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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尤其是北宋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较为辉煌璀璨的一页，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北宋自立国便确立“文物之治”的治国方略，影响所及，人人力道术、究艺文，寖成风气；二是两宋帝王将书法看成家学，遵从祖宗家法首先要从继承家学开始，前后相传，不绝如缕，帝室宗亲也多以此相高，形成宋代艺术史上突出的帝室文化现象。 南宋高宗赵构曾说过“一祖八宗皆喜翰墨”（《翰墨志》），“一祖”指宋太祖赵匡胤，“八宗”就是宋太宗赵光义以下直到钦宗赵桓。其中开启以翰墨之道为家学者，就是宋太宗。
宋太宗和太祖赵匡胤不同，他是个文人，具有典型的文人气质，自幼喜欢读书，终老不辍，开卷有益的典故就是因他而起。又喜欢在文化建设上举措，宋代四大类书之三《太平预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即是在太宗的授意下集诸文臣合力编纂而成的。
宋太宗草书《唐崔颢登黄鹤楼》，见《绛帖》 当然在太宗的诸多艺能之中，书法是最有特色的一项，而且自幼至暮年，老而弥笃，可标于史册而无愧色。他自称“每公事退，尝惜光景，读书之外，不住学习。除隶、草外，兼习飞白”（宋董更《书录》卷上）。宋人对太宗的书法水平称颂有加，比如理论家如朱长文认为太宗“以生知之敏识而继博学之不倦”，所以成就突出，善篆、隶、草、行、飞白、八分，而草书冠绝（《续书断·宸翰述》）。而米芾平生不轻易许可，但于太宗也有“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的赞誉，可见宋太宗的书法水平还是超乎其类、拔乎其萃的。
太宗擅长草书飞白，说过“飞白依小草书体，与楷书不同”（《长编》巻四十）的话，明显是针对唐代以来楷书飞白盛行，又舍弃毛笔，用所谓相思树做成的木皮笔写飞白书，导致行笔逐段推进，不能流畅，白而不飞，不符合飞白书的基本要求。当代的研究者多误读史乘，错将朱长文《续书断·宸翰述》中“因阅视先帝灵几有木皮飞白笔，偶取作字，笔力遒迈如素习”的主人公当做宋真宗，将“先帝”指为宋太宗，并据此以为宋太宗也使用木皮笔，其实讲的是宋仁宗，“先帝”指宋真宗。 宋太宗还有过“以学书自娱”的论述，对后来真宗、仁宗及蔡襄、欧阳修等士人产生重要影响。苏黄米等人摇旗鼓噪推波助澜的尚意思想实际上导源于此。 今天来看，讨论宋太宗的历史贡献，若仅仅局限于其本人的书法及理论思想是不够的，南宋吴泳《御书赐翰林院跋记》云：“叙圣文神翰而不以经天纬地言之，何足以形容其大哉？”认为帝王从事书法行为乃是“上关于治道，下切于风教”（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之举。虽夸大其词，然实揭出作为帝王，其从事书法行为本身所蕴含的固有的致治意义，非仅仅以书法艺术观之。宋太宗在其文治国家的治世理想中能充分全面发挥书法艺术“敦教化、助人伦”而经世致用的功能，开创两宋三百年“以书致治”的祖宗之法，这是最为宋人所称道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太宗躬身实践，致力于移易社会风气，引导社会潮流。 二是太宗不但拔擢中土善书人才如郭忠恕等，还笼络西蜀和南唐有书学背景的优秀人才为我所用。 三是宋太宗针对五代以来皇室御用书写人才罕习楷书，以院体行书相传而导致皇家诏令碑刻不足观的现实窘况，以为这不能符赵宋王朝的新气象，于是特建置御书院，让王著等人于此差遣并教授书法，自己也亲自耳提面命，培养后备人才。 四是重视御赐书行为，这是太宗贯彻以书致治的最常见的手段。 五是太宗独出心裁地将书法与钱币结合，创立了两宋御书钱制度，并亲书真、行、草三体“淳化元宝”、“至道元宝”钱。
六是太宗的书法一方面作为太宗人格力量之化身，同时具有特殊的政治内涵，因此在太宗身后，真宗、仁宗亦曾将其作为特殊的礼物赏赐高丽、交址、西夏等化外之境，乃是欲凭借一种权威的力量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这与太宗身前自为之，殊途而同归。
总之，宋太宗的书法行为是为其实现“以书致治”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是“以小见大”的治世法宝，复作为祖宗之法传递给他的子孙们恪守遵循，宋高宗所谓“一祖八宗皆喜翰墨”，其实就是通过继承家学而继承祖法，之后将太宗“以书致治”的家法全面发扬，在整个宋代社会文治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开辟并塑造两宋三百年直至影响千余年书法史进程且有着“广大教化之主”美誉的书法家宋太宗，宋人目为堪比唐文皇“非但不愧”之人，本可与后起诸英，星月同辉，朗照于北宋艺术史之夜空，然不幸风云起而新月隐，朗炬消而爝火明，后世虽间有论及，终不能发扬光大之，只能存活于典籍文献之记忆中。那一轮明月已然是云遮雾障，渐行渐远，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与缺憾！ 【详见《中国书画》2016年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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