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钢：讲学方式与空间组构演变的教育意蕴| 看中国

讲学方式与空间组构演变的教育意蕴

丁钢 |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导

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2期

当我们深入探究中国教育历史与传统文化及其教育价值的关系时，可以发现，其在讲学方式和空间布局结构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那么，在中国教育历史上讲学方式及其所呈现的空间布局与结构究竟存在怎样的相互关系，并有着怎样的教育意蕴？ 

在研究书院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我曾经对书院建筑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做过探索，但未就书院教学空间及其教学关系进行专门探讨。

而在杨慎初《中国书院文化与建筑》第三章中，专门讨论了书院的建筑特征，对于书院选址与布局、意境与风格，以及规制与传统等方面，阐述重点是书院发展的文化特色及其内涵，也未涉及本文所关注的内容。

王镇华《书院教育与建筑——台湾书院实例之研究》，可谓建筑中人对于书院教育与建筑研究的力作，其对台湾书院建筑有着比较深入的讨论。他注意到书院教育目标与精神空间的关系，而对于书院中讲堂在空间上布局的意义，也限于祭祀空间与讲堂的内在关系。

书院的出现已经是自唐宋以降，对于之前讲学方式与教学空间之间的关系，我们更是知之甚少。

然而，了解这方面情形的目的并非仅在于弥补中国教育史的缺憾，而更在于希望通过探索，能够深化对教学与空间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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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图像的呈现

传说春秋时期已经注意到圣贤画像的教化作用，但至今记载最早的孔子画像，应是《三国志·魏书·仓慈传》中载东汉桓帝建老子庙时画孔子像于壁上。

《后汉书·蔡邕列传》又记光和元年（178年），汉灵帝在京城置鸿都门学时，命刘旦、杨鲁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可惜以上画像均已不存在。

在浙江杭州孔庙，有着南宋绍兴十六年（1156年）十二月根据北宋李公麟的画稿进行石刻的《宣圣及七十二圣贤像》，画有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像，长135厘米，高43.5厘米，共计15块石刻。

其中，算孔子在内共73人，孔子端坐在坐墩上，七十二弟子均面向孔夫子而立，石刻背面刻着高宗赵构礼正书赞及明人吴讷题记。

至明正统九年（1444年），监察御史张楷根据《史记孔子世家》，旁采《论语》《孟子》等，辑成《孔子圣迹图》（图1），反映了孔子生平中的29件事，而且为每张图撰写了说明和赞诗。

弘治十年（1497年），何廷瑞等又新增9件事，扩至38幅后重新刻印。在以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在版式及绘制方式上呈现不同样式，流传甚广。

《孔子杏坛讲学图》（图2）、《孔子讲学图》（图3）均为明代所画，并收藏于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孔府文物档案馆。还有明代佚名氏所画的《孔子讲学图》（图4）。

据上文，我们也许可以看出点端倪。孔子当时的讲学情形还是比较宽松的，这似乎与《论语》所记录的问学方式比较相符。图2、图3、图4所呈现的教学情形，孔子或坐筵席上，或坐石头、石礅上，这与图1呈现孔子坐在椅子上讲学不同。

其实，儒家讲学时师生如何就坐，秦汉以来并不见材料记载。只见《礼记·文王世子》：“凡侍坐于大司成者，远近间三席，可以问，终，则负墙。列事未尽，不问。”郑注曰：“间，犹容也。容三席，则得指画，相分别也。席之制，广三尺三寸三分，则是所谓函丈也。”

《礼记·曲礼》：“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注：“谓讲问之客也，函犹容也，讲问宜相对容丈，足以指画也。”想必当时讲学时师生盖也如此。因此，师生席地函丈，讲师也席地而坐罢了。

这在张良皋先生所著《匠学七说》中的研究也可证明，其第一说便是筵席——古中国席居之谜，经他仔细考证后，认为自虞舜以降，中国实行席居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如是，而鲁国更是礼仪之邦，最为讲究。

在整个汉朝，席居是普遍的。席居制度曾在中国长期广泛流行，而在南北朝之末、隋唐之初逐渐消失。这从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两块讲学画像砖也可见得（图5、图6）。

据刘耀辉考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推行法家路线，严禁儒家文献留存人间，中国古典文化典籍受到严重摧残，学校不存。但秦始皇重视法令，令天下黔首百姓‘以吏为师’，‘以法令为学’。汉承秦制，直到汉初，仍继续实行‘吏师制度’。

西汉初年，废除秦朝禁令后，各地民间私学又逐步恢复和发展。西汉景帝末年，蜀郡宁文翁率先在草州成都设立地方学堂（ 现成都市内石室中学校址内），并派遣张叔华十余人，以官费赴京城学习五经和律令，回来当老师。四川省博物馆藏成都青领坡出土的一块‘文翁讲学图’画像砖就反映了当时这一史实”。

从图5也可看到，其画像砖上的经师坐在矮榻上，而弟子们则分别坐在他左右两侧的筵席上。图6呈现的也是师生设席于地相对而坐。再看展子虔的《授经图》（图7），其所描绘的授经场景，也颇为符合当时讲学的情形。王维《伏生授经图》（图8），其画的是伏生在汉文帝时讲授典籍的情景。

张良皋先生认为，唐时筵席已经成为贵族朝廷的礼仪，直至南唐。从五代时期的画家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及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可见，椅凳已经是普通家具了。

《韩熙载夜宴图》描绘的是南唐大臣韩熙载在家里与客人夜宴的情景。《重屏会棋图》描绘的是南唐中主李璟与他三个弟弟下棋时的情景。

至于讲学升座（如图1所示），则先源于佛教。《法苑珠林》卷三十二《仪式部》引《三千威仪经》：“上座坐读经，有五事，一当先礼佛，二当礼经法上座……”读经为都讲，上座为法师。又引《十住毗婆沙论》：“法师处师子座有四种法，何等为四？一者欲升高座，先应恭敬礼拜大众，然后升座……”

《四分律简众部》也说：“夫法师升座，先须礼敬三宝。”法师讲学时，须升高座，并且须礼敬三宝。经魏晋佛教风气所染，南北朝时儒家讲学才有了讲师升座之举，如《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所谓“下席受业”，则对称于上座讲学才是。

《梁书·儒林传》更称时儒伏曼容“时明帝不重儒书。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伏曼容的住宅靠近著名的佛教瓦官寺，佛教讲学也很盛行。从地理条件来讲，伏曼容升高座为讲说，也有受佛教教育的影响。

这种讲学形式经儒家的长期采用，也被后来书院所采用。早在南唐庐山国学时期即已有记载“升堂讲说”之事。《南唐书·朱弼传》载 “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疑难，问辩蜂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己出，而事实联缀宛若宿构，以故，诸生诚服，皆循规范”。

这说明，唐时升堂讲说已很流行。这种教学形式不同于个别教学，也不同于一般官学教学形式，更多地是采用了佛教禅林的方式。朱熹讲学白鹿洞书院也假以来用，后来成为书院教学的一般形式。

这与张良皋先生所说也可谓相互呼应，因此，图1表现的是明时画家基于当时情形的想象，并不符合孔子时代的情况。还有一点，在刘耀辉解读文翁讲学图认为，“画象砖主题部分为一经师……如有所讲授状。其余六人分别坐席上，各捧简册，恭谨听讲。其一侧（左侧）二人连席，近似助讲身份”。

所谓助讲，史缺记载，但儒家有所谓都讲生，则可见于《后汉书》。如《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记“荣卒……除兄子二人补四百石，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其余门徒多至公卿”。又卷二十六《侯霸传》云“成帝时……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毂梁春秋，为元都讲”。卷三十七《丁鸿传》记“鸿年十三，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

据上史料，可看出儒家所谓“都讲生”的生，即弟子。因此，儒家的都讲与教师之间是一种师生关系，都讲可能是较一般学生地位高的高徒。儒家历来对弟子学业的高低有升堂入室之谓。堂，为一般学生讲读的场所。室，为先生所居之处，常有弟子侍，一般都是先生最得意的门生。

《后汉书》卷二十五《郑玄传》说，“因诼郡庐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人”。升堂听讲已非一般，况且入室弟子！可见都讲可能便是入室弟子之类。

另外，汉代私学都采用以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的方法。皮锡瑞《经学历史》中说：“至一师能教千百人，必由高足弟子传授。”都讲也许就是指这类高足弟子。如果追根寻源的话，可以说与古代教育的遗风有关。以稷下学宫为例，当时诸家云集，相互辩论，曾涌现出许多思想家与能言善辩之士，如田骈号称“天口骈”等。

这种学术交流和互相争辩呈现出学术“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并使学术有了发展。如当时的黄老学派兼采儒、墨、法而发展了道家学说而自成一家，便是一个例证。

此外，在师生关系上，如子贡作为孔子的高足，曾代老师解答过子禽的疑问，或代冉有问孔子是否赞成卫君，这又发展为汉代以高足弟子代授的教学形式。

儒家都讲生兼有问难和讨论章句之学作用。如《后汉书·丁鸿传》记汉儒丁鸿，善论辩，为都讲。“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宫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奏上，帝亲称制临决。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

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汉书》卷二十五《鲁丕传》记有这么一件事：“和帝因朝会，召见诸儒。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冠、帻、履、韈、衣一袭。丕因上疏曰：‘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

胡三省在《资治通鉴》卷四十八和帝元十一年其事下注：“汉儒专门名家，各守师说。故发难者，必明其师之说，以为据；答难者，亦必务立大义，以申师说。”辩难重章句诂训之辩及重师法之争，这是体现于儒家教学中的整个汉代儒家学风的一个缩影。

到了宋明时期的书院建制，则是另一种基本样式。这里仅举宋时所建的濂溪书院和白鹭洲书院。前者在宋嘉定年间建于湖南桂阳，后者在南宋时期建于江西吉安，仿白鹿洞书院，朱门弟子江万里建并教于此。

再从湖南岳麓书院讲堂外景（图11）来看，现存的书院建筑，虽然多为清代遗构，但大多还是继承过去旧有的规制发展，在建筑的传统特色与规制具有一致性。

其中，讲学显然是书院进行教学与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所以书院建筑在整体布局上一般都置讲堂于中轴线的中心位置。但由于书院教学一般不分科目，虽则有些讲堂分为多间，但都集中于一处，构成一个整体。这同现代分科教学楼的形式是不同的。

书院讲堂前大都有一个较大的庭院，常是书院中最为宽敞开阔之地。而且多数书院讲堂的前部对前庭完全开敞，必要时还可以临时扩大，并灵活地利用室外空间，以增加讲堂的容量。无论取庭院式、廓院式，还是天井式，都是为了使讲堂的空间得以延伸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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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空间组构的解读

从以上历史图像显示，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不同时期教学空间格局的类型，以及教育场景中人的空间位置关系。同时，在文献记载的对比中，也可以印证历史上讲学方式的基本形态。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教学空间分区、功能和格局背后的文化底蕴和教育价值，也许可以借助空间生产的理论，来揭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讲学方式与空间格局作为一种教学关系，其具有一种时代、社会，以及教学模式和关系所定的特殊性。

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构建了“空间—社会—历史”三元辩证法，其核心范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空间实践。它包含生产和再生产，以及每一种社会形态的特殊场所和空间特性。在社会空间和社会与空间的每一种关系中，这种结合的连续性和程度在空间的实践中得到了加强。

第二，空间的表征。这与生产关系紧密相连，又与和这些关系影响的“秩序”紧密联系，因而也就与知识、符号、代码和“前沿的”关系有关。

第三，表征的空间。它具体表达了复杂的、与社会生活隐秘的一面联系的符号体系，这些有时经过了编码，有时则没有，同样与艺术（可能被最终定义为一种表征空间符码的而不仅仅是空间的符码）紧密联系。

其中，“‘空间实践’中体现了一种社会的空间，在这里具体化的、经验的空间是一种‘感知的’空间。……‘空间的表征’界定的是概念化的空间……是占统治地位的空间，是压制‘表征的空间’的空间……‘表征的空间’指向被‘空间的表征’统治的空间，一种反抗统治秩序的空间，与社会生活隐秘底层相联系的空间”。

我们从以上所呈现的图像，可谓是“空间实践”，这种被我们感知的经验空间，它们体现了每一种社会与物质形态所带来的特定场所和空间特性。比如席居生活方式所予讲学方式的影响等。

如果进而观察其空间的表征，它们又是与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相关联的，讲学方式与空间关系具有其符号特征。比如书院建制多为模仿宫殿式建筑，这种建筑概念的相似性也体现了对占主导地位的空间模拟。

但历史地来看，表征的空间则体现了其两面性。

● 一方面，如太学的教学空间组构，东汉光武时在洛阳城东南建有当时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五年（29年）冬十月，“ 初起太学”，注引陆机《洛阳记》：“太学在洛阳故城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长十丈，广三丈，堂前石经四部。”所谓“长十丈，广三丈”，是一个进深大于面阔的长方形空间。

这一建筑形式事实上体现了一种被空间的表征所统治的空间，从形式上压制了孔子以来相对自由的讲学方式，使其与汉时讲学只重视传授而不重讨论的教学关系相呼应。可以说，这种建筑建制与格局也生产了一种教学关系。

● 另一方面，书院在建制上虽然仿制了宫殿的形式，但因书院的兴起本身与不满科举对于学问探究的压制，而倡导教学是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重视师生切磋，对话交流，鼓励质疑问难。

于是，书院的内部结构则呈现书院讲堂大多是面阔大于进深或与进深相同的横向方形式。如王阳明在稽山书院讲学时，“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不下数百人”。《东林会约》则记，“入讲堂，东西分坐”。《虞山书院志》记“会约”，亦谓听者“东西相向坐于地”。

此外，由于书院教育面向社会，凡有志于学者，均可前往听讲，讲堂再大，也难以容纳，因此书院讲堂前大都有一个宽敞开阔之地，使讲堂的空间得以延伸扩大，以容纳更多人前来参与。

再者，书院会讲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讨论，以此来推动书院的学术交流、研究与教学互相结合、互相促进。这是书院教学的又一显著特点。

由此，讲堂除了供教学之外，还可以举行会讲、讲会等学术聚会活动，并容纳院外学者参加。如会讲最早始于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张栻的岳麓会讲。

朱、张都源于二程之学，但师承有所不同。南宋理学家真德秀以为：“二程之学，龟山（杨时）得之而南，传之豫章罗氏（罗从彦），罗氏传之延平李氏（李桐），李氏传之考亭朱氏（朱熹），此一派也。上蔡（谢良佐）传之武夷胡氏（胡安国），武夷胡氏传其子五峰（胡宏），五峰传之南轩张氏（张栻），此又一派也。”

师承不同，故朱、张在“心性”“未发已发”“进德之序”等问题上见解有所差异，并按各自传学区域分别称之为闽学、湖湘学。乾道三年，朱熹闻张栻得胡宏之学，特于八月专程千里，赴岳麓访问当时主讲岳麓的张栻，讨论讲学，切磋学术于讲堂，自此开创了书院自由讲学之风。

在朱张会讲之后十四年，淳熙八年（1181年），陆九渊至南康，请朱熹为陆九龄写墓志铭。朱便邀陆到白鹿洞书院讲学。当时陆九渊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讲题，演讲极为敷畅恳切，有的学生感动得流下眼泪。朱熹本人也很满意，特将陆氏讲义刻石为记，教戒后学。

朱陆理学观点大相径庭，但朱熹却主动邀请不同学派的学者来他主持的学校讲学，并不囿己见，这种精神甚是可贵，同时也推动了书院会讲。

明代中叶后，在王守仁、湛若水及其弟子门徒的讲学活动的推动下，尽管王、湛观点不同，但往返讲学辩难之事互不相拒，而是互相通气，“联讲会，立书院”，这不仅活跃了学术，且成为重要的教学手段之一。

书院讲会延续到清代，在东林、紫阳、还古、姚江等书院还很盛行，并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仪式。书院的讲会，自由讲学使它打破了关门教学的旧习。当年朱熹访张栻讲学岳麓，来听讲者很多，“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种风气在书院发展史上得到了延续、发扬。加之，书院建筑内外空间艺术中，虚实结合，人与自然、风景与文化、建筑与环境的结合，也体现了礼乐相成的特点及其人文精神。

综上所述，书院的新型教学关系呈现了一种不同于统治秩序的内外空间格局组构，与社会生活底层的精神相联系，讲学方式与空间格局相结合解构了太学以来的教学空间，并且进行富有意义的重构。

这印证了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一文中的如下论断：“如果未曾生产一个合适的空间，那么‘改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等都是空话。”

如爱德华·索亚在《第三空间》中所指出的：列斐伏尔的空间既是客观的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