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老舍：无关人民的人民艺术家

文/简书作者：山僧扫雨

众所周知，老舍有个荣誉头衔：人民艺术家。

提起这“人民艺术家”，我们立马能想到，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弱势小民：《月牙儿》的暗娼母女，《我这一辈子》的臭脚巡警，《茶馆》的仨老头和被卖给太监的小姑娘，以及车夫祥子……

他把目光低到泥泞中，关怀被倾轧的人民。

无疑，丛丛荡荡的作家中，老舍绝对担得起“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可是，要说起这称号的来源，却和人民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1.

解放前，老舍已经去了美国，并且有车有房有收入，英译本《骆驼祥子》卖的很不错，有稿费赚。用季羡林的话说，“生活好得不得了”。

但他还是回来了，因为他爱自己的国家。

当时的中国，正360无死角地沉浸在解放的狂欢中，老舍看到人民翻身做主人，也是热情高涨。

跑去龙须沟调研后，马不停蹄地写了话剧《龙须沟》。

《龙须沟》，其实有点像现在的政建公关稿：

以前，龙须沟是条臭水沟，两岸的穷人承受着各种悲惨遭遇，直到党来到，清理河道，为穷人找工作，铲除恶霸，人们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凭借这部话剧，老舍成功蜕变，从“文学的老舍”转变为“政治的老舍”。

“人民艺术家”的奖状，就说的很清楚：

《龙须沟》生动地表现了市政建设为全体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和对劳动人民实际生活的深刻关系。

这个奖状的潜台词，恭喜你站对边，那么请继续。

2.

老舍不仅继续了，还几近痴狂。

有点像被班主任奖励了小红花的小学生，对班主任的每个决定都鼓掌赞同，并大声吆喝：好！好！！

所以，每次新的政治运动来了，老舍都挥毫泼墨，冲在前方。

比如大跃进、比如人民公社：

省又好，多又快，赶上英国不奇怪；

好又省，快又多，赶上英国赶美国。

这种口水标语，正是出自老舍。

人民公社普遍地成立，各条战线上卫星一个接着一个腾空而起，飞入晴天！

我们还要继续跃进，去年一日千里，今年要一日万里啊！

大概很难想象，那个悲天悯人，写出《四世同堂》、《茶馆》的老舍，也是这些狂热标语的创作者。

这时的老舍，是一名兴高采烈的枪手，“用自己的聪明与力气，忠诚与热情，来报答党的教育与恩惠”。

后来，老舍还写过这样一段话：

人民公社的兴起，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使我们手能摸到，眼能看到怎么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直至人生尽头，他都没能摸到，也没能看到。

1966年，老舍完成了他生平最后一篇创作：

《陈各庄上养猪多》

为了写这个快板，他带病去体验生活，并写了长达好几页的采访笔记《猪多肥多粮多的陈各庄大队》。

3.

这时期的老舍，天真热情。

他看透旧社会黑暗的双眼，却不能或不愿或不敢，刺破这层政治狂欢，探索隐藏在其后的悲剧漩涡。

同期，他极力谴责自己的政治寓言小说《猫城记》；他为《茶馆》铺设舆论辩解，“看了《茶馆》后会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正在秘密创作的《正红旗下》，也因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讲话，而默默停笔。

写作之前，他不再以“文字漂亮、故事有趣”为标准，而“最注意写得对不对”。

哪怕是三年灾害期间，民不聊生，老舍依然是高声歌颂，唱大跃进，唱人民公社。

在政治面前，文人一旦幼稚起来，那股天真劲就如同回炉幼儿园。

可是，喊得如此卖力，老舍依然无法得到相关人员的完全信任。一旦风向有动，他照旧被拉出来，成为众矢之的。

4.

对于文革，很多人只在历史书上瞄过一眼这疮疤。

却不知道，疮疤底下，是大片溃烂到骨子的脓血。

有组数据：

在破四旧最高潮的8月下旬到9月底，短短40天，仅北京市就有1700多人被打死，33600多户被抄家，84000多名所谓“五类分子”被赶出北京。

老舍，只是其中一个罢了。

1966年8月23日，老舍遭红卫兵羞辱暴打。

这天早上，他衣着整齐，怀着对“文化革命”的尊重，主动前去学习。他一直坚信，文化革命是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原本批斗重点是死倔的萧军）

这天晚上，他遍体鳞伤，被老伴从派出所接回家。

次日，太平湖多了一具尸体。

从尸体被发现，到文联通知家属，隔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老舍的投湖，被定性为“自绝于人民”。骨灰不得保留。相关部门撇的一干二净。

这就是竭尽全力，跟在后面鼓掌歌唱的人民艺术家老舍，最后的命运。

甚至在三年后，《北京日报》仍把他拉出来鞭尸，标题是《反动作家老舍——复辟资本主义的鼓吹手》。

还配了很恶毒的编者按：如今，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利用老舍这个无耻之徒，为他们猖狂反华服务。

老舍用尽了小心，耗费了无数忠诚，书写了各种赞美，却从“人民艺术家”沦落成“无耻之徒”。

5.

而这段动荡的疯狂，却不断印证着三十多年前写成的寓言小说《猫城记》的寓言。

对，正是被老舍嫌弃、不愿再版的《猫城记》。

有兴趣的，可以读读。

尽管以上，老舍那些“文字漂亮、故事有趣”的作品，仍然值得反复阅读。

只是，该以为诫。

最后，引用季羡林在采访中的一段话：

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教训，我不敢说“文革”不再出现，野蛮的水平，不讲理的水平，随意说是说非的水平，恐怕要超过上一次。