引入文人意识，融书法线条入画，气韵格调上力主取法晋唐等革命性主张，在深受南宋院画影响浸淫的元初画坛确实令人感到刺激和耳目一新。据他的好友，因在北京刑场劝文天祥投降被啐了一脸唾沫而闻名的诗人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一所形容，当时赵在湖州江之汇的鸥波亭因求画者接踵而至，络绎不绝，“小者士庶携卷轴，大者王候掷缣墨”，热闹得简直已到了“门前踏破铁门槛”的惊人程度。包括他的爱妻管道升和二十岁的儿子赵雍，在画坛上均已有了不俗的名声。今天许多赵的研究者都乐于推崇他中年时期艺术上的功力与成就。而对其中明显超出纸张与缣帛之外的功利部分，却大多不与关注或干脆置若罔闻。      　　多年以来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次赵在回湖途中遇见一对旧日相识的夫妇竟沦为以乞讨为生，一时恻隐之心大起，不但立即将两人收留在鸥波亭中负责清扫工作，甚至一段时间后当后者衣食无忧之余得陇望蜀，提出有关终老之计的非份要求时，还尽可能大人大量地让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命待使取纸墨就亭图之，神速特甚，俾夫妇鬻以为身后（殓资）计。其人持至骆驼桥，好事者以十千购之。”（刘绩《霏雪录》）另一个故事的发生地好象也是在湖州的家中，“有二白莲道者造门求字，门子报曰：‘两居士在门外求见相公。’松雪怒曰：‘甚么居士？香山居士？东坡居士耶？个样吃素食的风头巾，甚么也算居士？’管夫人闻之，自内而出：‘相公不要凭地焦燥，有钱买得物事吃。’松雪犹愀然不乐。少顷，二道士入谒罢，袖携出钞十锭，曰：‘送相公作润笔之资，有庵记，是年（疑“牟”字之误，即牟巘，湖州人，曾任儒学教授。苏州现尚存《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碑，赵书牟记，是否系此？待考）教授所作，求相公书。’松雪大呼曰：‘将茶来与居士吃！’即欢笑逾时而去。”（孔济《至正齐记》）对于那些打算从心灵与本质上把握赵氏其人的研究者，这两个故事所造成的障碍与难度可谓不言而喻。相比于前者几令人追怀倾慕的仁者之风，后者所提供的细节——如果可信的话——显然因为过于生动以至真实得近乎残酷了。泾水与渭水可以如此和谐地流淌于同一河床之中，也许这就是赵的个案意义与魅力吧！由于以上记载均出自同时略晚的作家之手，可以相信，即使当时赵在艺界已隐然有领袖群伦的气象，但不排斥在民间舆论和后人眼里依然是个相当有争议的人物。      　　一个政治面目的善变者，即使出身高贵，待人和善，且又才华出众，看来也不大可能成为真正从内心受人尊敬与拥戴的人物。更何况时代为此提供的背景又是那么敏感和复杂。因此，在赵为期十一年的江浙儒学提举任上，尽管表面上看他在大庭广众中的形象似乎非常成功，私底下有关他的笑话与段子事实上却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方面元人虞堪题赵《苕溪图》的一首诗极具典型意义。“吴兴公子玉堂仙，写出苕溪似辋川。回首青山红树下，岂无十亩种瓜田。”对于其时正为自己的出仕百般寻找理由的赵，这样的讥讽也真称得上是入骨三分，几令人无地自容了。同样的例子还有一个元代无名和尚跋赵书《归去来辞》的那首有名的七绝：“典午山河半已墟，蹇裳宵逝望归庐。翰林学士宋公子，好事多应醉里书。”酒喝多了不妨写了玩玩，醒来立马忘个干净，这话同样也说得相当尖刻。至于《元诗选》初集小传所列宋子虚“文在玉堂多焕烂，泪经铜狄一滂沱。原陵禾黍悲丰镐，人物风流继永和”一诗，我怀疑即是前述《啽呓集》中被赵通过有效的公关与人情手段，软硬兼施，碍于情面不得已撤下来的那首。元史研究者徐子方先生曾认为此诗的要害在于：“故意将赵孟頫的文采风流与宋亡后江南残破遗民忠愤对照起来。叹惜与讽刺显明于字里行间”，可谓知者之言。这样的例子在赵生前死后应该还可随便举出很多，包括有人在他儿子赵仲穆的《墨兰》上题的“滋兰九畹空多种，何似墨池三两花。近日国香零落尽，王孙芳草遍天涯。”作者张雨说起来甚至还是与赵父子关系均相当不错的一位朋友。尽管事后仲穆画《黄粱梦图》并题诗于上持之赠张，认为“举世通惊梦一场，何须抵死说黄粱？劝君切莫频开口，恐起癡人论短长”，委婉表示了不满之意，但这首诗还是迅速在圈子内外流传了开来。看来，赵在自己文集里所言“若夫人心之险，又非水之能喻也。谈笑而戈矛生，谋虑而机阱作”云云，倒也并非完全是无的放矢。当然，对待来自舆论的抨击与讥刺，赵的虚心态度一向有目共鉴，这就使得那些有心找他碴子的人自然无法发起持续攻击。尤其是在杭州任职的晚期，除了以更谦卑更诚恳的态度在公众场合与人周旋外，他还写下了大量深忏痛悔的诗篇。在鸥波亭的临水楼台和西湖边的文艺沙龙里度过的那些最后的夜晚，赵似乎更热衷于片刻不停地在向人家解释他欲掩弥障的出仕问题。他饮着龙井，画着山水，尽可能将自己打扮成忍辱负重、迫不得已的红尘严光或烟波钓徒张志和。虽然“我今素发飒以白，宦途久已思归耕”，无奈“倦游客子何时去，屡欲言归天未许”，这就是他打算让世人了解的他的所谓真实境状。而实际发生的一切也许令人沮丧，直到十年后他在自己湖州鸥波亭的家中病逝，除了与他行迹相类的那帮朋友外，几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别的人愿意接受他这样苍白、乏味、言不由衷的解释。      　　皇庆初年以后，赵在京师的生活基本上是以前朝遗老和艺术宠臣的身份从容度过的。是年新登基的仁宗皇帝年青有为，除自己勤于修身治国，不好财色的良好个人品质外，还毅然起用大贤李孟为相，尊崇儒学与佛教，励精图治，朝廷上下一时隐隐有中兴气象。更重要的是，废黜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他即位的第四年终于得到了开复，同时民间的汉族才学之士也开始重新大量进入各级政府任职。作为这种开明政策的明显受益者，赵从自己出仕以来的这第四位皇帝手里得到的封赏是从二品的中奉大夫，集贤侍讲学士的显赫头衔。但令人遗憾的事情还是接连发生，当时随待在京的夫人管道升不幸突然身染重疾——一种十分古怪的下肢的皮肤病，而年逾六十的赵自己的身体可能也已不怎么硬朗。除了替皇帝炮制些御用文章和应请为各王公大臣书写墓志，赵在最后的政治生涯中唯一还能证明自己价值的东西，看来就是精神尚能对付之时陆陆续续画下的那几十件作品了。《元史》里所津津乐道的仁宗赐御府貂鼠翻披一事，就是在一连几天不见赵来上朝，左右告之以“子昂年老，畏寒不出”的情况下，恻隐之心大起之余作出的决定。几天后这位皇帝又下令将赵与夫人及儿子的几件代表作品装成卷轴，藏入内库，“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亦奇事也”，从而将赵的声誉与政治地位推向了一生的高潮。      　　公元一三一八年是赵京师仕途生涯的最后一年，当时六十五岁的赵似乎去意已决——出于身体、心灵、人事关系等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原因。此前他经深思熟虑后早已写下《自警》一诗遍视诸人，第一次敢于正视自己并对一生的进退得失作了认真总结。诗中他坦然承认“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行事总堪怜。惟余笔砚情犹在，留于人间作笑谈”，一种沉痛的忏悔之情溢于言表，并依稀有立此存照，以戒后人的味道。同时，从广告学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为自己即将作出的辞官决定的提前预告。作为当年度耐人寻味的重要迹象之一，他自春节过后一连为人写了三张陶潜的《归去来辞》，此事应该同样也有广而告之的意味在里头。其中打算弘扬地方文化的湖州市去年花八百余万重金从藏家手中购置的那件，由于卷末有“为云山书”的落款，且以一向限于在同行中才使用的“子昂”二字署名，可以基本断定是为与他同时略晚的元初著名书画家，小他二十八岁的镇江儒学学录郭云山——也即前面提到过的《客杭日记》一书的作者郭畀所书。考虑到此人与赵向有芥蒂，绝少往来，当时又与倪迂打得火热，时常在后者位于吴江太湖边的隐居之所饮酒论道（有倪瓒《题郭天锡画》并诗前长序为证，详见拙作《〈客杭日记〉始末》一文）足迹似不大可能轻易踏入京师红尘。唯一的解释是托人辗转求书，这样于情于理方才说得过去。另外一个迹象是赵该年五月在京郊万柳堂挟妓饮酒一事，据陶南村《辍耕录》披露：“京师城外万柳堂，亦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赵公喜，即席赋诗”。此诗即现存《松雪斋续集》中的《万柳堂席上作》，作者自己显然不愿收入，偏偏有好事者要将它找出来放上去，从而无意中作成了一段韵事文本意义上的完整。以一向爱以道学面目示人，老庄持重，不苟言笑的赵的名头，当初竟能置清议于不顾，表现得如此放开，这官看来是真的不想再当下去了。其中的心态与行为特征，与眼下媒体讨论的政界“五十九岁现象”，倒是颇多可以印证与同参之处。      　　还是在政治失意的一二九六年，赵就已经开始过关于将自己的形象从仕途显宦转为林下高士的尝试。并且用这一招牌非常成功地确立了在艺术界的地位。在随后的二十年中，他几乎再次用自己的肉体完成了对精神的完美的颠覆，这难免给那些攻讦他的人留下了更多的把柄。虽然朝廷的意旨在这里起了一定作用，但他自己的言不由衷、见风使舵也是明摆着的。只是到了年迈体羸、垂垂老矣的一三一九年（六十六岁），才似乎真正从内心感觉到时间的无情和物质世界的空虚。在给好友袁桷的一封信中，他感叹自己“年齿日长，精力日衰，笔役研劳，渐学庸退”。同时，爱妻管氏的脚疾虽蒙皇帝特恩，令御医细心诊治，无奈反复多次不见起色，整天吵着要回去，想必也是当时促成他最后下决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在该年春夏之交，赵经郑重考虑与权衡后，正式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并有幸很快获得了批准。至此，历时三十二年几经沉浮的政治生涯终于全部结束。在归舟中应故人之子仇治所请为其父仇锷书墓志铭的赵如果转过身来回望舱外，也许碰巧会在船尾的波浪间看到几只盘旋的白色鸥鸟——他内在精神的象征物——正贴着水面自由自在地飞翔。但不幸的事情意外发生在中途。自四月二十五日携带家眷奴婢离京启程，五月十日船行至山东临清地界时，归途中一直辗转病榻，积重难返的夫人管仲姬突然撒手西去。三十年齐眉举案、相敬如宾的恩爱夫妻一朝说散就散，天上人间相隔，这显然迫使赵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并有理由对此产生本能的畏惧。扶柩南归路上在致京中同事及晚年最崇敬的朋友中峰明本的札中，他痛陈哀绪，声泪俱下，称“伤悼痛切，如在醉梦……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又称“哀痛之绝，几欲无生。忧患之余，两目昏暗，寻丈间不辨人物。足胫瘦瘁，行步艰难，亦非久于人间者”。我们注意到，作为一种自我心灵拯救手段，在此后约四年的家居岁月中，忏生与礼佛一直是他生活创作的一个主要课题。      　　当三十六年前义无反顾走出松雪斋去北京实现自己雄心勃勃的政治理想时，赵的年龄才不过三十出头。那时他在异族统治背景下的一番大胆作为尽管“惊世骇俗”，但在今天某些激进的历史学家眼里看来，应该也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再说蒙古人席卷欧亚大陆的铁骑早已成为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一部分，杭州岳坟秦桧跪像头上的唾沫据报载也日益稀少。这大概可以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后记里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提供一些有用的例证吧。包括此文所要重点讨论的，其实也只是他的心灵状态而非改节仕元一事。而对赵本人来说，在历经多年的宦海沉浮与世态炎凉后，当他终于踌躇满志回到湖州的家中时，真正令他遗憾和感慨的恐怕已不是昔日反复纠缠自己的名节问题，而是门前月湖春水里的衰颜与满头白发了。由于那时两个儿子赵雍、赵奕均已先后结婚并定居郡城，德清的松雪斋虽令他情有独钟，但那里冷山僻水的地理环境显然不适合一个时刻需人照料的老人居住。这样，选择湖州城中江之汇东、甘棠桥西与旧居相邻的鸥波亭作为养老之所，看来已是当时情况下不得已的决定了。尽管他的族人与亲友中不乏有人对他不太友好，两位出身小家碧玉的儿媳看来又不善治家，以至“自老妻之亡，家务尽废，事事无人掌管”。加上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归来便著病疾，又遍体生疮，奇痒不可言，爬搔所不能快。终日茕然，独处一室，无复生意”。可以想象，在这样不尽人意的生理与心理境况中，他的晚年生活该是如何一副糟糕的模样了。更残酷的是，辞官以后所显示的种种迹象表明，除了大量求书画者依然蜂涌在门，“使人终日应酬，体疲眼暗，无策可免”外，已不大见得到有官场中人愿意嘘寒问暖地来与他周旋了。甚至昔日的朋辈中人也踵门者几绝。在这种情况下，一三二○年暮春已在京任侍读学士的故人袁桷顺道过此的一次短暂拜访，理所当然被他看作是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除了剪烛西窗，联席长谈，将满腹牢骚与落寞之情均向老友一倾为快外，他还在后者随身所携那幅有名的《王维辋川图》的卷末，题上了“余向僻处寡营，适清容过慰岑寂，并以佳卷索跋，欣喜无已”这样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      　　在晚年造访鸥波亭的寥寥无几的来宾名单上，其中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学生兼朋友，散文家杨载。《赵孟頫系年》说他“时迁宁国推官，归棺省墓，因过吴兴”，我估计私底下的目的大约是为自知不久于人世的赵的传记准备材料——通过口述、答问与侧记相结合的方式。甚至有可能就在现场完成了此文的写作与定稿。因为一年多后距赵突然猝亡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杨自己也随即因病匆匆辞世。这篇原题为《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的洋洋六千余字长文，虽然堪称传世的有关赵生平最原始的记录，包括《元史》在内各种版本的作者传记无不取源于此。但由于受制于为尊者讳和文过饰非的拙劣文风，字里行间总使人觉得有一种不尽不实之感。比如至元末年权相桑哥在也里审班、也先贴木儿、阿利浑彻里三位大学士联名力奏下终于被诛，这件功劳居然也被算在了赵的头上。此说不仅与《元史·世祖实录》等书所述迥异，即使在同时代人的言行著述中也从未见有如此提法。另外大德年间赵因家乡德清连续干旱，曾率地方官员设醮求雨的松雪斋后龙洞一山，其址竟被说成是在山东济南郊外，可见传记作者对传主的生平事迹事实上并不十分了解。至于杨载本人自称与赵所谓二十年的亲密师生关系，除此次造访中所索得一幅行书千字文上有赵“延祐七年八月，杨仲弘过予松雪斋（其时赵刚好去德清山中避暑），秋热异于常年，殊无情思。二日，得雨，一洗烦暑。明旦，为写此赋”的亲笔题款，依稀可证明彼此间的交情外，其余往来均不见有任何记载。如果《元史》卷一九○中“吴兴赵孟頫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推重之，由是载之文名，隐然动京师”的说法可信，两人的正式相识交往应该不早于公元一三一○年，也即赵初任翰林待读学士，主持国史编纂工作——刚巧为其时任国史馆编辑的杨的顶头上司——的当年。而杨在传记写作过程中对赵声誉与行迹的百般呵护，显然与感恩之余极思报效的朴素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细较《元史》里的本传与杨载所撰行状之间叙事的异同，应该可以发现有很多地方都相当有意思。      　　当然，对于其时已因“疾病缠身，羸弱不堪，几致无力跋新装池王献之《洛神赋》卷”，并热衷于忏生礼佛的赵本人来说，任何有关身后荣辱毁誉的话题显然不大可能再让他为之操心和左右了。即使他缜密的思想尚心犹未甘，他衰残的身体也已绝不允许。除了坚持不让自己言行相悖的文集在生前出版，当时他唯一还能做的事情，看来就是整天闭门闲坐，冥思静想，在病榻与药物之间打发自己生命最后的光阴。作为晚年生活难得的一抹亮色，至治二年春天，新登基不久的英宗皇帝曾委使臣携带衣酒等物前来探视，总算为他一生的政治梦想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两个月后的一三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在我们熟悉的湖州江之汇畔的私人别墅中，据言上午尚在“观书作字，谈笑如常”的赵“至暮倏然而逝”。六十九年的尘世浊梦至此全部付与声声相催的暮鼓晨钟，仿佛烟消云散，又仿佛花落水流。规制隆重的丧事结束后，他的遗体遵嘱由亲友护送立即被运往德清东衡，与五年前不幸劳燕分飞先走一步的爱妻管氏合葬在一起。尽管在后来的诗人兼乡贤蔡显临先生眼中看来，那里清溪数曲，松杉千树的典型林下景色事实上并不能遮去死者生前政治上的污点。是啊！“墓谒自书元学士，居人犹说宋王孙”。但今天赵孟頫旧居的参观者和莲花庄内品茶闲谈，言笑晏晏的游客显然不会再这么看，尤其是当他们被告知此人现今存世的近千件书画尺牍的总值，几乎相当于他们眼下逗留的这座城市年财政收入的五至六倍，这是怎样让人不可思议且两眼放光的事情。也许，对一位有争议的古人作出中肯公允的评价最终将取决于一个时代的道德水准与价值取向，而如此沉重的话题自然远非本文所能承载。正是基于这样的无奈与局限，几天前的一个黄昏，当我于霏霏细雨中伫立苕梁桥头，凝视暮色与江水环绕中的当年的鸥波亭遗址，内心突然涌现出的惶惑、失落与迷惘之情，一如眼前灰暗、湍流相激的水面上某种无助的漂浮物。真的，我不知道在文中是否已顺畅表达了自己写作时的初衷？我甚至不知道这些即兴写下的文字，其文本特征究竟接近于人物传记呢还是更象一篇精神分析报告？当然，如果是前者，我的喋喋不休可能已令读者烦厌；如果是后者，我真正想说的也许并没有说出。（本文摘自《阴阳脸》，柯平著，东方出版社出版，嘉孚随图书文化公司授权千龙文化转载。）      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写毕，时值赵孟頫逝世六百八十周年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