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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5
 叶克飞
导读
她既有传统恬静的一面，又有豁达开放的一面，再加上女性的坚忍，想来这便是她能够历经百年沧桑而不怨天尤人的奥秘。 中学时读《洗澡》，正值年少悸动，又有些孩子气加书生气，觉得自己就像许彦成，对这个人物喜欢到不得了，一学期下来将这本书翻来覆去读了几遍。长大了口味渐重，才发现自己未必是喜欢那平淡如水的莫名情愫，而是“偷不如偷不着”的人性在作祟。 这么说或许不敬，因为有朋友说《洗澡》在她眼中是纯爱故事，几与韩剧相若。杨绛本人也是如此态度，她前两年以《洗澡之后》接续《洗澡》，正是出于对纯爱的维护，生怕有人在她去世后擅写续集，糟蹋了许彦成和姚宓之间“纯洁的友情”，我的“重口味”必不为其所喜。  杨绛先生代表作品不过，即使曲解，《洗澡》也是我年轻时代最着迷的小说之一，地位远高于《围城》。尤其是其后半段，感情戏骤然收紧，对大时代着墨渐多，过渡圆熟。一贯挑剔的施蛰存称《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在我看来极是贴切。 于跨越世纪的杨绛而言，《洗澡》所记录的那段大时代，即使阴云密布，后世看来惊心动魄，仍只是她生命中的小小经历。八岁那年，她见证五四运动，30年代，她见证留学潮与中国大学最好的时光。其后是抗战与内战，此后的三反、反右、文革，从山雨欲来风满楼到举国癫狂，她一一见证。86岁那年，女儿钱瑗去世，87岁那年，丈夫钱锺书去世，曾经的“我们仨”只剩她形单影只，可那之后的十几年里，她仍笔耕不辍，百岁时仍习惯凌晨一点多入睡。   资料图：杨绛先生一家三口有人曾说，读《我们仨》，读者往往比杨绛自己更伤心。想来也是如此，一个知识分子，未曾躲过百年中国的所有动荡离乱，到了稍得安定之时，丈夫爱女双双辞世，又是何等寂寥。若是联想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更是只能慨叹：这个时代辜负了他们。 即使人们津津乐道的钱杨恋，也未曾被时代好生呵护。他们初见时，钱锺书第一句便是“我没有订婚”，杨绛则以“我也没有男朋友”作答。此后结伴牛津与巴黎，似乎已是仅有的宁静。自身颠沛流离之外，这爱情还难免被消费，各种猎奇文字以传记、回忆录等名目泛滥，就像林徽因的“四月天”那般，号称传奇，实则都是八卦。 只有杨绛不以为意，在老屋里静待时光流过，以笔记录过往。她出生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又是名门出身，中西文化的碰撞在她身上已是潜移默化。因此她既有传统恬静的一面，又有豁达开放的一面，再加上女性的坚忍，想来这便是她能够历经百年沧桑而不怨天尤人的奥秘。  当然，或许也有看透了的缘故。这百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有一张勉强安静的书桌，也难直抒胸臆。 我一向口味独特，总认为杨绛的文字更优于钱锺书，后者的幽默有时类似“抖机灵”，妙绝但浮华，杨绛的小幽默则不带烟火气。至于沉静平淡的笔调，也是我所喜。但她的恬淡朴实既是才情与技巧，也是隐痛。她的《干校六记》，得某高层“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的十六字品评，评价固然甚高，但文字中所记录的那些残酷荒谬，我们又何尝有机会真正控诉？无数人的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暂不去说它，光是杨绛自己所经历的便沉痛已极——才华横溢的妹妹杨必不堪迫害，死于心脏衰竭，女婿王得一不堪批斗凌辱而自杀。当愤怒可以自由存在时，恬淡朴实当然是一种更为高明的叙事，可是当愤怒无处安放时，恬淡朴实或许只是被动而为之。《干校六记》刚出版那阵儿，据说只能偷着卖，在历次运动中吃了无数苦头的丁玲甚至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也是在《干校六记》出版后，美国驻华办事处主任洛德的夫人非常喜欢此书，约杨绛见了一次面。但此后洛德夫人再约杨绛参加各种活动，杨绛多半婉拒。直到多年后，仍有人以“她对国家对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很清醒”来评价此事，杨绛听了，会不会因为常识的沦亡而从心底泛起悲凉？ 百岁时，杨绛曾写道：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近年来，但凡有知识分子逝去，常有人会刻意提及其旧事，其中不乏暗面，似乎要破除“为尊者讳”的政治正确。其实，且不说这些旧事的真伪，以大时代动荡之剧，种种“运动”之酷烈，人人都少不得一些违心之事或言论，若非要视之为“污点”，或许并不为过，但如果当事人早已自省，就不该苛求。我想，意欲“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的杨绛，其笔下“污秽”不会仅限于外界。若非早有自省，从那扭曲人性的时代中走来的杨绛，不会有如此淡泊的晚年。 记得当年读《将饮茶》，印象最深的便是她写到父亲去世的那一段，家中狼藉一片，她坐在大厅门槛上哭，抬头望见搭丧棚的人在大厅柱子上绑白布，便想起自己结婚时绑彩绸也是如此麻烦。她淡淡写下一句“我现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么一刹那间，我算是亲眼看见了”。而在《将饮茶》后记“隐身衣”里，她又写道：“一个人不想高攀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中国知识分子想做到这境界，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晚年杨绛起码接近了。 她也许并不畏惧自己的孤单，“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便已将自己放在了旁观者的位置上。没错，“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一九九七年，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未，锺书去世。我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没错，“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但杨绛比我们都清楚：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 那百年人生，终究是一个人走过，一个人面对的。  钱锺书杨绛信札【注】本文原标题为《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 【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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