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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些年国学热的兴起，古代儒士的身价似乎也水涨船高、奇货可居了。 人们都喜欢拿“儒”做有文化、有涵养、有境界的标签，往自己的身上贴。 于是， 医生大夫中，医术高明且宅心仁厚者，被尊称为“儒医”； 行商坐贾中，致富有道且童叟无欺者，被恭誉为“儒商”； 从戎统军的，能征惯战且知书达理者，被敬推为“儒将”…… 总之，不论是干哪一行活，吃哪一碗饭，好像只要是与“儒”字沾上了边，就立马变得儒雅风流、气象万千了。 可是，“儒”果真是这么高尚、如此神圣吗？ 其实并不见得。 至少在先秦的大部分时间里，“儒”仅仅是普通的文化人而已。在当时相当多的人眼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摇唇鼓舌，不能冲锋陷阵，正是这些文化人的最大特征。因此，当时“儒”特指一群柔弱无力、不堪担当大事的文化人。 关于“儒”的含义，古今学者的普遍共识是：“儒”可区分为广义之“儒”和狭义之“儒”。 广义的“儒”就是术士的通称，包括一般的文化人。 狭义的“儒”才是儒家儒者的专称。 了解了“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我们就可以对秦始皇当年的“焚书坑儒”之公案得出更为公允的认识。 一直以来，“焚书坑儒”事件是秦始皇暴政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秦始皇本人也因摧残文化、屠戮儒生而背负着千秋骂名。 然而，我们读史籍时亦不免会产生一些困惑： 为何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后裔孔鲋在这场浩劫中能够安然无恙，日后当陈胜、吴广起事时可以与鲁地儒生一道抱孔氏宗族之礼器归附义师？ 为什么叔孙通能以儒者身份充当秦廷的待诏博士，并在政治的惊涛骇浪中全身而退？ 史籍曾明确记载：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后来又因为能巧言令色，所提之建议投机迎合秦二世的心意而获得实授的博士。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 明白了“儒”有广义与狭义之畛域，则可知当年秦始皇所坑杀的“儒”，并不是那些正儿八经的儒家读书人，而是那些到处煽风点火、妖言惑众、装神弄鬼的术士，打击的是邪教之类的社会渣滓。 司马迁是知道秦始皇血腥镇压的矛头之所向的，因此，他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一针见血地道出真相：“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请注意，他这里讲的是坑术士，而并非坑儒生。由此可见，秦始皇焚书固然是事实，乃是其采纳法家“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逻辑选择；但是坑儒的情况则比较复杂，需要加以认真的辨析。 一个王朝的覆灭，其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在很多情况之下，暴政并不一定会导致王朝统治的崩溃。以秦朝为例，它灭亡的首要原因，当是其施政上战略重心的过早转移，即轻忽了东西对立的结构性矛盾，以为收缴了山东六国兵器铸成铜人之后，内部的反叛势力已不足忧虑，自我感觉过于良好，以致松懈了对山东六国潜伏敌对势力的警惕，将“攘外必先安内”的训律置于脑后，把战略重心提前转变为“攘外”。又是派遣蒙恬等人率兵四十万北上抗御匈奴，又是驱动将军屠雎发兵五十万修筑灵渠，开发岭南，结果导致核心区域的防御空虚，违背了“居重驭轻”的根本战略原则，埋下了土崩瓦解的隐患。 一旦陈胜、吴广在腹心地区揭竿而起，则无兵可派，只好让少府章邯临时纠集那些修筑骊山陵墓的刑徒仓促成军。这样的军队，其战斗力自然要打上大大的折扣：与陈胜、吴广麾下的乌合之众较量，尚有胜算；可一旦遇上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项梁、项羽叔侄子弟兵，则不免只有失败的命运了。至于从北方前线仓促回防的正规精锐之师，也会因长途奔波而人困马乏、锐气顿挫，而未能发挥出正常的战力，巨鹿之战的结局业已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问题的关键是，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而胜利者当中书写历史的，又是那些操控着笔杆子的儒家士人。他们对秦王朝不重视儒学、不重用儒生早已心怀不满——这也基本上是事实，所以他们在总结历史经验之时，就很自然地将秦王朝覆灭的原因简单归结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里的“仁义不施”，就包括了所谓的“焚书坑儒”。 如此一来，“焚书坑儒”事件便成了秦始皇和整个秦王朝暴政的最大象征，而“坑儒”的真相亦不能不长期为历史的风尘所湮灭或曲解了。 《大写的历史 被忽略的历史文化》是黄朴民历史随笔系列丛书中的一本，主要讲了四部分的内容，儒家的文化、兵家的文化、历史研究的误区以及历史对当今社会的借鉴，后的附录则加了几篇作者对研究生培养和国学的观点，对历史上因文化观念不同而导致的分歧争战作深入独到的分析解读。 摘自《大写的历史·被忽略的历史文化)》，黄朴民 著，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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