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钱选 四明桃园图卷 23.2cm×101.7cm 纸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一 《四明桃源图》，现藏上海博物馆，全卷纵23.2厘米，横101.7厘米。本幅亦无作者属款，右上角有朱文残印，右半裁去不可识，左半“举”犹清晰可辨。疑此印本为“舜举”二字。图后有明儒宋濂、东川闲客、胡隆成、曾秉正、胡杰、程惠、郑谦、蔡玄、曾士勖、崔植、蒋子杰、卢熊、刘素、高秦仲、曹迁、张敬、吴湖帆共十七人题跋。民国时历经战火，经上海藏家魏停云收藏，后归入上博。单国霖先生曾从画风和题跋两方面考证，认为《四明桃源图》画风接近钱选，虽在构图与笔墨方法上比较类似，但“在艺术水准上《四明桃源图》远逊于《山居图》，故此图应非出于钱选之笔”，“应出自元末师承钱选画风的吴兴画家之手”。 从全图上看，此幅构图与《山居图》《幽居图》以及《秋江待渡图》《王羲之观鹅图》的山水母题十分相似。然而，形似背后掩盖的，则是笔墨、用色、造型上的千差万别。下文通过考察这些差异在山石、房屋、船舶人物等的细节表现，分析钱选的笔墨特色。 二 1. 山法 《山居》《幽居》线条可谓有骨有肉，温润而筋道，笔迹刚正中蕴含伏起圆混，而《桃源图》则线条刻板尖厉，显露太过。笔势凌乱，迹断无筋，使得山体毫无生气，正为“骨多者刚而如薪也，劲死者无肉也”，反映出画家对笔的把握能力较差。敷色薄，故败其气；而远近皆用石青，唯色之浓淡深浅不同，造成层次交代不清，空间透视关系混乱。相比之下，钱选真迹正可当姚绶“绿浅墨深，细腻清润，真与唐人争衡”之评。 另外，若对远山部分做细节观察，虽均以石青染而不皴，但《羲之观鹅图》等作品在渲染之后又以墨线勾勒，且线条质感佳，《四明桃源》则无勾勒，山头方折过度，未免有“笔过伤韵”之讥。
2.石法 在石法中我们主要观察三点：一是完整的巨石母题，二是丛石的层次关系，三是坡脚细节的处理。 巨石母题方面，《幽居图》通过平行线条塑造片状石质，其法与山脉褶皱处理法类似，阳面施色，以波折起伏的墨线描绘石脉，极富层次的节奏感。正所谓“石为山之体”，反观《四明桃源图》画山的弊病—用色浅薄、造型刻板、笔势混乱、线条僵硬—在画石处依旧没有改善。
 《山居图》（局部）林屋3.林屋、行船 观其林屋数间，均为柴门掩抑。两相对比，《山居》既有建筑的体量感，又有屋檐错落造成的节奏感以及屋内景观的纵深感，然而《桃源》则出现了结构层次混乱、形式僵化问题。具体而言，《桃源》村落中第一个房屋将正面和侧面的墙体画成一个平面，其两侧屋檐、前后房屋的屋檐竟都画在一个平面上，使人无法分清前后位置关系。而最后方的两屋檐部也对称排开，充分说明了造型能力的缺乏造成的形式单一和僵化。反观《山居》林屋前后位置因透视处理而变得错落有致，层层向深远处推进，正面和侧面的区分使得房屋更加立体。房梁处以墨色勾线，点醒画面，檐部与墙体用色典雅，整个画面古意盎然。而《桃源》则以铅粉之白敷涂墙面，用色明艳，突兀于整体画面。 再论船只与人物的造型方面：从造型上看，《山居》《幽居》二图船法一致，船舱呈半圆状，上覆方格制蓑笠，纹路清晰，写生如真。即使寸马豆人，寥寥数笔，其飞扬的发饰与俯身撑船、相与对谈的动作，都因细腻灵动的笔触而具有强烈的画面感与动势。而《桃源图》二船与人物形制雷同，除位置稍作改变之外，人物服饰与动作如同复制。船舱呈三角形，船只结构的交代也草草了事。 《幽居图》（局部）船只、人物、水法  《四明桃源图》（局部）船只及人物三
《四明桃源图》后有明儒宋濂、胡隆成、曾秉正、崔植、吴湖帆等十七人的题跋文字，成为帮助我们确定作品真伪，了解作品来历及创作意图的关键材料。上文提到，单国霖先生曾对画跋文字进行考证，认为最早指出此图为钱选作品的，是明洪武十年（1377）题识的胡隆成，后来高秦仲、张敬等人不过是以讹传讹；而首跋者宋濂，亦是后人改款。今天看来，这些题跋的问题不限于此。 《跋王晋卿烟江叠嶂图》款识  《桃源图》宋濂题跋在十六段题跋中，无一例外地将叙述重点放在了赞扬王说有功于四明儒学上，但大多回避讨论此图真伪。我们将从宋濂首跋开始分析。单国霖先生亦曾关注此跋，他将其与宋濂真迹《跋王诜烟江叠嶂图》书法比较，“明显不合”。又认为署款一行与前题识非同一纸，“故推断此署款为后人改款”。另外，他认为此书法有浓重的赵孟頫体遗风，故认为“很可能为明初某一师法赵体的文士所书，后人为了抬高此图的价值，改为宋濂署款”。 对画跋作为一种行动的分析，也帮助我们理解画跋中提示画作来源与真伪的文字。题跋中出现了诸多矛盾的说法：宋濂谓“敬止……写诸图画”，胡隆成谓“舜举之所斳作而王氏之所独得耶”，曾秉正谓敬止“乃购名画者写其讲道之所为图”，崔植谓此图为王敬止“旧所藏之图”，蒋子杰则称“敬止之为此图也”，云云之说，纷杂不一。上文已提到，王敬止为题跋者提供了错误的世系。进一步推论，关于画作作者与来源等关键信息也应为王敬止提供。此画作为一系列行动中的关键道具，由操控者进行事先的设定，完全是合理且必要的。由此，则画跋中关于作者与来源的抵牾就不再是题跋者的个体异见，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王敬止在分别给题跋者提供信息时的自相矛盾或模糊其词。由此可以推论，作为持有者的王敬止在宣称钱选为此画作者时，似乎亦怀有不安与犹疑。
我们讨论画跋，特别是借此考辨画作真伪时，务必考虑题跋者的意图。某些情况下，索跋者的意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更为关键。在某种程度上，题跋并不能直接被视为题跋者的认知与信念，而是对索跋者意图的一种达成。通过对本幅形成史的梳理，我们便可较为肯定地认为《四明桃源图》当属元代晚期模仿钱选风格的伪作。 【详见《中国书画》2016年5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